1975年夏天，14岁的我被家人送到景德镇少年宫去学画画。当时我们少年班里有很多人，其中大部分后来成为景德镇陶瓷界的中流砥柱，有曹春生、张景辉、刘志为、王秋霞，还有龚循明……好多人是当时班上的同学，现在已成为我们这个行业里的优秀骨干。
饶晓晴（右一）考上景德镇陶瓷学院时与小伙伴合影
徐庆庚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年暑假我学了一个月的绘画基础后，就开始学习创作。我画了一幅戴鸭舌帽的工人老头画，被徐老师改得很厉害。后来我又学工笔画，画纸都被我绷破了。老师将我们的画修改后，准备搞个展览。后来赶上毛主席去世，大家心情很沉重，就这样，展览就被取消了。但是这次学画的经历让我认识了一帮朋友，以后有缘在一起继续画画。学画停止了，我就准备“上山下乡”，又不想太辛苦，父亲就联系了浮梁寿安大队，让我去画板报。1977年，我父亲带我到景德镇陶瓷学院姚永康老师处，姚老师当时三十几岁，正准备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郑可先生的研究生。他就带我们上工棚去写生，对象有农民、工人。晚上画头像，我就组织几个同学一起去画。1978年我高中即将毕业，准备考大学，寄画到各大美院，到要报考的学校报名，年初寄画到中央美术学院，我的画稿一直没有被退回来，就认为自己有希望。直到当年四五月稿子才被退回来，也就没有机会再准备其他学校的报考了。那一年高中分文理班，我被调到文科班，1978年我就没参加高考。1979年再次参加高考，在景德镇第二十二小学参加美术加试。考完后不久，我很快就收到了合格证。马上回到学校参加文化课高考，报考时景德镇地区有三所美术学校可以选择，景德镇陶瓷学院、江西师范大学、上饶师范专科学校。之后我就进入了景德镇陶瓷学院79级陶瓷美术设计班。当时的老师没有任何功利心，教授学生毫无保留，班上学习氛围也很好。大家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景德镇市技工学校当老师，不过我真正从事陶瓷美术设计教学工作只有一年。其间还做过图书管理员、教学秘书、语文老师。我曾想去考研，非常想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尤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位于北京，让我非常向往。1989年我就准备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胡美生老师的研究生。我曾经在大学期间听过胡美生老师讲的课，并且胡老师也来过景德镇，当时就感觉胡老师人很朴实。不巧我考试的时候，胡老师的岳母去世，没有参加我的面试。加上我的外语分数也考低了。所以那年我没有考上。胡美生老师看了我的专业成绩后，给我寄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信，言及对我的感觉很好，这封信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于是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2013年我帮胡美生老师出版了一本书，之后我又以朋友的身份帮他在景德镇举办了一次个展。虽然我并非胡美生老师的弟子，但是他对我能够帮他举办这样的一场展览特别感动。他对专业钻研之精，令人敬佩，可以说他是陶瓷界中一辈子以实际行动探索陶瓷新面貌的为数不多的学者。
考研回来之后，正值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逐渐放弃了报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念头。在景德镇市技工学校工作之后发现“我不能离开景德镇”的情感越来越浓烈，景德镇历史沃土太厚，于是我就静下心来从哲学角度开始研究陶瓷作品。我从哲学方面探索民间青花传统纹饰与道教图式之间的联系，发现民间青花的符号性、包容性很强，符号与道家哲学息息相关。尤其是“婴戏图”起源于“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发生变异。后来我越发觉得研究纹饰文化特别有意思，它是一个文化的混合体，如《秦高骑驴》等，与古典哲学发生联系，我也逐步开始研究传统文化。欧洲的哲学注重逻辑与具体事项，而东方哲学体系很庞大，追求人性更深的精神层面。陶瓷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中西方的哲学思想交融中赢得了很巧妙的机会。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在学校分到了一间宿舍，就是普通的学生宿舍，一间窄窄的房间，没有卫生间，没有厨房，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我开始画瓷器。原来景德镇弄堂里有很多小型的家族作坊，作坊主大都有一技之长，然后请人拉坯做坯。他们中有的人原来是在单位里专门给人配颜色釉的，有条件后就自己在家做各个时期的陶瓷装饰。那时候画瓷器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不是想画就能画，没有陶瓷材料，没有烧瓷器的窑炉，就只得偷偷摸摸做点私活。当时景德镇独立作坊的规模都很小，很多退休的陶工在家里搞工艺，也有的在建国瓷厂、古窑瓷厂办起了小作坊。最初，我就在其中的一间私人作坊里画一些裂纹釉面的器型，以及用铁钴泥画山水。当时景德镇有外地人专门来订购瓷器，人家让我随意发挥，用的是铁黑釉，是有裂纹的，烧出来之后用墨渗透到缝隙里，效果特别古朴。由于是随意发挥的，画的题材比较广泛。
当时有很多中国澳门或者周边的人来买瓷器。由于我画的瓷器做出来很厚重、很古朴，销量不错。卖出去之后，老板很快就给我发工资了，挣的第一笔钱有70多元。当时工资尚未改革，一个月工资才30元，我一下可以拿到两个月的工资，这么高的额外收入使自己很激动，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手艺还可以赚钱。老板给了我很多作品让我来画，赚了一笔钱，手头功夫也得到了一定提高。
经济体制改革后，从事制瓷的作坊规模越来越大，画师和作坊对半分收益，画一件，得一件。最初是给瓷校的余仁泉画瓷，当时一起画瓷的有钟莲生、戴荣华、宁勤征、裴足喜。改革开放初期，艺术瓷的价格也不高，但是工艺很完美。后来我自己开始买一些坯胎，在余仁泉那里画。我对高温工艺也比较熟悉，经常去里村的方圆陶瓷厂画。
我当时画的多是青花结合高温色釉，属于综合装饰。画瓷时发现自己有一个明显的缺陷—一手头功夫上不去。这样画画不考究，不容易在艺术上进步。只能用色釉把想象的效果表达出来，使看上去很新颖，从长远角度来看很难有很大的发展，单靠颜色釉的变化藏住手头功夫的不足，遮遮掩掩地把作品卖掉。当时是生活需要我去画瓷挣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工艺品的需要带动了陶瓷业的发展。
填色
在1991年的景德镇国际陶瓷节名作展上，我拿了两项一等奖，当时获得头奖引起了陶瓷界的轰动，也可以说是一举成名，引起了很多专家、领导的关注，奠定了我进入“陶瓷圈”的基础。其中一件是个千件大钵，我采用釉下彩工艺，釉是雕塑瓷厂生产的，但我在它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原本计划将底色烧成雅黄色，不知为何烧成了古黄色，之后我在泥坯上用高温色釉的装饰手法绘制了一幅《清明上河图》。获奖的关键并不在于《清明上河图》这个题材，而是我用青花画好了之后，又用花釉处理了一下，就像积了一层雪一样。青花上有一点积料，花釉产生的结晶停留在上面像一层白白的积雪，蓝色的青花配以白釉，效果特别好。
陶瓷艺术是火和主观意识相结合的一门艺术。我当时创作这件作品的想法是，毕竟我在学校是学这个专业的，不想在现实中把这门专业荒废掉了。从事陶瓷艺术是我的一种责任，必须这样去画，立足于创新去发展。
另一件获奖作品是400件的大瓶，我画了一幅婴戏图——《婴戏天趣》，纯粹用青花料画的。20世纪90年代初，景德镇没有人做这么大件的器皿，直至今天，做大件器皿的慢慢变多，陶瓷艺术才逐渐走向成熟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景德镇开始有人做稍微偏大的器物，在此之前通常做80件、100件大小的器皿，200件、300件的器皿都算很大了，现在所做的大型器皿通常是500件、600件。
当时我还在景德镇市技工学校，景德镇市陶瓷馆的馆长余仰贤看中我，认为我有实力，有意让我来陶瓷馆发展，我碍于同学在那儿怕造成竞争，没有答应。到1993年余仰贤老师调到中国轻工总会(以下简称“部所”)任所长，又动员我调入部所，劝我说技校并不适合我发展。我再三考虑后，发现在技校工作与陶瓷专业关系不大，专业技术上得不到突破，便答应了。我应允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调入了部所，部所的平台很高，年轻人来这个单位发展空间相对较大。
部所中老一辈艺术家特别多，有很多老师都值得我认真学习，加上我的岳父徐焕文和夫人徐硕在艺术瓷厂美研室工作的经历，吸收了部所和艺术瓷厂两个地方的艺术精华。艺术瓷厂偏重于传统的粉彩工艺，部所偏重于创新绘画，我体会到了传统艺术与创新艺术的结合。部所在探索中西结合方面有几个著名的艺术家:王锡良、张松茂、李峻、戴荣华等，做雕塑的还有康家钟。命运是很奇妙的，在当时，也只有一技之长的人才能进这个单位，部所里老一辈艺术家的名气比较大，对我的影响很深。我在景德镇陶瓷学院(今景德镇陶瓷大学)读书的时候，这一批艺术家的名字已经如雷贯耳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大，作品也是很有魅力的。读书的时候我就进展厅看过他们的作品，觉得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很漂亮。那个时候的艺术家画作品不是“私家货”，而是有着良性竞争，大家都在部所这个平台上去争荣誉，你比我画得好，我要比你画得更好。现在的平台不一样，进入商业社会之后，有些艺术家最好的作品一般人不一定看得到，很多都跟商业结合，把最有艺术价值的东西藏在自己手上，只会面对收藏家以及买得起的人，不可能把商业价值降下来。这就是现在成功的、商业价值比较高的艺术家的创作现状。
在新一代的创作群体当中，我把文化底蕴与哲学概念结合起来，眼光相对好一些，加上扎实的艺术功底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以及我对西方哲学概念的理解，画出来的自然是按自己的路子，不是学别人的。正因为如此，老一辈的艺术家对我比较肯定。我的作品受部所老艺术家们的陶瓷技艺影响又保留着艺术瓷厂传统的工艺与艺术，突显着部所的研究性。部所因陶瓷大家聚集，我自己也更加努力，只能做好，不能做差。在这样的压力下，我把时间抓得很紧，工作很严谨，厚积薄发，我的艺术修养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同时，我开始重新学习东方文化与西方哲学，以期对两者能有更好的理解。我关注老子、孔子、佛学等思想，但我更偏重于道家的思辨。以此顺藤摸瓜，厘清中国文化的审美域限有多宽，研究过程中我一直没有脱离这个范畴。至此，我发现中国文化的思想特征的是宽泛和包容，并产生了一系列的中国人的思维和观察世界的方法。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人应该坚持继承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宇宙起源的认知，以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等思想，与现代科学元素符号相符，东方人文精神也是这样。中国传统哲学里产生的概念，被现代艺术家们广泛地吸收，而且他们从更高层次去理解哲学概念，在哲学基础上注重突破工艺，注重继承与发展。中国陶瓷依存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从“清三代”到当代，如粉彩艺术地域性强，已经向个性化、注重文化底蕴方向发展。又如古彩，已建构了完整的模式，留给后人很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