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艺术而言，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来表现与传播，必然会不同程度地改变其所谓的“原生性”与“原位性”，但其表现力与影响力却会显著增强，特别可以大大地扩展其受众面，并产生新的审美价值。就内蒙古自治区而言，其传统的民族艺术有着明显的地域特性，即，生成于特定地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之中，同时也主要在此环境中展示与传承，这样，便于在本民族的稳态化文化结构中保持其原生性与原位性，但同时具有传播与交流的局限性；而现代科技手段使之得到极大超越。如，连续几届在塞外青城呼和浩特举行的“成吉思汗杯”国际蒙古舞大赛，先后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赤峰市等地举行的国际草原文化节的大型歌舞晚会，以及其他许多民族特色浓郁的艺术活动，都通过现代视听传媒，及时将现场表演展现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无数受众面前，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科技手段和与之相协调的大众文化运作程序，使当代大众可以享受到传统社会中无法获得的内蒙古丰富的民族艺术及审美文化资源。
之所以说上述两个方面是民族艺术进入文化创意视野中的两个显在的优势，除了因为其显然已是既成事实的客观存在之外，更主要的是，它既是十分丰富的艺术资源，同时也是很大的可开掘与可利用的文化资源。
关于民族文化审美资源的
开掘与利用
如今，文化作为一种“资源”的存在及意义，已愈来愈为更多的人所认同。这当然不只是从发展文化产业角度的确认，而且与人文精神的建构有关。艺术，历来是文化的突出体现方式与重要组成内容，因而，其文化资源特性及价值，也便愈来愈为人所重视，并不断进行着多视角的发现与多层次的阐释。
所谓自觉开掘、利用民族传统艺术的审美文化资源，实际上主要是寻求与激活在当代新的背景之下发展民族艺术的因子和机缘，并使其在文化层面上获得新的生长点。概而言之，自觉开掘与利用民族艺术的审美文化资源，至少有如下三层意义：其一，是民族艺术在当代背景下实现有效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其二，是在当代背景下对于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以使其在营造多元共生的当代文化景观中显示自身价值；其三，对于民族艺术资源进行当代新的文化阐释，并使之焕发出为更多人所接受的新的美学品质。
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艺术，具有显著的地域特性，而且在以往特定历史条件下，都经历了长时期的相对封闭与自适、自足，以及族群生活与生存中多因素濡染的过程，所以，往往既特色鲜明，又极富自然与人文内涵，当然，也必然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成明显差异。
历史发展到今天，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传媒大众化大趋势的到来，现代交通、通讯迅捷发展，原有的地域阻隔被打通。如美国传播学大师施拉姆所形容的那样，在现代化的大众传播机制下，“地平线几乎一夜之间向远处退去。世界越过最近的山头或看得见的地平线延伸到了更远的地方”(张国良主编：《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现代化科学技术支持下的现代媒介及传播机制，彻底打破了传统的物理时空界限，随时将负载丰富的信息传送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并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渗透。这对于具有地域特性的民族艺术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其挑战主要是，一方面其原生环境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本民族中的审美群体(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审美趣味与审美需求发生变化——凸显现代性和丰富性，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既关系到其生存，又关系到其发展。其机遇在于，当代全球化背景为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空间和多种可能，因而，一方面可以在交流中丰富自己并获得新的生机，另一方面，可以凭借种种现代性传播方式与途径，大大超越原有域限，走向广阔的世界。因此，地域性的民族艺术要在当代背景下获得良性的、不失主动性的发展，固步自封不可取，而只求外在表现形式花样变化，无关根本、特别是不可能实现持续和增殖，只有深入到民族文化结构的层面，开掘其内在资源，把握其精神内核，继而借此进行新的、相适于当代人审美趣味的创造，才可能使之不断焕发生机。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其历史客观性，它是人们在民族文化及民族艺术的对话与交流中的主题，同时也自然成为文化认同的基石。但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任何民族文化的内涵又都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静态，它具有时间性——只要时间在流动，这一内涵就在变化与更新之中，它从来就不是僵化的、凝固不变的。民族艺术中的审美文化资源也是如此。这便意味着，开掘民族艺术的审美文化资源，这本身即是一种深层的发现与交流，需要有开放的视野。从某种意义上看，一个民族的文化资源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其是否以开放的心态去开发和吸收。
另外，实现对于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开掘与利用的丰富性和有效性，还与当代人的创新精神及创造能力相关。所以，我们在充分认识并注重合乎规律地开掘和利用民族文化审美资源的同时，还需要始终强调其原创精神的张扬与原创力的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