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葆桢先生写意花鸟画，继承了任伯年先生、张书旂先生为代表的近现代花鸟画之菁华，在20世纪后期继续宏扬其精神和技法并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苏葆桢先生历经三十余年实践、融中西绘画技艺于一炉而创造出的葡萄画，更为花鸟画坛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他笔下的一花一木、一石一鸟无不出自生活,更兼徐悲鸿大师教益：“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续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1），尤其师承了张书旂先生粉彩花鸟画法并加以发扬。苏葆桢先生在他长达半过多世纪的绘画生涯中，留存下了多姿多彩的作品，其卓著的成就，为新中国花鸟画的发展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苏葆桢先生花鸟画艺术进行分析，抛砖引玉，作行家里手的标的。
一、艺术承传关系的考察
苏葆桢字子幹，祖籍江苏宿迁，生于1916年5月7日，卒于1990年6月19日。1938年随江苏省立联合中学躲避战火迁入重庆，次年暑期考入国民政府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专业，师从徐悲鸿先生、张书旂先生、黄君璧先生、傅抱石先生、陈之佛先生、吕斯百先生、吴作人先生等，画技日渐精进，作品参加全国美术展览获青年一等奖，深得徐悲鸿先生、张书旂先生奖掖。1944年毕业后，吕凤子先生竭力延揽，进入江津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教职，后自己创办健生艺专。此间展转于重庆、成都、泸州、江津等地举办个人画展，画名鹊起。因与重庆壁山士绅杨家女儿鸿瑚女士结亲，故一直留在重庆。解放后1956年，周恩来总理指示教育部在全国招聘人才，遂进入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
苏葆桢先生之父苏老泉公是前清秀才，喜好书画，家中收藏有一些碑帖字画，闲时拿来欣赏。苏葆桢先生六岁时经父亲启蒙，初试画笔，在绘画方面表现有很高的天赋。据苏葆桢先生自己回忆：父亲教他练字习字，临摹碑帖，并省吃减用积钱到上海书店去邮购画帖，左邻右舍亲友家有古画，无论是花鸟、山水、人物，都想办法借来临摹。画纸和画笔也不讲究，硬纸、毛边纸、生宣和熟宣纸都画，这倒锻炼了他对各种纸的性能的适应。苏家有薄田数亩，常年种上果蔬、花木，喂养鸡、鸭、鹅等，每到收获季节，苏葆桢先生也和家人一起去帮忙，这令他从小就对花木、禽鸟的形象结构和羽翎颜色十分熟悉。
江苏宿迁离历史名城徐州很近，尊崇文人画士的风气颇盛，是个文物风土清嘉之地。苏葆桢先生升到中学，美术教师余定栋先生对他影响和帮助很大。余先生是上海老画家张律光先生的弟子，对萧谦中、胡佩衡的山水和张书旂的花鸟画都颇为熟悉，他给苏葆桢先生提供了很多绘画资料并悉心指导。在一次学校举行的绘画展览上，苏先生获得一等奖，奖品就是一本《书旂画集》，这对苏先生是很大的鼓励。加之苏先生本人勤奋好学，到中学毕业，他的绘画已体现出追摹张书旂画风的特征。
事有凑巧，苏葆桢先生进入中央大学艺术系所听的第一堂课竟然是张书旂先生所授，从此以后，张书旂先生和苏葆桢先生的师生之谊保持多年。1941年，张书旂先生应美国政府之邀请到新大陆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及讲学，一呆就是六年，其间还有书信往来。1947年春，张书旂先生从美国回到南京，苏先生专赴南京参加欢迎会，当时40 多位中大艺术系的学生欢聚一堂。临别时张先生还赠苏先生“百鸽图”画片及一张他在波士顿博物馆画展时的大照片，苏先生依依不舍地告别老师，这一别就再没能见面。张书旂先生为浙江浦江人氏，张家以诗、礼、书、画传家。明代大文豪宋濂形容浦江“仙笔为屏，大江为带”，是“天地绝秀之区”，是才人辈出之地。张书旂先生青年时废寝忘食地习画，是吕凤子先生所办上海美术学校的得意门生，他在近现代花鸟画坛具有重要地位。徐悲鸿评他：“刻意写生，自得家法，其气雄健，其笔超脱，欲与古人争一席地。”吕凤子先生评他：“画花似闻香，画鸟若欲语，对形神兼备表现手法，可谓尽画家之能事。”（2）他的书画学不仅师承“黄筌富贵，徐熙野逸”，更对近代名家任伯年、潘椒石两人的绘画技法颇有把握。任、潘二人是近代南北作花鸟画的能手，他们善于对自然加以关照，又融合自己的心灵，风格空灵明快，在绘画上突破了前人的窠臼。不仅如此，张书旂先生特别推崇力主革新的岭南画派之祖高剑父的作品，认为其作品：“气象万千，独出心裁，当今之世，无人能望其项背。”（3）总之，张书旂先生花鸟画博采众家所长但又不亦步亦趋，特别是他的粉彩画独树一帜，在有色宣纸上用白粉作画，“计白当黑”，纸与粉相辉映，显出雅丽的风采。苏葆桢先生在中大艺术系学习时深得张先生教益与嘉许，多年来对张先生的作品心摹手追，并发展了张书旂先生粉彩画技法。苏先生在在蓝底或淡赭底色宣上画孔雀，抓住孔雀炫耀其美丽羽毛的瞬间，用沟、写、丝的笔法展现孔雀羽毛的光洁、细润、纤尘不染及透明的质感，再配以浅红色、浅紫色、青紫色的杜鹃、樱花、玉兰，或配以山石、松枝、竹枝等，其画面山石、花卉的灵动与精妙，孔雀的神采奕奕令你感到扑面而来的鸟语花香和典雅富丽的秀丽烂漫。苏先生在用粉调色运笔时，十分注重用粉与色的不同调配形成光线的明暗，来表现禽鸟背部、脖子部分的羽毛的鲜艳度和蓬松感，并且把粉彩广泛用于花卉和禽鸟的表现中，用粉来提点花瓣和鸟羽，使其更加润泽和光洁，苏先生用粉画各种花卉与禽鸟，一如用墨之法，浓淡、干湿、轻重、厚薄，随意点染，有时浓化鸟之羽毛，有时展示花之精神，笔致变化万千，效果苍劲秀润，风雅宜人，作品在神韵中求富丽，在艳丽中蕴藏雅静。这一实践，对传统花鸟画技法是一大推进，使传统花鸟画在写意、写实及生动性方面有了更多的表现手法。徐悲鸿先生就曾说过：“中国近代绘画，山水不足道，所长者惟有花鸟。”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先生对任、张为代表的近代花鸟的继承和宏扬应功不可没。
苏葆桢作品《墨葡萄》
二、绘画精神内核分析
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上，徐悲鸿先生大力倡导引进西方艺术，实行中西合璧，改变明清以来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的弱势，他在中央大学教学中贯注劲这种思想，引进西画写生法，讲究不仅要对景对物写生，还要“速写”、“默写”。此举的目的在于强调对物象“形神”的准确把握，以期达到造型能力的提高。这样训练的结果使作品既外型准确洗练，又能淋漓尽致地发挥画家的意旨，获得浑然天趣、清润秀雅的效果。苏葆桢先生直接受教于悲鸿先生，就特别注重写生，他在其著作中强调：“写生是国画学习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画的写生，在于热爱生活、观察生活，从而熟悉生活，掌握各种对象的结构特征与运动变化的规律，而又不受这些规律的限制，通过丰富的想象，大胆地夸张取舍，用精简的笔墨（包括色彩），描绘出瞬间的动态，”能“很自然地描绘出又真实、又概括、又得神的形象来。”（4）简言之就是要求 “形神兼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苏先生的许多作品都以写生为基础，从《苏葆桢花卉蔬果白描集》中，可见苏先生写生的勤奋：一年四季的各色蔬果、花卉，足迹所到之处的罕见花草，无不进入他的笔下，胡豆花、鸢尾花、凌霄花、绣球花、海棠花、秋葵花、石斛花、菖兰花、厚扑花、蔷薇花、紫藤花…..无花不画；蚕豆、茄子、萝卜、白菜、南瓜、丝瓜、玉米、葡萄、广柑、冬瓜、豇豆……无果不写，这些写生作品时间跨度达三十多年，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组合，线条流畅简练，笔锋饱满圆润，晕染浓淡适中，形象准确，布局巧妙，令人感叹其观物工夫的精到。苏先生许多作品皆是“师造化”和“师心”的高度融合。以苏葆桢先生代表作《川西三月》为例，就源自写生。1959 年和1963年，苏先生两次带学生到川西平原写生，正值菜花飘香的季节，一望无际的金色花田里点缀着丛丛四川农家特有的慈竹，列列整齐的蜂箱搁置在田边，勤劳飞舞的蜜蜂给暖洋洋的春日增添了蓬勃的生气。苏先生非常激动，把这富饶的川西景色印入心中。1974年春，四川省美协调集力量到成都搞创作，苏先生也接到通知。到成都的第二天，苏先生就带上两个干馒头到沙河堡写生。为了仔细观察，他一路步行，走走画画，画画走走，由于踏入花田仔细观察，头上被蜜蜂蛰了个大包。回驻地后，展纸凝神，落笔如风，一气呵成，数稿之后，巨幅精神充足、气韵生动的《川西三月》诞生了。那黄澄澄的菜花，那青亮亮的绿竹，那活伦伦的蜜蜂，把个天府之国的阳春三月图展现于眼前。此画参加了当年的全国美术大展，也给画家赢得了荣誉。创作这幅画，对菜花由近至远的效果的处理，体现竹竿的光润亮度等，都借鉴了西画的一些法理。为了衬托菜花的鲜亮，还把广告色中的柠檬黄、中黄点写菜花，并运用传统中国画的反衬法，在画纸背面用赭色反复晕染数遍，这是苏先生在创作思想上“立象以尽意”，在创作技法上实践中西艺术合璧而取得的成功。
中国写意花鸟画在宋元以前，基本上以忠于和再现物象固有的“雍容”与“华贵”为审美意趣，而在此之后的花鸟画，则逐步把对自然属性的描绘与个人情感、理想、气质相契合，追求“意”与“象”的结合、“形”与“神”的结合。如明代徐渭画墨荷墨蟹作诗云：“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5）此为借题发泄他对世态的不满和对官僚搜刮民脂民膏的不满。在作葡萄画时题诗云：“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此乃感叹他一生坎坷，怀才不遇，投路无门之苦。（6）然社会的变迁使每位画家所面对的世事均不相同，郑燮、石涛、八大、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在其画中流露的人间凡情亦各各不同。可以这样说，成熟的中国画都是画家心灵的外化，反映画家的意念、思想、修养及人格。要品评20世纪中后期的画家作品，不能脱离考察社会的巨大变革对他们的影响，苏先生一生数度经受了这场社会变革带来的磨难：1938年日本人侵华令他离乡背井、流亡入川；1951年“镇反运动”中被误判入狱三年；1968年文革中又因所谓“历史遗留问题”二度被关入西山坪劳改农场，一年零四个月才放出来。但苏先生却把这种磨难和屈辱当成了生活对他的挑战，他具有现代人不向厄运屈服的阳刚之气，而不似明清文人画家以怪异之笔显示其落拓不拘。“自古雄才多磨难”，他顽强地击退一次又一次几乎灭顶的灾难，始终坚守绘画阵地。综观苏先生的作品，多作于1954年到1965年、1974年到1990年这前后两个十多年的时间之内，这意味着他每每刚刚从民族或个人的灾难打击中苏醒过来，来不及喘息立刻就拿起了画笔，这是怎样一个铮铮不屈的汉子！更为不易的是苏先生的作品始终以“真、善、美”示人，五六十年代，他画下了人民公社喜庆丰收的场景：黄南瓜，绿丝瓜，白菜萝卜满篮筐，鲜活的蔬果中融进他对生活的美好祝愿；还有娄山关雄关道上的殷红山丹，也有金橘装满筐葵花向太阳，还有双蝶戏英蓉群鸭卧莲塘，鸽子展翅飞葡萄挂枝头，这些作品更体现了他善良的人生愿望。七十到八十年代，苏先生的画品更为丰富：磬绿的百合花，浅绿的腊梅花，粉红的菖兰花，风声萧萧的墨竹，珠圆玉润的葡萄，柳丝轻拂紫燕纷飞，珠藤垂吊白头相依，雏菊横斜茸鸡觅食，卷丹吐蕊雄鸡高亢。这些画笔法更为圆熟，设色清秀，情调明快，构图精致。正如徐无闻先生所言：“他（苏先生）对生活始终抱乐观的态度，即使经历坎坷，仍然紧握画笔，执着于艺术的追求。画如其人，在他的作品里，没有怪僻荒诞，没有灰暗阴冷，他笔下的一切花鸟，组成一个爽朗清新、富丽和谐的世界，给人们以甜美的慰籍。”（7）给人安慰，令人忘忧，催人向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精神产品！“吃的是草，挤出出的是牛奶”这样的绘画精神内核何等崇高于慷慨！黄宾虹大师说过：“惟有高尚无邪的人品，才能确立好的画品，画作流露出人的思想感情、学识修养，不能有丝毫的伪装”，（8）人高则画亦高，苏先生的画正体现了他博大高尚的胸襟，对苏先生来说，画是他心灵上的一方净上，画是他珍视的物外人生，画是他生命之泉。一切艺术创造，人格因素第一，“画格以人格出之，人格之外无画格，画格以内无非人格。”（9）“画品之高，根于人品。画以人重，艺以道崇”（10）苏先生平易谦和、重德向善、坦城质朴、甚至拘谨克己的性格，使他不以绝俗遁世的方式抒发个人情怀，而选择振奋向上、同舟共济的高尚之气体现于画面之中，这样的人格和画格令人景仰。苏先生八十年代喜用几方印章“百花齐放”、“鸟语花香”、“推陈出新”、“八十年代”，是苏先生现实主义艺术主张的写照，也是一个老画家经历了大波大澜之后归于淡泊、宁静、简远人生的结晶，他以生命的沉重赋予了作品以厚实的内涵，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奉献出朗朗无忧的画境。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苏先生作品笔墨所具有的价值，还要读懂其历练人生赋予画的价值，这应该是读苏先生的画必须认识到的。
苏葆桢作品《玉羽迎春》
三、钟灵毓秀葡萄图
艺术长存的生命在于创新，绘画艺术亦是如此。创新之所以不易，在于其必须“丘壑内营”，而不能机械地描绘实物，而要以心接物，借物写心。傅雷先生曾论及绘画创作时说：“览宇宙之宝藏，穷天地之生机，饱游饫看，冥思遐想，穷年累月，胸中自具神气，造化自为我有；是师法造化，不徒为技术之事，尤为修养人格之终身课业；然后不求气韵而气韵自至，不求成法而法在其中。”（11）这段话深刻地指出艺术作品从再现到表现的内在过程的本质，而苏先生以其多年的艺术实践证实了创造过程各个阶段的特点。从他幼年时期起葡萄就印入心中。“幼年时期我家门外就载有葡萄树，从春到秋发芽、开花、结实到成熟，它的生长姿态和一串串淡黄色或紫红色的葡萄，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12）葡萄因其甘甜味美之实受人喜欢，而在苏北乡间，还寓有多子多福之意，所以苏先生对这种水果珍爱有加。此后多年的习画过程中，徐渭、吴昌硕、齐白石、汪亚尘及张书旂先生所作葡萄，苏先生都认真研习过。传统画葡萄之法，有工笔个写意两种，工笔往往采用勾勒添色和没骨晕染，而写意则体现于藤子之上，采用书法笔法，象写篆书、行书、草书，追求笔力的纵横于挥洒自如。徐渭、张书旂所作葡萄，重在展示藤叶的疏放与潇洒，或是借此表露个人落拓不拘的性格，对累累果实关注较少。苏先生关注的恰恰就是前人忽略的部分，他认为应该表现那粒粒饱满晶莹的浅紫色或深墨色的葡萄串展示其丰盈充实之美。苏先生以“师造化”为起点，从他存留的白描画稿看到，1963年和1965年夏天，苏先生就绘有多幅藤子和盘子葡萄写生图，画上所题为“写李际科老师后院葡萄”。他几乎走遍了重庆近郊的果园，西师园子里的葡萄不知多少在他笔下留过形象，他还曾与缙云山脚下一李姓果农结下深厚感情。六十年代以来，无论走到哪里，苏先生都想法对葡萄进行仔细观察。他出差到北京，数度到京郊葡萄园写生。 1986年，苏先生两度出访日本，他看到日本的葡萄颗粒饱满，串形漂亮，就准备带两串回国写生，到海关时才知道，水果是不能私自带过关的，苏先生非常遗憾。但当海关人员的知他就是著名的“苏葡萄”时，破例让苏先生如愿以偿。传统葡萄的画法皆用“填写法”，因而葡萄缺乏透明的质感，显得死板，苏先生则利用水墨和生宣中棉料净皮纸的性能，采用“圈写法”，用精简的两笔，利用墨色的淡浓和中间留出的高光，画出带光感和水分饱满的葡萄，并将葡萄组成一球球富有立体感的葡萄串，表现枝头葡萄的空间感。并且，苏先生不拘限使用水墨画葡萄，还运用花青、曙红、胭脂、藤黄相调配，画出紫色葡萄和绿色葡萄，并将紫、墨、绿三色画出不同颜色的葡萄串，配以篮子、盘子或各色花卉。苏先生对葡萄藤叶和藤本的处理，采用了书法的运笔，显示其苍劲有力和新鲜茂盛。一幅幅构图精巧、设色秀丽、珠圆玉润、典雅端庄的作品相继问世。这些画富有昂扬的时代生机，给人以蓬勃向上的活力，人们为表示对他的创造葡萄画品的极大认同，给苏先生以“苏葡萄”的美誉。苏先生认为：“昔日荒山，今日变成果园，我们应该用画笔歌颂人民幸福的生活，歌颂农业丰收的喜悦给人以新鲜愉快的感情。”（13）这同苏先生一贯的艺术主张时相通的。改革开放以来，苏先生的葡萄不但为中国人们熟知，也走进了亚、欧、美等各大洲的博物馆和画廊。日本福冈市博物馆馆长，在一次中国文化部对外交流展览团举办的美术展览上看到苏葆桢先生的葡萄，大为惊叹：“用油画来表现葡萄的光感和质感都极不容易，而苏先生用这么简单的墨彩就把葡萄表现得如此精妙、巧夺天工，真是敬佩！”
苏葆桢作品《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