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世 战乱 避走重庆
1916年5月7日，江苏省北部离历史名城徐州百余里远的宿迁县苏圩，村塾先生的房子里传来了婴儿落地的啼哭声，先生给儿子取名子幹，他就是后来以“苏葡萄”而称誉中国画坛的花鸟画家苏葆桢。宿迁是平原地区，放眼望去，不见边际。虽在长江以北，但气候风物，亦与江南水乡接近。有交叉的河道，不息的蛙鸣。塘有鱼虾，土有蔬瓜，栏有猪羊，笼有鸡鸭。圩子是苏北的一种村落的名称，住的基本是同姓人家，面积很宽，建筑屋都比较低矮。圩子的边缘有一条很深的河沟环绕，以示与别的圩子的界限。
塾师家有薄田数亩，房前屋后的园子里栽种有一些花木蔬果，如月季、玫瑰、桃花、腊梅、菊花、葡萄等，既可以作为一种观赏，又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特别是玫瑰花，所收的花瓣腌上糖，是乡里过年节包汤圆的好心料。玫瑰花骨朵晒干后可作茶。葆桢先生从小就对花卉、鸟类十分有兴趣，平日里跟随家人弄花木，浇水、施肥、锄草，到了该采花作茶的时候，一家人起了个大早，将玫瑰花连蒂采下，放入一个竹编的大晒篮，鲜艳的带露玫瑰散发出清新的香味，满园子及采花人都熏染得香了。葆桢先生还十分喜爱小动物，把别的孩子捉到的不会飞的小鸟带回家喂，把米粒捣碎泡软，一点一点地喂，小鸟长大后飞出去，只要一唤，小鸟就回来了。这令他从小就对花木、禽鸟的形象结构和羽翎颜色十分熟悉。
苏葆桢先生之父苏老泉公是前清秀才，喜好书画，家中收藏有一些碑帖字画，闲时拿来欣赏。苏先生六岁时经父亲启蒙，初试画笔，在绘画方面就表现有很高的天赋。看到儿子潜在的天赋，老泉公就节衣缩食，积点钱到上海的书店邮购画帖给儿子临摹。江苏是文人、画家辈出之地，老百姓爱画是风俗，许多人家都藏有三五帧古画，左邻右舍看着苏先生画画入迷，都主动把家中的一二件藏品借给他临摹。七姑八婆要描花鞋面样，也找到他；哪家姑娘想绣个荷包、肚兜的，也找到他画一两枝牡丹、菊花；圩子里有人结亲，图个喜气，也找他画画贴到家具上面。乡间并不讲究纸笔，硬纸、毛边纸、生宣熟宣，都拿来作画，无形之中，早早锻炼了苏先生对各种纸的性能的把握。
上初中后，美术老师余定栋先生特别喜欢他的聪明颖悟。余先生是上海老画家张律光先生的弟子，对萧谦中、胡佩衡的山水和张书旂的花鸟画都颇为熟悉，在余先生的指教下，苏先生画技大长，学期结束时，全校举行绘画课外小组的画展，他得了头奖，奖品时一本《书旂画集》，从那时起，张书旂先生的画风就影响着他。初中毕业，家中无法负担投考美术专科学校的费用，苏先生只好就读本校的职业高中部，学习玻璃制造业。职高部不但教绘画技艺，而且让学生给校办工厂设计制作花瓶、笔筒、帽筒等，对学生锻炼很大。后来，学校改名叫江苏省立窑业学校。转眼高中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学校将苏先生留下，一边担任刻印钢板印刷材料之类的杂务工作，一边也为学校的窑品设计画画。1936年，窑业学校得到几名公派留日的名额，到日本学习玻璃器皿的制作，苏先生也在入选者之列。大家欢天喜地治装出发，都到了上海，准备乘海船东渡时，忽然传来消息：不走了！因中日关系突然紧张，留学之事取消了。大家很扫兴地回到窑业学校。
风声越来越紧，常听到飞机低沉的轰鸣声呼啸而过。宿迁城里风声鹤唳， 1937年7月，抗战终于爆发。学校的几位青年教师相约去参加青年军抗日，苏先生也去了。其实青年军只是东躲西藏，并未与日本人交手。1937年底隆冬，快进旧历除夕了，军队正匆匆行军于河边，忽遇日军飞机轰炸，大家慌忙躲到桥下。河面结了冰，大家就站在冰面上。由于人太多，冰层垮了，齐刷刷地掉进了刺骨的冰水里，冻得人直打颤。飞机走后，大伙才从河里出来，脱下衣服烤得半干又穿上。青年军常常没有吃的，往往走到半道上挖点老乡地里的山芋充饥。苏先生心想：这如何是好呢？于是，向指导员告了假，就又回到窑业学校。此时，日军已占领华北大部分地区，正向南推进。学校也准备内迁，校长章纪南先生见回来了几个青壮年，非常高兴，拉着他们说：“我正愁得没办法，你们来了就好了。我们赶快打点学校的有用之物，迁向内地。”江苏省立窑业学校就这样开始了迁徙之途，苏先生也加入了逃难队伍，离开了生养他的家乡江苏。
学校一行到了武汉，才知道湖北根本不能停留，日本军队已经向武汉逼近。只得继续向西进入四川。入川的船票极难买到。苏先生个子高，他自告奋勇去买船票。足足排队两天两夜，才买到二十多张船票。当他满头大汗回到旅社，才发觉多买了几张票，赶紧又回去把票退掉。事后，同事们笑他太老实，如把船票拿到码头去卖，岂不可多赚好几佰元钱。
从武汉西行，进入三峡，江面陡然变窄，江水湍急，两岸山势笔立，船在峡江中行走，不辨时日，羁旅之愁油然而生。
校长章纪南先生有一个同乡在江津县教育局任官职，他力荐江津作为校址，一是这里物产丰富，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二是濒临长江水道，往来也方便。三是离都市中心区有一段距离，生活相对便宜。1938年，校址就定在江津的中渡街，与江津县城隔几江相望。中渡街抬头可见长江水浩浩汤汤奔向东去，仿佛随时可以带去对家乡的思念。小街是一条青石板路，有几家店铺，卖江津老酒、五香花生米、胡豆，还有一家卖洋火柴、蜡烛之类。江津的烤花生出名，街上还有几家烤房，空气中都飘着烤花生的香甜味。这一带还盛产广柑、甘蔗，一到相应的季节，成筐金灿灿的广柑和成捆的甘蔗堆满码头。这里乡民喜好送孩子读书，许多人家都是诗礼传家，确实是一处办学的好地方。新安顿的学校改名叫江津窑业学校。苏先生也随学校安定了下来。
1937年苏葆桢江苏留影
第二章 悲鸿大师任教中大艺术系 投考去
1937年10月，美术界巨擘徐悲鸿先生及当时政府国立中央大学也相继辗转到了重庆，中大的校址就设在重庆大学旁边的松林坡。校舍自然十分简陋，是用竹木编搭的几十座房舍，但教授阵容却十分强大。徐悲鸿先生、陈之拂先生、傅抱石先生、张书旂先生、黄君璧先生、吕斯百先生、吴作人先生、谢稚柳先生、李瑞年先生、秦宣夫先生、黄显之先生等，都在此任教。蒋介石先生曾亲任中央大学校长。一时间，西南重庆的文化气氛掀起高潮。
很快，中央大学艺术系开科延考。从四面八方逃难到大后方的青年学子一下找到了求学的地方，高兴得奔走相告。招生的消息传到了江津，苏先生十分高兴，他积极备考，1939年9月，榜上有名，苏先生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专业。一同考取的同学有：岑学恭、郭世清、梁白云、孟广涛、刘泽、苏茂邦、尤玉英、韩智中、魏正起、扬若英等。
在中大学习的五年中，苏先生得以系统学习绘画技艺和绘画理论，是他画技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大艺术系十分注重对学生的基本技法的训练，第一、二年级学习素描，进行石膏写生和人体写生，训练学生有扎实牢固的绘画基础。在此基础上，又以速写和默写的方式训练学生的造型能力。速写要求在极短的时间里抓住物象的特征并以笔墨传神。默写则是根据生活中观察到的瞬间生动物象，凭着敏感的记忆力和印象默写描绘出物象的原貌。到三年级，才开始分科学习油画和国画。
1939年1月苏葆桢在重庆江苏省立联合中学（前排右起：第四人为苏葆桢）
在中大的教授们中，犹以徐悲鸿先生对这些从四面八方来的青年影响最大。他衣着朴素整洁，态度和蔼可亲，不仅不抽烟喝酒，连品茶的习惯都没有，渴极时找杯开水一饮而尽，经常和大家一起在集体食堂吃饭。有时为了节约时间，叫同学顺路代买点白薯或烧饼充饥。对学生的绘画，他总是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才能，发挥学生自己的特长。他对学生说：“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多画画是最重要的。”他经常把他珍藏的画册和图片带给同学们看，并作详细的讲解。徐先生教导学生：看画要看“天下第一”，画画要“一千张”，实际是说：要有量变，才能产生质变，要画得多，才能画得好。每次给大家作完示范之后，徐悲鸿先生都要把画桌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说：举凡纸、笔、墨、颜色，无一不是许多人辛勤劳动的结果，决不容许浪费。这些教导，成为了中大艺术系学生受用终身的宝贵精神财富。
1940年苏葆桢在中央大学时留影
1942年6月29日中央大学艺术系师生欢迎徐悲鸿出国访问归来
欢迎徐悲鸿返校照片人名录
事有凑巧，苏葆桢先生进入中央大学艺术系所听的第一堂国画课竟然是张书旂先生所授，从此以后，张书旂先生和苏葆桢先生的师生之谊保持多年。张书旂先生为浙江浦江人氏，青年时废寝忘食地习画，是吕凤子先生所办上海美术学校的得意门生，徐悲鸿评他：“刻意写生，自得家法，其气雄健，其笔超脱，欲与古人争一席地。”吕凤子先生评他：“画花似闻香，画鸟若欲语，对形神兼备表现手法，可谓尽画家之能事。”他的书画不仅师承“黄筌富贵，徐熙野逸”，更对近代名家任伯年、潘椒石两人的绘画技法颇有把握。张书旂先生花鸟画博采众家所长但又不亦步亦趋，特别是他的粉彩画独树一帜，在近现代花鸟画坛具有重要地位。苏葆桢先生在中大艺术系学习时深得张先生教益与嘉许，对张先生的作品心摹手追，努力学习张先生花鸟画技法。当时，中国画教室是艺术系条件最好的了，三十平方米的一间大屋子，每个同学都有一张较大的画桌，画桌下是几个盛画具的抽屉。最前面一张，专门留给老师上课时作示范用的。那种良好的教学氛围不但是在战火连天的艰难岁月难以寻觅，就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是弥足珍贵的。名师出高徒，在那样动荡不稳的年月，重庆时有敌机轰炸，物质匮乏，加之许多学生都是逃难出来，连生活费用都成问题，而他们中许多人都刻苦学习，多年后成为了当代美术界的栋梁之材，足可见对绘画的热爱与不懈的追求精神是最为可贵的。
苏先生离开了江津窑业学校，经济十分困难。好在学校管饭，肚子可以吃饱，但买纸笔墨颜料总需要钱的。第一年的时候，靠着老乡的关系东挪西借总算过来了。但同学也很困难，有的同学甚至做点熬锅肉，吃饭的时候端到饭堂卖，以一片肉多少钱论价，这样凑点钱买纸笔颜料。苏先生则画了许多花鸟小品，拿到沙坪坝和市中区的裱画店去寄卖，由此结识了几位裱画店的老板，其中，赖廷增先生是一个。赖先生在市中区新华路一带开了一个裱画店，他常帮苏先生卖画，抽成后将画款交给苏先生。卖了画总是十分愉快的，意味着可以添置点必须用品了。苏先生的画颇受张书旂先生影响，画面清新美丽，喜用粉彩，造型生动，瓜棚豆荚、芙蓉鸳鸯、墨竹促织、菊花茸鸡、芦苇群鸭、红梅黄雀，莫不入画。有一次，苏先生画了一张翠绿色的芭蕉下卧有几只毛茸茸小鸡的画，颇有四川农家风味。画好后就放在画桌上了，正遇上画店老板到学校来找人，马上就看中了这张画，立刻出钱买下了。
中大的伙食团都是包给外面的人来做的，伙食办得不错。有时遇上饭煮得少了点，有人喊声：“今天的饭不够吃！”于是大家一轰而上抢饭，结果抢的饭又吃不完。国画系的同学还在教室旁边养了锦鸡、鸭子，甚至还养上了兔子。这些东西常常可以作为写生的对象。苏先生从小就爱小动物，所以照料这些东西经常是他。鸡、鸭就在他们的画室外游走，其神态与形态都成为绘画的资料。有一次，苏先生发现养的兔子不在了，接连好多天不见踪影，他想恐怕是弄丢了，哪知过了一阵子，教室里突然出现一群小兔，带队的自然是那只老兔子。这才知道，这只老兔子下崽子去了！
过年了，有家难回，大家心中充满难言的苦痛。家在重庆的同学刘泽先生提来了腊肉，大家合计，宰只鸭子炖腊肉吧。同学们都知道，平日里都是老苏在照顾它们，所以眼睛都望着苏先生。苏先生叹口气道：“鸭子呀，可怜的鸭子！我本不忍心杀你，无奈过年了，大家又没有吃的，只好对不起你了！”鸭子杀后和着腊肉一起炖，鸭子都炖烂了，腊肉还未耙，大家还是把这一大锅怪香怪香的东西吃了下去。
1944年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期间在自己的作品前留影
第三章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磨筋骨 苦心志 成正果
1944年苏先生毕业后，吕凤子先生竭力延揽，进入壁山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教职，此间展转于重庆、成都、泸州、江津等地举办个人画展，画名鹊起。无奈时局混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办学却种下祸根。1947年，因与重庆壁山士绅杨家女儿鸿瑚女士结亲，故抗战胜利后留在重庆。1951年“镇反运动”中，因在北碚办学时租用过禅崖保育院的房子，而这保育院名义上是白崇禧办的，为此，苏先生被判入狱三年。据苏先生自己回忆，北碚的许多基础建设如北碚人民大会堂（现天奇物业旧址），他都抬石头修过。1954年3月出狱后，全家迁至重庆七星岗大同路，靠画竹帘为生。大难之后的苏先生并未气馁，更加勤奋地作画。
1945年在璧山正则艺专
1946年春，苏葆桢在重庆璧山“正则艺专”任教时的留影
1949年在北碚禅岩同新中国艺专学生合影（后排右起第二人为苏葆桢，后排左起第三人杨鸿坤，第六人岑学恭）
1956年，周恩来总理指示教育部在全国招聘人才，苏先生进入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1956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生活安定，是苏先生艺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他一边教学，一边画画。苏先生写生十分勤奋：一年四季的各色蔬果、花卉，足迹所到之处的罕见花草，无不进入他的笔下：胡豆花、鸢尾花、凌霄花、绣球花、海棠花、秋葵花、石斛花、菖兰花、厚扑花、蔷薇花、紫藤花，无花不画；蚕豆、茄子、萝卜、白菜、南瓜、丝瓜、玉米、葡萄、广柑、冬瓜、豇豆，无果不写。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组合，线条流畅简练，笔锋饱满圆润，晕染浓淡适中，形象准确，布局巧妙，令人感叹其观物工夫的精到。他还用画笔记下了人民公社喜庆丰收的场景：黄南瓜，绿丝瓜，白菜萝卜满篮筐，鲜活的蔬果中融进他对生活的美好祝愿；还有娄山关雄关道上的殷红山丹，也有金橘装满筐葵花向太阳，还有双蝶戏英蓉群鸭卧莲塘，鸽子展翅飞葡萄挂枝头，这些作品都体现了他善良的人生愿望。
历史往往给人开天大的玩笑。1968年，苏先生又因所谓“历史遗留问题”二度被关入西山坪劳改农场，一年零四个月才放出来。苏先生把这种磨难和屈辱当成了生活对他的挑战，他那苏北汉子不向厄运屈服的阳刚之气，顽强地击退了一次又一次几乎灭顶的灾难。 1972年以后，文革因林彪的毁灭而过了疯狂的高潮期。苏先生又一次回归绘画阵地。从1974年到1990年，是苏先生的艺术生涯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犹为不易的是苏先生的作品始终以“真、善、美”示人，正如徐无闻先生所言：“他（苏先生）对生活始终抱乐观的态度，即使经历坎坷，仍然紧握画笔，执着于艺术的追求。画如其人，在他的作品里，没有怪僻荒诞，没有灰暗阴冷，他笔下的一切花鸟，组成一个爽朗清新、富丽和谐的世界，给人们以甜美的慰籍。”这时期苏先生的画品已走向成熟而独具风格：磬绿的百合花，浅绿的腊梅花，粉红的菖兰花，风声萧萧的墨竹，珠圆玉润的葡萄，柳丝轻拂紫燕纷飞，珠藤垂吊白头相依，雏菊横斜茸鸡觅食，卷丹吐蕊雄鸡高亢。这些画笔法圆熟，设色清秀，情调明快，构图精致，令人忘忧，催人向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精神产品！“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这样的绘画精神何等崇高与慷慨！
苏先生深深懂得艺术长存的生命在于创新。他选择了幼年时期就十分熟悉的葡萄作为突破口。葡萄因其甘甜味美之实受人喜欢，而在苏北乡间，还寓有多子多福之意，所以苏先生对这种水果珍爱有加。苏先生认真研习徐渭、吴昌硕、齐白石、汪亚尘及张书旂先生所作之葡萄图。传统画葡萄之法，重在写藤叶之粗放有力而疏于绘果实，绘果实皆采用工笔勾勒添色或没骨晕染，因而葡萄缺乏透明的质感，以徐渭作葡萄画题诗为例，“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多感叹人生命运坎坷、怀才不遇、投路无门之苦。苏先生反其意而用之，他认为应该表现那粒粒饱满晶莹的浅紫色或深墨色的葡萄串，展示其丰盈充实之美。苏先生以“师造化”为起点，多年以来，无论走到哪里，都想法对葡萄进行仔细观察。从他存留的白描画稿看到，1963年和1965年夏天，苏先生就绘有多幅藤子和盘子葡萄写生图，他几乎走遍了重庆近郊的果园，西师园子里的葡萄不知多少在他笔下留过形象，他借出差北京之机，数度到京郊葡萄园写生。苏先生对传统画葡萄的“填写法”法进行改造，利用水墨和生宣中棉料净皮宣纸的性能，采用“圈写法”，用精简的两笔完成葡萄的形状，利用墨色的淡浓和中间留出的高光，画出带光感和水分饱满的葡萄，并将葡萄组成一球球富有立体感的葡萄串，表现枝头葡萄的空间感。苏先生不拘限使用水墨画葡萄，还运用花青、曙红、胭脂、藤黄相调配，画出紫色葡萄和绿色葡萄，并将紫、墨、绿三色画出不同颜色的葡萄串，配以篮子、盘子或各色花卉，表现不同情状下的葡萄。七十年代末以来，一幅幅构图精巧、设色秀丽、珠圆玉润、典雅端庄的作品相继问世，这些画富有昂扬的时代感，体现了焕然的生命活力，充满绵韧不屈的生机，人们为表示对他所创造的葡萄画品的极大认同，给苏先生以“苏葡萄”的美誉。苏先生的葡萄融精致与洒脱于一体，既让人感觉如见丰收之葡萄，其实又哪有那一架葡萄！真正到达了形神兼备的效果。
苏葆桢 70年代国画作品《农村小景》
苏葆桢 80年代国画作品《果实累累》
苏先生八十年代喜用几方印章：“百花齐放”、“鸟语花香”、“推陈出新”、“八十年代”，这是苏先生现实主义艺术主张的写照，也是一个老画家经历了大波大澜之后归于淡泊、宁静、简远人生的结晶，他以生命之沉重赋予了作品以厚实的内涵，以自我牺牲之精神奉献出朗朗无忧的画境。我们不但要看到苏先生作品笔墨所具有的价值，还要读懂其历练人生赋予画的价值。走过了数十载的风风雨雨，描绘了大半生的花卉禽鸟蔬果，苏先生可谓克尽画家之职守。他高尚的人品和画品，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陶 昌 馨
2000年 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