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仿瓷的去向大致有两类。”南京夫子庙古玩市场的宋则成说，他经营古玩生意已有20多年，对这个链条看得很是清楚。他说，这些高仿品一类是流向富豪收藏者的家里，这些一夜暴富的企业家或为投资或为装点门面、“附庸风雅”，认为自己可以捡漏买到一件国宝，市场上几百万元的东西想花几十万元买到，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东西也想花几十万买。“故宫中都少有的宝贝，你家里却有很多件，这可能吗？完全是自欺欺人，心术不正。”
还有一个途径是直接送去拍卖。“上拍的东西没有后遗症，因为拍卖法中规定对拍卖行提前声明不保真的拍品免责。2008年，瀚海拍卖公司因为拍卖吴冠中画作的仿品被告上法庭，尽管吴本人认定是赝品，但买主依然败诉。这样的大拍卖行尚且不那么可靠，更别说那些小的了，有时一场下来拍品六七成都是假的。”宋则成说。
据记者所知，那些由景德镇仿造出来的“官窑”瓷器，无论是被富豪收藏还是拿去上拍，都有绕不开的一关：专家鉴定。富豪买货会找专家把关，拍卖行更是有不得少于5位副研究员的专家鉴定。如果说这两个环节问题最多，那么专家们的“火眼金睛”面对高仿品，难道失灵了吗？
记者在暗访中，每每问到该如何过专家关时，大部分圈内人总是表现出轻蔑的态度。章一敲称他看过许多电视鉴宝节目，得出的最终结论就是：“专家是狗屁。”“我看那个电视鉴宝都气死啦，有些专家拿起一件罐子就说‘这是土里的东西’，其实那就是景德镇出去的。还有些专家看瓷器上的画面线条流畅就认定是真东西，这太好笑啦！在我们这的作坊里，师傅一天要让徒弟画几十个，小徒弟画到后来烦了就随笔一画，专家倒说笔法流畅、画面随意，确定是元代的风格。虽然我们不是什么专家，但比他们的眼光强多啦！”说完章一敲哈哈大笑。
俞秀峰说他和北京几个鉴定专家都打过交道，有一次朋友带他见一位很有名的鉴定专家，他分别拿了一个真的慈禧大盘和一件自己的仿制品。结果专家把新的说成是老的，反把老的看成新的。“专家的理论水平高，但实践功夫就不行了，景德镇的造假技术更新很快，他们没看过根本想象不到。”俞秀峰说。
这不是大话。据了解，国家级鉴定专家耿宝昌如今已拒绝帮人鉴定。他曾经表示，如果不是站在窑口，亲眼看到那些高仿的瓷器出窑，他也有可能会把高仿瓷当成是真品。
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馆长刘金成说：“现在的文物鉴定专家队伍可以这样形容：鱼龙混杂。有些专家写文章真是很漂亮，真看起东西来却不如倒卖文物的贩子，但就是这些人仍然在鉴定文物甚至签字、开证书，这一方面扰乱了文物市场，另一方面却使真正需要保护的国家文物无意中流失，不得不说是文物界的悲哀。”高安市博物馆收藏有19件元青花瓷器，是国内收藏元青花最集中、最规整的博物馆。
在刘馆长看来，国内80%的文物专家都需要提高鉴定水平。“一些专家高高在上，不了解业内真实的行情。还有些专家本来看不出真假，但又怕别人说自己水平不行，所以就信口开河，利用现在收藏界的混乱局面，故意忽悠。”
“别看那些端坐电视鉴宝节目的专家，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上他们说的都是行话、套话，比如说窑口、造型、纹饰、用料等等，都是文物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在外行人看来这些专家能把上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了然于胸，实际上都是些基本要素，这些话套到真东西上是这样，套到假东西上也是这样，都是模式化的。真正辨别文物真假时，真在什么地方、假在什么地方是需要仔细辨别的。比如说明代的釉的鉴别，是真正的明代釉，还是仿制的，区别在哪里，他们可能就说不来了。”刘金成认为，这些电视鉴宝节目对文物市场发展起到了很坏的作用，这种不规范、不负责的鉴定其实就是在忽悠国家和老百姓。
除了实践功底不够，道德上的缺失也是一方面。“找一些专家鉴定，如果没有好处的话，基本上说是假的，得到好处后，假的也说成是真的。一些古董贩子在卖瓷器时甚至和专家勾结，提前说好是四六分、还是五五分（利润），把赝品卖给一些企业家。我遇到好多这种情况，若干年后，这些企业家醒悟过来了，但也无法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可悲的是现在还有很多人仍执迷不悟。”宋则成说。
在采访中，刘金成甚至痛心地表示，如果不尽快建立一支过硬的专家队伍，那么若干年后我们留给后代的将是一堆高仿文物。他感慨地说：“我见到某专家讲座将某一件元青花器物作为例证，与历史事件“嫁接”得天衣无缝，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件器物其实就是个高仿赝品！”他还透露在某省的博物馆馆藏文物普查中发现，该省80％的博物馆都存在高仿品，且达到藏品数量的5％左右。
在前段时间的热播剧《雾里看花》中，市博物馆在拍卖会上花费几千万元收购了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官窑，但随后被告知这是由圈内第一造假高手制作的仿品——朱仿，这让众专家大跌眼镜，博物馆馆长更是羞愤难当，最终跳水自尽。现在看来，《雾里看花》中的剧情与现实相比并不夸张，只不过生活中很少有谁因为买到了赝品而跳河自尽，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倒手卖给下家。
景德镇市瓷局副局长刘子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景德镇目前广义上的人口有50多万，其中一半与瓷器业有关，除了从事制瓷行业外，还有运输、经营等相关辅助行业。这些瓷器业的生存形态以作坊、工作室、民间研究室等小生产方式为主。“2009年，在工商注册登记的制瓷企业有2000多家，而实际上，加上个体的作坊能达到5000多家。”刘局长推算说。
但是，据多年从事瓷业生意的李永发估计，景德镇的作坊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景德镇单从事仿古的作坊就有3万多家，其中上档次的有二三十家。”
对于数量庞大的“仿古”行业，当地政府似乎更愿意解释为“是对传统工艺的恢复”。“当今景德镇的复古工艺可谓是登峰造极，尤其是康雍乾三代的瓷器，从器型、胎瓷、画面等各个角度已经完全恢复。”刘局长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他同时感慨：“复古的过程真是不易，有时烧制百件难能有一件成功，要有牺牲精神。”当记者问到大量充斥于世的仿品是否会对艺术品市场的秩序形成威胁时，刘局长如是说：“虽然高仿瓷与古瓷无限接近，但终究不会一样，一般不会瞒过专家的眼睛。”
记者手记 “造假二代”的明天在哪里
在景德镇的民间作坊，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高仿艺人”大都已步入了中晚年，如今，在他们身后又有了下一代的接班人。章一敲告诉记者，自己的女儿女婿已经办起了自己的作坊，儿子也打算干这行。在烧窑车间，章一敲耐心地教儿子怎样看窑内的火候，而每当有客户来时，儿子就会跟在父亲身后察言观色，学习生意经。据记者观察，在景德镇“仿古”业中，这种子承父业的现象很普遍。原因不难理解：对于孩子而言，长期耳濡目染，进入这种角色很容易；而家长呢，只要孩子愿意学，就会倾其所有，无私奉献。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市场法则的一成不变，景德镇瓷工们的生存状态也无需更新，两代人的文化角色便轻而易举地得以自然延续。在复制赝品的同时复制上辈人轻松富足的人生，生存如此简单，有多少窑工还会企望自己或下辈人去刻苦钻研、劳心费力地成为标新立异、相对清贫的“陶瓷艺术家”呢？
从某种角度讲，这种制假售假的“传承有序”，很可能会断送景德镇千年的瓷文化传承。景德镇的瓷业生产自宋代以来之所以能够一直走在前端，关键便在于制瓷工艺的创新。从宋影青的烧造工艺、元青花的二元配方，到明清两代颜色釉的使用，无一不是景德镇制瓷人的祖辈们通过技术进步和艺术创新所取得的成果。而今天的景德镇人，所钻研的却是如何通过技术手段让自己的高仿品打进国内外拍卖场，如何用高超的做旧工艺蒙过专家们的“眼学”鉴定和“科技测试”。倘若真能泉下有知，面对着这样一种“锐意进取”的“瓷都新气象”，不知那些砸碎每一件赝品、终生致力于维护瓷都名誉的老辈制瓷人们，该作何感想？
关于瓷都的未来，景德镇瓷局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承，虽然景德镇的仿古瓷可说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但长远看不会有发展前途，因为这种无限接近古代官窑的技术缺乏真正的创新。他强调，景德镇当下的发展重点正是创意陶瓷。
我们不敢去贸然设想，“造假二代”们的明天会如何？中国文物市场未来的发展将如何？但如果古董交易能够日趋正常规范，文物收藏能够回归科学理性，那么“二代”的生活也许会变换一种轨迹；相反，如果市场一如既往，那么他们则可以安居乐业，并精心培养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倘若果真如此，景德镇的窑火还能烧得出中国陶瓷的盖世奇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