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已故中共景德镇首任市委书记赵渊，是现代景德镇的开拓者、是现代景德镇之父，被人称为“红色督陶官”。他身前写下此文，对于我们了解景德镇，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史料。
认识瓷都 建设瓷都
赵渊
从１９５３年１月至１９６３年１１月，我在景德镇工作，经中南局批准，任中共景德镇市委书记兼市长（开始兼过一段时间市长）。这十年，是景德镇市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个黄金时期，也是千年古瓷都发生大变革的起步年代。回忆这段历史，既有喜悦也有艰辛。总的来说，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过程。“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面对繁荣昌盛的今日瓷都，更觉能为瓷都的过去出一点力而高兴。
从农村到城市
向瓷都人民报到
我从１９３７年投身于抗日战争。１９４５年到东北被分配到吉林省前郭旗担任县委的领导工作。1949年，奉命带领一支朝气蓬勃的东北南下干部队伍，到达江西鄱阳（今波阳）县，成为这个县的党政领导骨干，我被任命为中共鄱阳县委书记。鄱阳是个大县，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有６０万勤劳的人民，有１２０多万亩耕地，历史上出过很多名人，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但是到了解放前夕，却是经济破败，匪盗横行，灾难深重，民不聊生。
在鄱阳工作了三年多，先后取得剿匪反霸、生产救灾和改革的胜利，以血肉与汗水同鄱阳人民凝成了战斗的情谊。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我被任命为中共景德镇市委书记兼市长。接到通知后，内心对鄱阳人民真有点难分难啥的依恋之情。于是，我向广大的鄱阳人民，向南下的工作队的战友们，向带过路、借过宿、派过饭的乡亲们挥泪告别，郑重辞行。
1953年１月的一天，我乘班车从鄱阳来到景德镇。在河西车站下车后，拿着自己简单的行装步行问路，好不容易走到市委，见到市委副书记郭哲民同志和其它同志。次日，同市属单位部分领导同志以会议形式见了面，时间很短。会上，我要求同志们给我支持帮助，我保证当好学生，有信心和大家一块做好景德镇市的工作。
对我来说，到景德镇市工作，是一次大的转变。在此之前，我经历了抗日战争、支援前线、剿匪反霸、生产救灾、土地改革、政权建设等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农村，都是同农民和基层干部一道战斗和生活。如今来到景德镇，是从农村来到城镇，是从阶级斗争战场来到经济建设战线，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当时想得很多，重要的是要寻找明确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从哪里来？首先要调查研究，集中群众智慧;要学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还有最便利的的办法，就是加强请示汇报，争取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在实践中，要坚持党的三大作风，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寻找正确的指导思想
来到景德镇，耳闻目睹的都是瓷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色，千年窑火的历史，驰名世界的声誉，高贵的的礼品、珍奇的文物、瓷器与“中国”同名等等，都是景德镇对人类、对历史的伟大贡献。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坏坊、窑包、画室、瓷器店及各种行当的瓷业工人。除了瓷器，看不到景德镇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历史上的景德镇，还有一个御窑厂，专为皇家造瓷器，皇上直接派遣督陶官抓瓷器生产。所有这些，都说明景德镇与别的城镇不一样，使我对景德镇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认识景德镇，是为了建设和发展景德镇。封建社会的督陶官能让景德镇造出精美绝伦的贡品，共产党领导下的景德镇，瓷器一定要造得更多更好，瓷器的声誉一定要超过历史，各项建设一定要发展起来，瓷业工人的生活一定要大大提高，景德镇在中国“四大名镇”的地位一定要更好地显示出来。总之，在景德镇工作的最初想法，就是要把瓷业生产振兴起来。
当时提了一个口号在班子里议论：景德镇的工作能不能提“以瓷为纲”？景德镇能不能称为中国的瓷都？
我的想法来自中央、省委和有关部门领导的启示，也受到国内外信息的影响。
首先，在我来景德镇之前，省委书记陈正人同志曾到景德镇视察，他对全市干部作报告时说过：“景德镇市委就是瓷器市委，市政府就是瓷器市政府。”他强调了搞好瓷器生产在景德镇市党政领导工作上的特殊位置。
我到景德镇的第三个年头（１９５６年９—１０月），轻工业部就组织我带领陶研所工程师谢谷初，赴捷克斯洛伐克考察陶瓷工业，这表明，国家轻工业部对景德镇的瓷业是多么的关心。
１９５８年底，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计委主任薄一波，在省委工业部长王真陪同下来景市视察工作，他说：“景德镇日用陶瓷有崇高的地位，在国际上有深远的影响，今后必须进一步研究如何提高质量。要有自己的民族风格，但不能固步自封。要多吸收别人的长处，提倡独创与学习相结合。”薄一波还给了景德镇十部汽车，这在当时来说，对瓷业运输是很大的支持。
影响深远的是毛泽东主席的简短问话。１９５６年毛主席到江西视察，在向塘火车站上召见了省、地、市委领导干部，我是晚上赶到的。毛主席在向我问话时说：“你是管瓷器的，就把瓷器管好”。这句话给了我巨大力量，我决心要为管好瓷器有所作为。
以后，陆续有中央领导同志视察江西或景德镇，他们对发展陶瓷生产均有指示。１９５９年接省委通知说：刘少奇同志在庐山开会期间将要来景德镇视察，后因开会来不了，省委书记处书记方志纯同志曾转告说：少奇同志很关心你们的瓷器生产，说“没有瓷器就没有景德镇”
1960年11月董必武副主席来我市视察工作，他对陶瓷生产作了重要指示，还写了一首诗，表达对景德镇瓷业的重视和关怀，并指出手工业生产的群众性、产品变化快等特点，要我们适应市场变化需求，还述及名瓷来之不易、景德镇的历史作用、文化传播以及要关心工人生活、加强技术改造等问题。
1962年３月，朱德委员长及康克清、陈奇涵同志来到景德镇视察，住了三天，听了汇报，视察了工厂、陶研所等单位，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强调要提高质量，要恢复传统产品，恢复失传的颜色釉，指出要搞点机械化，要烧煤才有前途，对老工人、名画家的生活待遇应有关照等等。
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也到我市住了三天。他说话很活跃，善于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在强调发挥团的作用、鼓励青年努力上进的同时，也讲到了瓷器生产的重要性。
中央有关部门，如轻工业部手工业管理局的邓杰、胡明等同志都十分关心和支持景德镇。外贸部长叶季壮还批给景德镇２０部汽车，从而进一步充实了景德镇瓷器外运的能力。
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景德镇同瓷器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瓷器的名声，就没有景德镇的历史地位。景德镇瓷器的名声是全市工人、技术人员和艺术家们共同创造的财富。“瓷业兴、百业兴是景德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有现象。在不断思索和深化认识过程中，我提出过“以瓷为纲”的想法。后来，经过省委书记白栋材同志考虑，认为景德镇还是提“以瓷业为中心”为好。我觉得他讲得好。这就成了我们的指导思想，成了我市各级领导共同遵循的方针。
回想当年，我们没有城市工作经验，水平也不高，为了寻找正确的指导思想，确是费了心血，经过多方求证，并得到领导班子和全市人民的认可与支持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瓷为纲”四个字竟成了我的一条罪壮，上升到“唯生产力论”、“对抗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去，成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重要“罪名”之一。
使瓷业生产由季节性向长年性转变
到景德镇后，我接触到很多人士，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反映，深深感到现实问题很多，困难很大。大家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景德镇的前途，千年窑火都是靠松柴来烧，这样年复一年地烧下去，将来怎么办？第二个问题是生产工艺落后，全凭手工操作，若不进行技术改造，难以提高生产效率。第三个问题是交通运输极不便利，除了季节通航的昌江日见浅塞外，主要靠肩挑背驮。这是阻碍景德镇发展的瓶颈。第四个问题是科研力量薄弱，难以造就大批技术人才。第五个问题是尚未建设起现代的原燃料生产基地。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近代统治者造成的政治社会原因，也有历史遗留的传统习惯。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尽快克服瓷业生产上的季节性。长期以来，景德镇的瓷业生产是半年生产半年闲，有句行话叫做“七死八活九翻身”。瓷业工人往往是城乡各有半个家，窑柴瓷土供应也受农时季节的影响。我们同工人商量：如何解决靠天吃饭的季节性问题，变工闲为工忙？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普遍反映有办法，人定胜天。我也了解到，年产４０万担瓷器，产供销可平衡。这个目标，通过努力，几年内是可以达到的。人还是这些人，就是将生产时间改从３月份开始，不靠天，靠自己，朝全年正常生产方向努力。工人的热情很高，他们知道，全年生产比季节生产收入会大大增加。于是，大家都动脑筋，想办法，把这个改革当做自己的大事来办。各级领导也行动起来，全面考虑技术改造，积极改变生产条件。如粉碎矿石，由水碓（成本低、效率低）改为机械，并到上海订购雷蒙粉碎机;日光干燥之外，增加简易烘房，用木炭为燃料（当时曾提出利用烧窑的余热烘坏，但未成功，因为花钱多、不稳定）做坏工人还主动把生产时间放在中午前后，尽可能地利用太阳来干燥。这些变化有历史意义，使我偿到了依靠群众克服困难的甜头。没有花多少钱，也没有大的行政干预，就克服了瓷业生产的季节性，实现了全年正常生产。
为工人回乡过年作出妥善安排
由于景德镇陶瓷生产的传统季节性，很多来自几十里或几百里的农村的工人们流传一句老话：“有钱无钱，回家过年”。每年的春节期间，工厂停工，工人回乡，每天有成百上千的工人，肩挑背驮，冒着寒风雨雪向邻县农村走去。人数最多的是都昌人，大多数要走两天多，才能到家与家人团聚。我了解到这一情况，觉得是个问题。我召集有关局、市总工会、各企业及基层工会负责人商议，按人数分路线作出妥善安排，重点是做好景市经鄱阳到都昌这一条路的工作。我到鄱阳去同他们领导商量，在鄱阳田畈街、油墩街的两个区政府所在地设立“景德镇工人回乡接待站”，请他们在食宿、医疗、安全等方面提供方便。两区干部同我很熟悉，有求必应，工作很顺利。
在市内，作好每天安排，有先有后，同时抽调部分汽车，收适当费用，供部分行走困难和有家属的工人乘坐。步行两天多的路，坐车只需两个小时，途中又有接待站关照，消息传出，工人们欢欣鼓舞，认为领导想的比他们自己想的还周到，解决了年年回乡的旅途之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我还向工人们许诺：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直接找我。果真有人深更半夜打长途电话问我是不是赵政委，说他们有30多人节后回厂，已走到鄱阳油墩街，天雨路滑不好走，要求我派车接他们，不然就不能按时回厂生产。我当即答应派车，让市运输公司值班人员派车去接他们。次日一早，他们又打电话给我表示感谢，说了不少好话，表示一定 要把生产搞好，请市领导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