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出瓷业改造第一步
大力推行以煤代柴
多少有识之士和广大群众，早已认识到景德镇的前途是以煤代柴，以煤气代煤。据说以前曾有人做过用煤烧瓷器的试验，但没有成功，因而在我到景德镇任职之前，没有建成过一坐用于生产的煤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当时，随着瓷业生产的恢复，窑柴消耗量越来越大，森林植被破坏严重，山头越砍越远，树木越伐越小，运输越来越困难，一直砍到抚州金溪、资溪的山区。为了保证窑柴供应，往往要省里领导出面干预。松柴烧瓷，不仅要改，而且要快改，既是长远之计，又是当务之急。在这种逼人的形势下，不允许按部就班慢慢来，怎么办？从1954年起，我们就开始了“以煤代柴”的试验，到1958年形成高潮。我们领导深入生产第一线，广泛发动群众，小煤窑、大煤窑、简易煤窑、煤柴合烧、建正规圆窑包等，多管齐下，大小并举，领导、技术人员、烧炼工人三结合，打了一场烧炼改革的人民战争。从市委书记、副书记，到政府领导、主管部门和企业的领导，一齐上阵，吃在工厂，坐在窑房。在每烧窑的关健时间内，通宵达旦地围守在窑门边，眼睛盯着窑火，心里想着瓷器。很多人的眼睛熬红了，嗓子也嘶哑了，真同打仗差不多。几千年来，景德镇的瓷窑都是烧松柴（也有一种槎窑，烧杂柴，温度低），一尺多直径的老松树，饱含松油，火旺苗长，听从把庄，拕坯、架表师傅的指挥，沿着火路，
乘着风势在窑内匣缝间穿行，经验丰富的把庄好手，同时能管几座窑，烧成质量心中有数。如今面对煤炭，火苗短，控温的办法少，不称心，窑内瓷器在煤火作用下会起什么反应，心中没有底，既怕黄，又怕爽（生），更怕倒，还怕简易煤窑裂塌。瓷器烧出来之后，毛病原因也一时弄不清，有的是窑的结构不合适，有的是操作不当、燃烧不充分，有的是煤炭质量有问题，还有瓷土配方上的问题等。一次一次的试烧，一次一次的失败与改进，一次一次的付出人力物力代价，一次一次的的显示出光明，各级领导、技术人员和烧炼工人，在窑房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流露过多少次焦虑心情。我为大家的行为所感动，操作上帮不了忙，就为同志们倒茶，敬烟，备夜餐，搞降温，在烧窑现场与干部工人长夜漫谈，探讨烧窑中的种种问题，向他们学到了不少烧瓷知识，也交了不少老工人、技术能手朋友。
以煤代柴是改造瓷业、建设瓷都的第一个重大战役，是一场攻坚战。对市委领导是一次严重的考验，对瓷业工人和技术人员也是一次极好的锤炼。以煤代柴是大势所趋，窑柴断源是严峻的现实，开辟与增产窑柴的路子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当时的这场“人民战争”分别在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组织技术人员设计建造正规煤窑；二是突击建造一批简易煤窑；三是煤柴合烧，千方百计减少用柴，增加用煤，以保证瓷器产量和质量计划的完成。
第一座正规煤窑是于1956年在建国瓷厂分厂（今宇宙瓷厂）建起来的方形窑，是留日回国的邹总工程师设计的。他自己也认为方窑有缺点，道理上讲不如圆形的好，但他没有把握设计圆形窑。当时景德镇缺少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尊重他的意见，尽量按他的长处放手去干。实践证明方窑缺点多，气流旋转不畅，火力不能到达方角处，后来终为圆窑所代替。煤柴合烧是简单的办法，烧煤是试验，温度上不去就用柴补救，主要在柴窑中进行。简易煤窑是过渡性的应急措施，是工人和干部共同摸索和创造的，也是战场炼兵的冒险行动。简易煤窑建设速度很快，不几天就建一座，等不得干燥就试烧，煤窑出现裂缝就在外面加箍。用薄钢板铁丝条箍起来，在一千多度的高温下真有一定的危险性，使用寿命也不长，边烧边停，如今回想仍有余悸。但由于真正做到了“三结合”，领导人亲临现场，与群众同甘共苦，共担风险，终于化险为夷，没有发生过一起倒塌、失火事故。
广大瓷业工人，特别是烧炼工人和技术人员，都把窑炉改造当作重大的学习研究课题，不断的精心试验，不断地改进操作以及瓷釉配方，使质量逐步提高，煤耗不断降低，效果日趋稳定。他们动了很多脑筋，想了很多办法，从方窑到园窑，从煤柴合烧到全部烧煤，试验了倒焰窑、水封窑、八门四烧等革新办法，虽然有的效果不好，但是得到了经验教训，增长了见识。市委领导时刻关心着烧窑的动态，有一次正在开常委会，听见余建笔主持的水封窑烧成功了，都到窑里去参观听汇报，事后给予参加试烧的工人以一定的物质奖励，这对大家的鼓舞很大。
以煤代柴，从1954年开始试验，经过了8年苦斗，到1962年共建煤窑200多座，除建国、新平（今人民瓷厂）、艺术三个瓷厂因烧制传统名瓷而保留柴窑10余座外，全市基本实现了瓷器烧炼煤窑化，从而结束了一千多年来柴烧瓷器的历史。
建造“东方第一”现代化瓷厂
技术改造毕竟不能代替整个生产过程的现代化，起不到方向性的作用。省里领导，特别是邵式平省长，杨尚奎、白栋材书记，积极倡导请轻工业部在景德镇建一个现代化的瓷厂。市委领导、各界有识之士都感到这个问题很重要，积极向上级报告，送规划，提建议要求。轻工业部很支持，几次派出司局级和处级干部、技术专家来帮我们研究规划，了解情况，安排我们到国外去考察。到了捷克斯洛伐克，那是社会主义阵营中陶瓷工业现代化比较好的国家（1956年9－10月去捷克）。轻工业部宋部长也亲自来景德镇，他说“邵大哥（指邵式平省长）说我不重视，我来了，还有上海几位陶瓷专家。我们共同讨论商量，能办到的就决定。”经过反复工作，决定在景德镇新建一座现代化大瓷厂，名字就叫景德镇瓷厂。
景德镇瓷厂是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要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当时轻工业部和我们掌握的信息是捷克比较先进，他们有煤气发生炉，用隧道窑，还有石膏模具、匣钵制作、机械修理等全套装备。我们出去考察后，对他们的烧炼很感兴趣，认为煤气隧道窑是我们的方向。经多次协商，由捷方设计，提供全套图纸，订购窑炉、石膏加工、修理机床等关健设备，接受我方派去的实习人员，至于建厂和安装任务，则全部由我们国内承担。经过五年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建成一个捷克人称之为“东方第一”的现代化瓷厂。消息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很关心，要我们管好生产。
景德镇有传统的高超的制瓷技艺，又有了现代化的新型瓷厂，这就走上了向现代化发展的广阔道路，为创造新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人们欣喜异常，奔走相告，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
可惜，不久来了“文化在革命”。为了“备战”，说瓷器不能打仗，把哈尔滨直升飞机制造厂搬到了景德镇，将东方第一个现代化的瓷厂改造成了飞机工厂。对此，当时有很多人感到可惜，遗憾，不赞成这样做。那么好的的机器、窑炉报废，工人转厂安排，厂房并不适用造飞机，经济上的损失是大的。更重要的是瓷都第一个现代化新型瓷厂夭折了，人们又回到了传统的模式中来，失去了学习试验、创造现代大厂的好机会、好场所。随着农村形势的变化，传统瓷业又渐渐失去了廉价的原材料和农业劳动力，以致出现了成本上升，活力降低的被动局面，推迟了瓷都现代化的进程，在国内外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自己办矿 就地取煤
决定景德镇前途的两件在事——用煤烧瓷器，建一座现代化的示范瓷厂，都实现了，真是有千斤担子放下休息一下的感觉，沿着这个路子继续动脑子，首先是要解决煤的供应问题，它是瓷业的粮食和动力。
煤的供应靠调拨是最可靠的，但是能自己开采，就地取煤，那就更理想，对降低成本有绝对好处。经调查了解，婺源县的董家山有用土办法开采的小煤窑，日产量20吨，就是运不出来。如果从景德镇东流修一条公路至董家山，运程不到20公里，解决煤的问题就有希望。经过同婺源县领导商量，他们愿意交给我们管理，只要维护他们现有的供应需要。我们的积极性也就来了，认真计算了该矿的供应能力，决定以市里的财力、物力和工程技术能力，开辟从东流到董家山煤矿的山区公路，选调余少芳同志去工作，他很有工作能力。这条公路于1954年底动工，到第二年4月便竣工了。
开煤矿，搞煤炭生产，这又是新的考验。我和余少芳都下了矿井，他比我来的早，我什么也不懂。听说采矿有危险性，就先维持原状，仍用少数工人土法开采，同时抽调在煤矿工作过的干部，加强领导。工人大多数来自农村，不知井下的利害，遵守规章制度不严格，竟在井下明火抽烟，引起瓦斯爆炸，当时死亡7人。电话传到市里，头脑如同爆炸，连夜组织人员赶去，市长和有关领导都去了，大家都很紧张，忘了吃饭睡觉。第二天，省委工交部王真部长也赶来帮助我们，一天多时间处理完毕，才感到肚子饿了要吃饭。我在矿住了几天，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严格制度，在井下到了每个工作面，了解可能发生的问题，深感没有专家和技术不行，单凭热情，很有可能把好事办成坏事。建矿速度宁可慢点，也要把安全措施跟上去。
在仙槎煤矿，也发生过一次冒顶事故，11人被堵在井下。面对工人遇险，真有说不出的难受，觉得搞工业建设也不比打倒仗轻松。当时经全力组织抢救，除一人全部脱险。剩下一人，又继续探寻了七天，估计可能活不成了，悲疼气氛笼罩着大家。突然听到里边有人说话，叫拿手电给他。大家高兴极了，经过一番努力，这位工人终于获救了，也是一项奇迹。
危险和牺牲，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办矿不仅要有规章制度，还要讲科学，要提高井下工人的操作技能。除本市努力外，又向大矿请求帮助，借用工程师来培训技术力量。经过许多艰难曲折，总算建成了两个小型煤矿，年产量10万吨。接着，小铁路也建成了，对解决瓷业用煤起了很大作用，并为景德镇瓷厂煤气焦化提供了条件。
内部问题理顺了，外部矛盾又不时暴露，这也是一种规律。一个晚上，电话铃急响，我意识到可能又有什么险情发生，立刻紧张起来。一听，是董家山煤矿来的，听声音是罗明同志。他说，正在游山修煤矿的基建工人，提出了不合理的计算工资要求，如不同意可能出问题；他们20多人，我们就3人，在这深山旷野，请求马上支持。我立即和公安局联系，派人同我一起，连夜赶到游山村。跟我去的人留在村外，我先进村，一了解，来人已走，没发生什么事，不由得暗自庆幸。我又向村里做工作，妥善处理了问题，大家都高兴，第二天正常上班，谁也不知道晚上发生了那种情况。
乐平县境内的涌山煤矿，归景德镇管后，双方也经常有些矛盾，都说自己有理，指责对方。一天晚上，矿山打来电话说，公社来人抓了矿里的人，可能会挨打，双方严重对峙，搞不好会引起武斗。我立即同秘书长李可时同志商量，本着严以律已的方针，坐车直奔矿山。早上到了涌山，先到公社，同社、队干部座谈，征求意见，会后请多方面给予支持，把人放回，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后来，公社向我提出要一部汽车，我答应给一部新的解放牌汽车。那时，有一部解放牌的车可不容易，为了工农联盟，我感到这样做是应该的。我还明确告诉矿上，凡是公社有要求，你们能办到的立即解决，办不到的由市里帮你们办，一定要把关系搞好。那年秋天，公社派人给我送来一篮辣椒，还说了不少好话，表示一定支持煤矿的生产。
董家山煤矿附近有个大村，有160户人家，我去过好几次，他们对煤矿很支持，但矿有电灯，村里没有。我和矿里商量，帮他们建一个小电厂，送一套木炭动力机、发电机及全村人家的电灯器材，由煤矿帮他们安装发电。村里群众高兴极了，说：想不到大山沟里有了公路，看到了汽车，又有了电灯，社会主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