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景德镇居民解决吃饭问题
建国以来，景德镇的建置区划几经变动。1952年，浮梁地区与上饶地区合并，景德镇市属上饶地区管辖。1953年6月，景德镇市成为省辖市，浮梁仍属上饶地区，这样，景德镇便成了上饶地区浮梁县境内的“孤岛”，被农村包围着。景德镇只有一个竟成公社，种种蔬菜而已。粮、油、猪等农副产品，基本上由上饶行署安排浮梁、婺源、鄱阳、乐平等县按省下达的计划调入。这几个县，全为我们调进服务，费时费力而又坚持不懈，有时把本县供应压下来保证景德镇需要，风格之高，实在感人。面对这种情况，景德镇除了加强联络，搞些协作支援外，别的帮不上忙。同时，计划调拨经常要催，这又增加了省里领导接电话、听汇报、促调粮的麻烦。尤其是在困难时期，调粮食是个大问题，不但要调，还要及时抢运、保管、加工，保证计划供应，这要多少人、多少时间、多少精力为此奔忙！蔬菜供应，只有一个竟成公社，要做到不脱销、不积压、青黄不接保供应，也常常疲于奔命。常言道，开门七件事，民以食为天，身为一个市的主要领导人，我好象每天就是为吃而存在的。这，成了我们一个长期沉重的压力。
想从这种窘境中解脱出来，我们作了各种努力：一是向上级领导反映，并以正式报告请求将鄱阳、婺源两县划给景市领导。这不仅能解决好城市粮油猪的供应问题，而且会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赞成这种作法的人不少，省里很重视，说是上饶不同意，因而告吹。此事在“文革”中又成了我的一条罪状，说是想“扩大地盘，称王称霸”。1958年，浮梁县划归景德镇市领导后，情况有一定的好转，但仍做不到粮油食品自给。二是曾担出过每年借给2000吨尿素，由农民自愿按习惯方式种地，争取粮食高产，做到自力更生；但这办法没有引起注意，不了了之。三是曾计划向鄱阳县要鄱阳湖的湖田，动用劳改队开垦种粮，也同鄱阳县委刘海峰等同志谈了，他们同意给，但说“你们搞不了，问题不那么简单”。我们派人去看了地方，看后也没有信心，很多具体问题解决不了。四是设想抽调工厂多余人员到鹅湖一带去种田，谁去种养，成果归谁，不上交，不外调。试行一年，成绩不大，虽能解决一些工厂的供应问题，但田亩的征购任务落实不了，还有一些其它具体问题。我参加了工作的全过程，觉得难度大，太费事，只好收场。五是曾提出过搞包产到户试点，经省委同意，派人在鹅湖试点，群众拥护，但风险太大，不少人为我担心。后来，省委出来说了话，承认是省委同意的，我才过了关。其实，批判我的人也不知道什么叫修正主义。
在景德镇工作我深知：粮食问题在城市没有任何余地，没有就是没有，有多少就是多少，任何浮夸都会有严重后果。浮梁县划归景德镇市，征购任务就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任务超过了负担。说过去曾完成过多少，那是包括回供，征上来再供下去，城市粮食是调进，没有调剂余地，不能叫城市回供农村。我力争说明情况，与其将来出问题，不如现在挨批评。从全省来看，我们人均征购任务最高，负担太重。承担过重任务，实际上是先购后留，不符合实际情况。僵持好久，后来省里领导同志也确实为景德镇着想，考虑到实际困难，没有加重征购任务，十分感谢。这就较好地解决了城乡人民的粮食问题。
自从1958年浮梁县划归景德镇后，我们就千方百计地为增产粮食面而努力，从物力、人力、财力上尽力支持，甚至不惜代价，与农民同兴衰、共命运。为了增加肥料，一次向外要了700吨尿素，从而鼓起了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种粮积极性。为了兴修水利，我们动员工人、干部去挑土方，搞革新，铺轻便铁轨运土石方。跃进水库的建设，就是市内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的集中体现，我曾多次参加研究和劳动。为了良种，我们用物资去换“南特号”稻种，换红花草种籽，购买良种猪、良种兔、良种茶果树。浮梁县田多人少，劳力紧张，我们就组织陶瓷学院师生、部分工厂工人，上山挑窑柴，好让农民下田生产。浮梁划归景市时正值大炼钢铁，任务很难完成，我就想个办法用市里上交钢铁和以砍窑柴支援瓷业为名，把浮梁县的大炼钢铁任务由市里承担下来，让农民和农村干部专心搞农业生产。每年的“双抢”季节，更是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尽最大努力满足农村紧缺的物资。我自己也和市委、市政府的干部一道，年年下乡割稻谷，有时从“双抢”开始到结束，都在生产队的田头。回想那些年，真是把农业和粮食牢牢记在心上，城里人几乎没有不同农业打交道的，就连居民老太太也下乡支过农。社会效果不错的，我们同农民亲如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