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怀念景德镇
景德镇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永远怀念景德镇。怀念瓷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怀念瓷都的干部、战友、各界朋友，怀念瓷都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离开的时刻，心在景德镇；困难的时刻，感谢景德德；胜利的时刻，祝贺景德镇。
1963年11月，我调离景德镇，到外贸部报到，工作岗位几经变动，除了期间一段时间在驻越南大使馆任商务参赞和代办外，凡在外贸部各单位工作，我都同景德镇保持密切的联系。景德镇的人上京办事来看我，我十分高兴，热情接待。找我办事，我象接受市委布置的任务，尽力去完成。除了工作上帮忙，还尽量给他带路、找人、联系住处、买火车票等，使他们在京办事顺利，归途平安。总之，见到瓷都人就格外亲。。有一段时间，我担任外贸部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局（后改总公司）局长、总经理，每逢有投资、贷款、建设项目或出口配额等机遇，我首先想到的是景德镇，还有鄱阳。只要条件允许和符合政策，我都尽力促成。离开时间愈长，无论身在哪里，总是心系瓷都。
在景德镇工作十年，有成绩也有缺点。成绩，是市委集体领导和全市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缺点错误，我总想找个机会清算、弥补一下。，这样的机会终于来到。“文革”前期，景德镇就来了几个人到北京来“揪”我回去接受批判。我们坐火车，经上饶，到德兴，住了四天。一天深夜，说是开批斗大会，要赶回景德镇。早饭时，经过婺源，司机带我到他家吃了点挂面，家人对我很和气，令人感动。我坐在驾驶室旁，到景德镇已是上午9时。直奔人民广场，看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人多数都在。阔别几年，在熟悉的劳动过的地方，遇上这么多同甘共苦，如今又同命运的人，虽然不是滋味，却也心里坦然。的确想认真检讨一下，并诚心接受批判。那天开大会时间很短，批判也不长，一些主要领导同志挂牌子，也有不挂牌子的。大会结束后，把我交给市委秘书长，要随传随到。两天后，离开市委到了下边，任务是交待罪行写材料。管我的人都好，给吃给住，说几句宽慰话。经常转移地方，有时也开小型批斗会，体罚时间短，可以受得了，就是睡觉没有时间。有一次把我们这些人带到一个地方，房子有门，窗户没有玻璃，特别冷，又没有被子，我们向工人请求，帮我们找点报纸自己动手糊糊。两个工人特别好，说这哪能住人？就去找报纸来糊上，又找来些被子，我们很感谢。几个工人同情我们不幸，总算度过寒冷的长夜。吃饭经常是问题，有饭吃，但容易被忽略，我们就主动提要求，肚子饿非要求饭吃不可。每次都得到工人的满意帮助，有的单位也主动安排给饭吃。过春节了，市里的人都回家过年，我家在北京，别的地方也不能去（怕牵连别人），我要求工厂留我住下来，他们很愿意，给我开饭吃，找地方住。过年那一天，有工人给我送饭，不知他叫什么。饭菜都在一块，一再让我吃饱，说“我认识你。好人也有难，市里人说你好话的很多。”有次在东风瓷厂，早上洗脸也没有办法，工人叫我到他那儿去洗。我那时吸烟，又没有机会出去买烟，身上的钱也不知丢到那里去了。开完批斗会，人就少了，大家送烟抽，也正常说话。有一次全市开批斗大会，告诉我时间，但会前没人来找我，我就自己走到大会场，反正就是接受批斗。市里的领导同志有几十人，挂牌、体罚、游街，完了以后送到一个地方写交待。全身被雨浇得湿淋淋的，工人给烧一堆木火烤衣服，这些工人我都叫不来名字，也不敢问。晚上有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到我跟前说，他是王大凡的外甥，问我有什么事。一个工人给我找来一顶帽子，说“快把你帽子烤干，出去就带这一顶”。幼儿园的老师来帮我烤衣服帽子，她说“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买烟可以帮你买。”次日去参加市委批斗会，开始没有叫我去，我看他们都去了，就在后边也跟着去了。走了一段路，管我的人又把我叫回来，说：“没有叫你，你去干什么？”我又回来。有一次在电影院开批斗会，走在路上天正下雨，有个工人靠近我，要我打他的伞一起走。开大会时，被批斗的要挂牌子，要低下头认罪，我也同样。有个工人上台，就把我的牌子拿了下来，真使人感动，又不能当场表示感谢，至今也不知他是谁。当时会场上也没有反对的，他还叫我把头抬起一点（不要太低）。我当时想，这要冒多大风险！有一次换另一个工厂，房子里全是稻草，其它什么也没有。不多久，只留下我一个人，我就要求找个被子，看管我的人就同意了，还换了个地方住。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批斗生活，虽然精神上有压力，也确实很痛苦，但受的教育也是深刻的。在关键时刻，工人同志给的具体关照，也是非常感人的。挨批斗的人也互相鼓励，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不会不要我们的。出现这种局面，肯定有人作怪，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但在那种情况下，人身安全也是没有保障的。没有谁对你负责，只有靠好心的工人和干部。后来，又把我们交给市委机关的一个战斗队，日子就安定一些，可以正常地生活，有吃有住，晚上可以活动，没有分配劳动任务，也不参加批斗，有的同志也敢和我说话了。这样又过了一个月左右，我提出要回北京，有的说不走好，景市工人群众会对得起你。这时我想起在北京时周化民副部长说的话：“不怕老问题，这是客观存在；就怕新问题……。”这对我有启发：走开了，任何事情都和自己联系不起来；不走，时间长了，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也会有问题。后来经过多次要求，同意我走开了，并写了介绍信，证明不是我偷跑的。我回到北京，日子也不那么好过，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待遇。据讲，仍是那个人几次到景德镇去做手脚，动员他们来北京揪我，想借景德镇人的力量把我打倒，但他没有想到，景德镇人却不想打倒我。
我在景德镇度过了如火如荼的国家有计划经济建设贩时期，也在景德镇度过了一段令人困惑的最困难的时刻。感人至深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景德镇的工人、干部、各界人士尽了最大努力保护我。正确的批判，无论对我还是对别人，都使我受到了教育，给了我一个回忆往事，检讨错误，提高认识的机会。至于不正确的批判，责难，不正常的待遇等等，同所有做过领导工作的人相比较，我可算得上是一个幸运者。幸喜历史总是按照客观的轨迹前进，不以少数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那些凭空诬蔑，无限上纲，胡言乱语等等，今天看来已没有辨白的必要，倒是瓷都许多不知名的患难之交，在我的精神和心理上留下了无限宝贵的养分，给我以克服困难的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历史早已翻开新的一页，瓷都遇上改革开放的好时机。瓷都的繁荣给我以极大的鼓舞，让我分享到胜利的喜悦。从第一届中国瓷都国际陶瓷节开始，每届我都受到组委会的邀请，观光瓷都节庆，学习瓷都人民的新经验，认识瓷都的新成就。为此，我也尽量发挥自己的余热，在北京、大连等地，为瓷都的对我开放继续作贡献。尽管这种贡献极为微薄，但我是怀着深深的感情，竭尽全力去做的，以此来表达我对瓷都的永久怀念。
（1995年春脱稿于北京）
[本文来自〈景德镇文史资料>第十三辑<草鞋码头的变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