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这座901岁的古镇终于走到了谷底。景德镇宣布改革大型国有瓷厂，实际就是解散，7万陶瓷工人，1/3下岗、1/3退休、1/3留在企业维持。一个可供佐证经营状况不佳的指标是：“龙珠阁”商标和“景德镇”证明商标这两种驰名商标的花纸的印量，在80年代末超过80万张，当年不足15万张。
景德镇由此成为当时江西失业率最高的城市。起初还有一批下岗工人静坐在市政府门口，在明确了指望国有瓷厂复兴重新招工几乎不可能之后，有人成了三轮车夫，有人南下广东，仅广东佛山就有400多景德镇人担任厂长，更多留下来的景德镇人三三两两地组成了家庭式作坊自产瓷器。
配方保密，创意抄袭
1995年，原中央工艺美院大四学生王海晨到景德镇实习，正赶上这景德镇的千年变局。
当时，影响陶瓷业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陶艺思潮传入中国，并逐渐在舆论上形成规模。17世纪之前，中国影响着整个世界的陶瓷文明；一百年后，西方独特的艺术观孕育出陶艺文化。作为传统工艺的陶瓷业在中国一直没有获得业态的提升，与木匠、瓦匠、铁匠等并列，中国历代存世瓷器，只有年号底款，从来没有艺术家签名，这证明了制瓷只是一项手艺，不是艺术。至今在景德镇的乡下，孩子不爱读书，父母会这样吓唬：“那就跟你舅舅去学拉坯”。
王海晨最厌恶的就是有人问：“做陶瓷，不就是瓶瓶罐罐吗？”有着纯艺术情结的王海晨告诉本刊记着：“陶瓷是用来表达艺术家思想的语言，不能流于唯实用论。在瓶子上画与在纸上画又有什么区别？”
景德镇在王海晨看来不是一个潜心于陶艺的好地方，她远走欧洲，法国、德国、荷兰和西班牙，遍访名窑。最后，她在里昂的LaBorne陶艺村停下来，跟着一个烧柴窑的陶艺家习艺。在这个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王海晨真实体验到陶艺家的生活状态。他们生活都很简单，睁开眼啃两口面包，互相打个招呼，挺高兴的，就去拉坯，晚上互相问候：“今天烧得怎么样啊？”
没有一个陶艺家是开大奔、住豪宅的，全都穿得破衣邋遢，物欲极低。有时凑份子烧窑，连烧三天不断火，大家就轮班，围窑夜谈，篝火映在脸上，像开派对。很多慕名而来的顾客也等在窑边，等待退窑的那一刻。
全村的人都在做陶，几乎找不到两位艺术家使用相同材料、相同制作工艺的作品。陶艺家大部分的技术是公开的，大部分的配方也是公开的，不需要花时间去研究一个属于自己的配方，然后才能做出东西，可以将更多的精力专注于创作。这与中国恰好相反：配方保密、创意抄袭。而在欧洲陶艺家的眼中，卖一件与隔壁同样款式的东西，是一件羞耻的事。
这些富有创意的陶艺作品，卖价不菲，一个盘子上千法郎。这里同样也能找到景德镇制造的瓷器，“玲珑米粒碗”是经典款产品，只有十几法郎，而且几十年中没有任何新的创意附加上去。欧洲人更感兴趣的是来自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原材料，一条荷兰产的陶泥要几千块，中国泥只几百块，质量更好。
其实，出口到欧洲的景德镇瓷器还算是上品，更多连乙等品都达不到的景德镇瓷器，开始以展销会的形式出现在各大城市的楼盘里，在与物业、城管和工商的“斗智斗勇”中生存。作为“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景德镇瓷器，以这种廉价的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几年里，中国几乎所有大小餐厅都在使用一种景德镇产的扁盖南瓜壶，纯白，没有图案。景德镇还有为宜家、家乐福等洋品牌打工的。
来自家庭作坊的产品实在太次，几乎没有一只碗摆在桌子上不晃荡。景德镇驻地办事处从来不承认这些是景德镇瓷。海外展销更是双重削弱了China(中国)和china(瓷器)的形象，从2002年11月起，当年签发给民营陶瓷厂的8000多本因私护照，被要求放在公安局“代为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