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与工人
“在我的印象里，祖父一向简朴，一身粗布，虽然当了老板，但看上去和普通工人没有什么区别。”孙同鑫说，其祖父孙洪元一生都保持着工人本色。
也许，这和他曾经苦难分不开。在学徒时期，他深刻体会到低层工人的苦，所以，在他发迹之后，他仍旧和低层的工人保持着深厚的阶级情谊。
在孙荣记，有这样一位工人，是个聋人，从事练泥。他是带着妻子一道进了孙荣记，家里没有其他的亲人。进厂后，孙洪元对他非常照顾，不仅给他安排了房子，还在生活上给予周济。工作时，他们常因一些技术上的分歧大声争论，吵叫之后，他们之间又像什么都没发生。
几十年中，这练泥工和孙洪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他进厂到死，都没有离开过孙荣记。这在当时的社会，极为罕见。练泥工死后，孙洪元和子孙相继照顾练泥工的遗孀，并为她养老送终。
对于勤学钻研的工人，孙洪元总会另眼相待，不仅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他，而且尽己所能为其提供学艺的条件。
孙荣记作坊里，有一位姓聂的工人，学习技术非常刻苦，做事情肯动脑筋，而且有想法。孙洪元发现他后，非常器重他，主动为其提供便利条件。有一年夏夜，孙洪元巡视作坊，其他工人都睡觉了，而那位聂姓工人还在练习绘画，孙洪元想起了自己当年学艺的场景，十分感慨。于是，他偷偷站在那位工人的身后，为其扇起了扇子。
那位姓聂的工人通过自己努力，练就精湛的技艺，解放后，他被调到了陶瓷中专（陶院前身）当教师。
“还有一位，解放前在孙荣记当工人，景德镇一解放，他被调到一个部门当了领导，当时我们家人都觉得很奇怪，就问祖父，祖父说他是地下党。”孙同鑫说，孙洪元很早就发现了那位工人是共产党，但一直没有向当局检举，而且积极为其宣传革命活动提供隐蔽条件，彼此之间成为了朋友。解放后，他们之间仍有往来。
手艺传家
孙洪元个头不高，性格比较倔强。因为自己是吃苦过来的，在他发迹之后，仍旧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不仅对自己这样要求，对家庭里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如此，甚至有些“苛刻”。时隔60年，孙同鑫仍记得小时候上学吃饺子粑的事情。
孙同鑫家到学校，有点路。早饭一般都在外面吃。在他家弄口，有一家饺子粑店，孙洪元跟孙同鑫说：“你就到粑店吃粑吧。”孙同鑫就跑到粑店，心想：这下可以海吃了。在他吃了第三个，再去拿粑的时候，粑店老板告诉他：“你今天的定量已经吃完了。”原来，他爷爷跟老板已经说好了，包月，一天只能吃三个。
详细翻阅孙家几代人的简历，不难发现大多从事陶瓷，初始学历都不高。究其原因，与孙洪元的思想有关。孙洪元不喜政治，只慕手艺。他常对家人说：“家有万金，手艺防身。”他认为做手艺是提高子女自我生存能力的最好途径。在他“手艺传家”思想的影响下，当时在孙家，除了他的老母亲不从事陶瓷，其儿子、儿媳都是陶瓷工艺上的一把好手。每逢厂里人手紧缺的时候，他们都要到一线当工人。
解放后，孙荣记公私合营，并入建国瓷厂，孙洪元、其子孙振东、儿媳等都进入建国瓷厂工作，并都成为了瓷厂技术工种的骨干。
孙振东，1924年生，1997年病逝，仅读四年书，便辍学随父亲学艺，主攻利坯兼涉其他工种，建国瓷厂高级技师。其研制的青花釉里红获全国陶瓷展评比优秀作品奖。孙振东的妻子陈锦云亦精于颜色釉料配制，且擅长画青花。
孙同鑫幼时停学从艺，初学琢器雕塑。受祖父影响，不论炎夏寒冬，常于完成日常生产任务之余，勤学不辍。于是经勤奋探索，终于突破釉下彩历来采用分水及勾线等传统表现方式，不拘一格利用新工艺新材质，用水、油、色、泥四元混合，将泼墨画技法融入釉下彩画面之中，并准确把握高温烧成后的呈色变化规律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1974年，他设计的釉下彩“碧桃花”咖啡具，成为红旗瓷厂首次出口加拿大的外销釉下彩咖啡具。1992年，他设计的300套“茶花”温酒炉被选为***总书记出访日本的礼品瓷。1998年成立孙公窑艺瓷坊，专心致力于高温颜色釉的研究。北京故宫博物院首次收藏了其青花泼彩《深山岁月不知年》《人在天涯》瓷板画。
孙立新，1968年出生，1980年随父亲孙同鑫学艺。1987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后进修于北京画院，景德镇民窑博物馆副馆长。孙立新创作并采用自己研制的“霓虹色釉”装饰的啤酒具，被景德镇国际陶瓷节组委会评定为唯一的“新材质装饰日用瓷”一等奖，另有“芳果”10头长方形西餐具，“兰亭”6头酒具，获“日用瓷精品大赛”三等奖、设计奖。入选中日陶艺展“青花瓷盘花鸟图”由美国西雅图亚洲艺术博物馆购藏展示。他的釉下五彩“冰凌花”瓷板画，被专家誉为釉下冰雪山水画的佳作，获得第二届景德镇国际陶瓷节创作奖，被选送北京参加“中国陶瓷文化展”。多年来，免费培训陶瓷美术学生30余名，为社会输送艺术人才，为陶瓷技艺的传承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