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11年，元仁宗即位，赵孟頫突然官符如火，仅用了六年时间，便从一个从四品官员升迁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成为从一品的大员。其升迁之速，即使蒙古、色目人官员中也不多见。须知，在元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前，南人官至一品姓名可考者只有两人，一为程钜夫，另一个就是赵孟俯。
赵孟頫的好运全拜元仁宗所赐。仁宗与元朝诸帝不同，他早年受过儒家教育，而且在中原长大，对于汉族传统文化兴趣甚浓，更重要的是，他特别钟情于赵孟頫独擅胜场的“绘事”，任内大力倡导文治。正是在仁宗治下，一直议而未决的科举制度得以恢复，也给许多沉沦底层的江南文士带来了机遇。作为江南文士代表，诗书画卓绝的赵孟頫，受到仁宗青睐也就顺理成章了。史料记载，元仁宗特别优礼赵孟頫，只称其字“子昂”，而不直呼其名“孟俯”。
可以认为，在仁宗朝，赵孟頫确实圣眷甚隆。但必须注意，仁宗不断给赵孟俯加官晋爵，却并未授其实权，没有让其参与重大政务。这就说明，即使是元仁宗，固然高度欣赏赵孟頫在文艺上的突出成就，但也只是把他当作文学侍从之臣，用其“博雅渊深之学”，“藻饰太平之美”。
受到皇帝的赏识和提拔，赵孟頫当然是感激的，但他对自己的真实地位和作用亦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就在他升为从一品的这一年，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题目就是《自警》，诗曰：“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荣登一品，但他却说“一生事事总堪惭”，这种不为表面的繁花似锦所迷惑的冷静殊为难得。“唯余笔砚情犹在”一语，则表示他已经认识到，自己不太可能在政治上有什么创获，只有“笔砚”才真正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不能不说，赵孟頫对自己的定位是准确的，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他虽然享受着“朝端之富贵”，但一直向往着“林下之风流”，他深深地知道，只有江南，只有在艺术领域，他才可能成为王者，恢复自由的心灵。在他的诗中，作为故乡的江南吴兴，已经成为一个代表自由心灵的意象，“五年京国误蒙恩，乍到江南似梦魂。……”“多病相如已倦游，思归张翰况逢秋？鲈鱼莼菜供无恙，鸿雁稻粮非所求。空有丹心依魏阙，又携十口过齐州。闲身却羡沙头鹭，飞去飞来百自由。”无一不是对心灵自由的呼唤。
赵孟頫在仕途奔走，家人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长子是在其赴京上任不久，受寒而逝的，幼女也是因为跟着他在各地奔波，身体虚弱而死。因此赵虽在官场屡获升迁，而退隐之念却越来越强。当公元1318年冬，志同道合的妻子管道升在京脚气病发作时，他再也不恋高位了，坚决要求辞官。不幸的是，管道升次年即卒于他们离京返乡的旅途中。
返乡后，赵孟頫终日呼朋唤友诗酒流连，磋商艺事，成为当之无愧的文艺领袖。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六月，赵孟頫在故乡逝世。他死之前，犹在家里观书作字，谈笑如常，晚上倏然而逝，时年69岁。 （文/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