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山区西南的城郊一带，有一个特殊的“棚户区”。
狭窄的胡同、灰色的石板路、破败的圆窑、独具特色的匣钵墙……这一切看起来与棚户区外大量的现代化建筑有些格格不入，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里曾是中国最大的陶瓷生产厂家——博山陶瓷厂的驻地。
同时，这里也是博山陶瓷技艺传承千年的为数不多的见证者之一。
我们很难想象，早在明清年间，每当夜幕降临，当村里星罗棋布的窑炉的火光映红了博山的半边天时，是一种怎样的壮丽景观。
但是可以想象的是，正是这些窑炉和操持窑炉的工人们，成就了博山陶瓷的名气。
如今，曾经用来烧制陶瓷的老式圆窑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曾经的烧制技艺也已逐渐失传，但是古窑村的记忆，依然记载于村里的每一条马路，每一堵墙壁上。
这些黑色、灰色、褐色组成的墙壁就是匣钵墙，现在已经成为了古窑村的一道景观。
如今村里只剩20余座馒头窑，由于缺乏修缮，不少已杂草丛生。
很多年以前，在淄博博山区山头镇的河南东村里，每当一座馒头窑要点火时，总会充满仪式感：赤着上身的“火神”面色凝重的喊一嗓子“点火”，然后一条火龙会冲天而起，从馒头窑上方的烟囱喷射而出，随后，浓浓的黑烟涌出，遮蔽了整个天空。
点火，烧制陶瓷，是当年河南东村里大多数村民们都会做的事情。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老式的方法已经被逐渐淘汰。
如今，这些记忆，只存在于村里的老人和那些历经了百年风雨的匣钵墙里。
山头镇的“万盏灯”
清朝诗人、诗论家赵执信，笃信风水堪舆。
因此在故去之前，赵执信曾经考察过博山四周的地形，最终他选择了博山土门头庄的南北坡作为自己的墓穴。在此之前，当地人将这里称为“天阶”。
“因为他信风水，选择葬在这里有个说法，叫‘头枕金銮顶，脚踩万盏灯’。”博山山头街道办经贸委副主任冯群这样解释：“所谓的金銮顶，是指天阶山远看像是金銮殿的宝顶，而万盏灯，就是指的咱山头的馒头窑。”
博山一带自古盛产陶瓷，尤其是山头的河南东村一带，大大小小的窑多如牛毛，这些用来烧制陶瓷的窑大多为圆形，如同一个个的馒头，而窑顶则有专门的烟囱，因此当地人依然习惯的将这种窑称为“馒头窑”。
90岁的杨德东从7岁开始，就跟随父母来到河南东村烧瓷器，至今他依然记得瓷窑点火时的景象：“那时候管着火头的，叫火神。一窑瓷器能不能烧好，就看火神对于温度的判断。”
每当一座窑开始烧制瓷器时，总会充满仪式感：赤着上身的“火神”手执火把，面色凝重的喊一声“点火”，然后窑工们开始点火鼓风，“轰一声，有时候那火龙一下就从烟囱里蹿出来，紧接着黑烟也冒出来。”
圆形的馒头窑，加上随时会冲出烟囱的火龙，以及窑身上用来观测火候的专门的小窗，如果是在深夜站在天阶往山头镇看：“就好像是点着的灯笼一样，所以这也是万盏灯的来由。”冯群这样解释。
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烧制陶瓷的方式已经有了改变，从1985年之后，馒头窑正式退出了博山陶瓷烧制的舞台，但是城区里的电灯，取代了馒头窑，赵执信的“脚踩万盏灯”，依然还在。
这些黑色、灰色、褐色组成的墙壁就是匣钵墙，现在已经成为了古窑村的一道景观。
古窑村的匣钵墙
尽管从行政上来说，“河南东村”的称号早已被“古窑村”所替代，但是对于大多数当地人来说，“河南东村”依然有着独特的意义。
由于村子坐落于岳阳河南岸东侧，因此才有了“河南东村”的名号。
自明清时期开始，这里就是博山陶瓷的主要产地之一，岳阳山一带的煤矿通过岳阳河运到村里，供窑工们烧制陶瓷，而成批的陶瓷则通过水运和陆路的方式，运往全国各地。与其他的传统村落相比，古窑村的建筑别具特色：村里的大街小巷或胡同里，到处是圆柱形的器皿垒成的墙，许多民居建筑也是利用这样的器皿建成的。
这些黑色、灰色、褐色组成的墙壁，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匣钵墙。
匣钵，是传统烧制陶瓷所用的器皿，当艺人们将泥土制成陶坯之后，将其放在匣钵里，然后送到馒头窑中进行烧制。
换句话说，匣钵就是用来盛放陶坯的特殊容器。“那时候烧瓷，得用煤炭，但是用煤炭有个问题，就是容易产生杂质，混到陶坯里。”75岁的徐德和是博山陶瓷厂的老职工，谈起陶瓷的烧制，老人很是兴奋：“那这时候怎么办？就用匣钵把它们装起来，这样就不会混进杂质了。”而匣钵也是有使用寿命的，在一千多度的炉火中反复烧制之后，匣钵们的生命走向了尽头，它们被放在常温下正常阴干，随后又有了新的任务——砌墙。经历窑火反复的淬炼之后，匣钵的外表和颜色更加沧桑，而村民们将这些废弃的匣钵收集起来，和着泥将它们垒成院落和房子的墙壁，从而成了新的风景。
“其实古人就已经懂得了再利用，尤其是匣钵墙，不但可以省钱，同时还很美观。”漫步在古窑村的胡同里，冯群抚摸着一处墙体上的匣钵这样说道：“也是因为它们，才让村子能够尽可能完善的保留下来。”
大量的匣钵墙，吸引了驴友和摄影爱好者的注意，从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来到古窑村进行参观拍摄，这也引起了当地相关部门的注意：“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必须把这个村子保护下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它，所以这些年虽然有城市规划，但是都绕开了这里。”冯群对记者表示。
被蚕食的“馒头”
时代的变迁，改变了古窑村很多很多。
比如说馒头窑的数量。
冯群曾经在古窑村进行过长期的调查走访，最终得出了一个准确的数字：清朝末年，古窑村尚存馒头窑141座，而如今，古窑村只有20座左右的馒头窑。其余的，皆被蚕食殆尽。
蚕食者是岁月，更是居住在这里的人。“有些馒头窑是由于没人维护而逐渐的破损掉了。”而更多的馒头窑，则被人为拆除，1985年，博山陶瓷厂彻底淘汰了馒头窑烧制工艺，大量的馒头窑在被废弃后拆除，取而代之的则是宿舍楼和大瓦房。
幸运的保存下来的馒头窑，星罗棋布的分散于古窑村的各个角落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修缮保护，不少古窑已经杂草丛生。
除了古窑的消失之外，越来越多的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也面临着破损坍塌的危机。“房子没人住，可不就塌了。”坐在自家的堂屋里，杨德东无奈的摇摇头：“年轻人都走了，出去上班打工，没人回来住。”
如今走在古窑村里，几乎很难看到年轻人的身影——紧靠着博山城区的古窑村外，是博山当地最大的“陶瓷大世界”，而再往北，则是高楼林立的小区。与这些现代化建筑相比，古窑村的外观如同城市里常见的棚户区。
很多生长于古窑村的年轻人都盼着棚户区改造工程，这样他们就可以摆脱这个以灰黑色为主基调的故土，转而“上楼”。“你们就不能呼吁一下，让我们这里改造一下？”11月20日下午，在淄博陶瓷大世界的一个店铺里，22岁的扬子（化名）这样对记者说。
生长于古窑村的扬子，对于这个棚户区并没有好印象：“你们就看到了外面，没在这里生活过，没有冲水马桶，冬天到处透风撒气，还得烧炉子取暖，厕所是公用的，非常不方便。”扬子谈过一次恋爱，但是当女方来过一次扬子位于古窑村的家后，就跟扬子提出了分手。
女方分手的理由很现实：“没有婚房。”
扬子曾经盼着古窑村棚户区可以改造，但是随着今年年初乡村记忆工程的实施，以及古窑村被列为乡村记忆工程备选名录之后，古窑村的改造几乎成为泡影：“你们来了再一宣传，想改造更没戏了。”
像抱有扬子这种想法的年轻人，在古窑村里并不少见：“你们要是三四年前来这里（指陶瓷大世界），估计业主都会先问你一句：‘你买啥？买房子还是买瓷器？’”从2009年开始，古窑村里一些年轻人开始尝试出售祖宅，价格也并不太高，“但是（卖了老房子的钱）在城里买套楼房的首付是够了”。
馒头窑的规格
在古窑村里，目前存有修建于明清时期的馒头窑约20座，大小不一，其中一部分被废弃，也有一部分被村民作为他用。
而谈起馒头窑的大小，古窑村里的老人往往喜欢用“行柱”这样的规格来描述。
据冯群介绍，所谓的行柱，即是指馒头窑的容量，在陶坯做好之后，会装在匣钵里，然后以匣钵数量来计算，其中横为行，竖为柱：“一般都是以两行四柱、三行六柱、四行八柱、五行十柱、六行十二柱、七行十四柱来计算。从目前我们通过调研和史料研究来看，古窑村最大的窑就是七行十四柱的规格。”
如果以5寸直径的陶碗来计算，最大的七行十四柱的馒头窑，一次性可以烧制12万件陶碗。
而从民国时期开始，古窑村的人们就开始尝试着成套的烧制陶瓷器皿，其中多以生活用具为主，并据此研发出了“套五”、“套六”等瓷器。即五到六个陶瓷盆坯装在一起烧制成型。
手绘陶瓷技艺的复苏之旅
这条明清古巷记载着古窑村的兴衰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杨玉芳
古窑村的乡村记忆，一半在村子里，一半则在村民的脑海里。如今居住在古窑村里的老人们，大多都曾与陶瓷和瓷窑打过多年的交道。他们见证了馒头窑的兴衰，也尝到过机械化带来的甜头。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坐在阳光下，一起回忆起当年的光阴。
一公里的乡愁
在距离古窑村西南一公里的地方，一片新的厂房正在破土动工，其中一些别致的二三层小楼，已经竣工投入使用。
这，就是当地政府正在开发的中国（博山）陶瓷琉璃艺术大师村，不少陶瓷琉璃艺人，就在此工作。“陶瓷可以做成生活用品，还是艺术品，我们也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把博山陶瓷这个技艺传承下来，同时进行创新与开发。”冯群这样表示。
在这个大师村的村口，72岁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杨玉芳的工作室早已投入使用。
每当自己有空闲的时候，杨玉芳就会站在自己工作室的三楼天台向远处眺望，看着一公里外的古窑村逐渐被自家工作室前的建筑物挡住。“你们年轻人来古窑村，就是看个热闹新鲜，我们这些人看，则会看到很多记忆，很多故事。”坐在工作室的一楼大厅，杨玉芳有些无奈的摇摇头说道。
1960年，年仅18岁的杨玉芳进入了山东博山陶瓷厂，开始与陶瓷打起了交道。那时候她的身份，还只是技校的一名学生，来陶瓷厂属于半工半读性质：“说白了就是实习。毕竟陶瓷这东西，你光学课本、听老师讲没用，还得自己下手操作。”
在实习期间，杨玉芳的第一份工作是绘画，往做好的陶坯上画花鸟鱼虫：“一天能画600个左右。”
彼时的馒头窑依然还在投入使用，负责火候的“火神”虽然已经改了称呼，但是依然还在。一些老职工也笃信着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女人不得踏进窑厂半步，以免窑神生气，烧坏了窑。”
于是，那时候女人给自家在窑厂上班的老公送饭，往往是站在窑厂门口喊一嗓子，把自家男人唤出来吃饭。“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进了单位不久，就开始培养女‘火神’，当时还有一些老工人反对，觉得女人不能烧窑。”这些记忆，对于杨玉芳来说，颇为珍贵：“那时候都是传统的老手艺，都是手工画，每一件作品都有灵性。”
而如今，古窑村里的馒头窑大多已经消失，而古窑村的外貌也越来越模糊——几座新的陶艺大师工作室在杨玉芳的工作室北面拔地而起，让杨玉芳再也看不到古窑村的全貌。
高起点与低姿态
在杨玉芳的记忆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博山陶瓷厂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大学生，艺术学院毕业的，艺术底子高，比我们那代人强多了。”但是让杨玉芳有些想不明白的是，这些颇具天赋的大学生，对于陶瓷的兴趣却不大：“我们的起点低一些，但是姿态也低，愿意学，可是后来的孩子……唉！”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杨玉芳
杨玉芳曾经一度很不理解这些来实习的大学生：“有那么高的学历，艺术水平也不错，但是个个都心不在焉，不愿意学，呆不了几天就辞职了。”
毕竟，当年在进入博山陶瓷厂之后，杨玉芳对于陶瓷的制作颇为用心，跟着师父学了不少手艺：“后来厂里让我们这批人学艺术，把陶瓷变成艺术品。我们才开始转行的。一开始学很难，后来慢慢的学，毕竟这是手艺，是吃饭的家伙。”
正因为如此，杨玉芳退休之后，依然没有放弃陶瓷艺术创作，并且逐渐的获得了市场的认可：“现在的孩子，对手艺没兴趣。”杨玉芳无奈的摇头。
事实上，杨玉芳的无奈源自于孙子任东夏的固执——自幼看着祖母与父亲创作陶瓷艺术品长大的任东夏，骨子里对于陶瓷的艺术创作似乎颇有天赋：“他小时候自己拿块泥巴，就能捏得像模像样。”
但是随着任东夏逐渐长大，他对于陶瓷的兴趣也逐渐变弱了——高考之后，任东夏填报了播音主持专业，这让杨玉芳一度很不高兴：“想着把手艺传下去，他不学，谁学？”
不过后来，杨玉芳又慢慢想通了：“其实年轻的时候都一样，心气儿高，想闯荡一番。我年轻的时候也想着学更多的技术，做更好的陶瓷。等他闯不下去了，再回来学手艺也一样。”
被放弃又被复苏的技艺
尽管已经离开博山陶瓷厂多年，但是73岁的刘新芝依然喜欢坐在陶瓷厂后面的宿舍楼里，跟当年的几个老姐妹一起聊天。
有时候聊天之余，她也会感慨一句：“真想不明白，现在人画的盘子反而值钱了。”
刘新芝所说的“人画的盘子”，是指“陶瓷绘画”技术，也就是杨玉芳当年一进入陶瓷厂所学的技术。
只是与杨玉芳相比，刘新芝接触陶瓷绘画技术更早。
刘新芝的父亲刘持中，是一位老陶瓷艺人，在当地颇有名望，因此刘新芝从13岁起，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如何在陶坯上绘画。“那时候学绘画挺苦的，主要是笔不好做。”据刘新芝回忆，当时在陶坯上作画的毛笔，一般多用狗毛或老鼠胡须制作：“（毛）要硬，还能带上颜色。”
正因为如此，刘新芝经常在村里找狗：“逮住那种短毛的狗，就把狗毛剪下来。”很快的，凭着刘新芝的画功，她进入了陶瓷厂，开始专门在盘子和碗上作画。
那一段时间，对于刘新芝来说很累，但是也很快乐：“一天能画600多个碗，挺挣钱的。”
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之后，陶瓷绘画这门手艺，逐渐的被厂里淘汰了：“那时候发明了贴画，就跟孩子玩的贴画一样，往陶坯上贴一下，就可以了。”这也让刘新芝的工作速度提高了不少：“一天下来，能贴1000多个碗，而且省时省力。”
对于刘新芝来说，贴画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但是其父亲刘持中却并不认同：“那时候俺爹老念叨，说这么干糟蹋手艺，烧出来的东西没有人气儿。”
但是没人认可刘持中的说法，即使刘新芝自己，也并不认可。
直到1990年之后，刘新芝才逐渐明白了父亲当年的不满：“后来大家又对这种贴画的瓷器不喜欢了，卖不动了，反而是那些用手画上去的受欢迎。”
绘画的技艺，再一次复苏了，只是此时，真正懂得绘画的人大多已经离世，而刘新芝自己，对于手工绘画也已放下多年，再度拿起来时，颇为生疏：“其实想想，这个村子里真的有很多东西，很多记忆。谁能想到时代会变得这么快呢？”
那些年，那些窑
作为村里年纪最大，头脑最为清楚的老人之一，杨德东很多时候都是呆在自家的院子里，看着太阳升起落下。“你让我回忆啥？这个村的馒头窑？那说来话长了。”杨德东抽了口烟，然后对记者说道。
在杨德东的记忆里，古窑村里曾有100多口窑，分属于蒋、周、冯、侯、杨等多个家族，而每个家族随着不断地扩大，又会分家，窑的数量虽然不变，但是所属的主人却越来越多。“俺祖爷爷那一代来到这里，开始奋斗，到了俺父亲这一辈儿，已经有了9口窑。”而随着杨家的逐渐发展，分家也势在必行，最终，杨德东的六叔杨俊甫（音）分到了六口窑，而杨德东的父亲则分到了三口窑。
或许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分家，让杨德东最终逃过一“劫”：“后来解放了，开始划分成分，我们家算是中农，我叔就是地主了，是资本家，因为他家窑多嘛！”
随着各种运动，村里的资本家们受到了不少批判和牵连，而杨德东多少有些幸运的躲过了一些运动：“其实那时候，窑主跟窑工差不多，大家都是靠窑吃饭，有的窑主也下窑干活，但是……”说到这里，杨德东忽然沉默，最后又摇了摇头。
在距离杨德东家不远的一处四合院里，就有一口苍老的馒头窑，由于无人管理，早已杂草丛生，有时候杨德东会心血来潮的去那里走一圈，看一看：“其实每一口窑，都有一个故事，它们都记着呢，只是，它们能讲给谁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