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并组建了有力的领导班子，安排市委秘书长张凤岐兼所长，珠山八友老师潘淘宇后人、著名陶瓷美术家、活动家潘庸秉为业务副所长。
建国以来，许多艺人设计制作了一批批礼品瓷、国家用瓷、大饭店宾馆用瓷，创造了国宝级的精品，赢得了世界级的声誉。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没什么学历、没有学位，有名气、没有级别。于是，以赵渊为首的中共市委决定为陶瓷美术家们评职称，提高他们的地位。1959年9月，评出了第一批“陶瓷美术家、设计师、设计员”，其中，获“陶瓷美术家”称号的33人，获“设计师”称号的55名，获“设计员”称号的105名。在那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的时期，党和政府明确作出规定，给他们以生活照顾，每月发给白糖、香烟等紧俏商品作补助，有的发工作服、技术津贴。吸收他们参加市内大的社会活动以担高社会地位，有小汽车的单位规定为他们服务。由他们领头组建创作室、试验组，给以充分的时间和条件，不限数量，不赶任务，让他们创造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新产品，从中选出代表性的作品送北京展出，送国家收藏，为祖国争光。这项工作，在陶瓷界震动很大，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会有这么高，会受到政府如此的重视，心情很激动，精神很振奋，早上班、晚下班是常事，离厂不远的美工人员晚上还回到工厂去加班。大家都愿意贡献自己一技之长，研究颜色釉的老艺人纷纷把秘方献出来给公家，一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也都带了徒弟。这项工作也有一些人不理解，认为我们这样做，是过高估计了他们的作用，脱离了工人群众。“文革”中有人就把这算作赵渊的一条罪状，说这是搞“封资修”、“分化工人队伍”等等，也使一些人受牵连，戴上了各种帽子。但是，就在“四人帮”打击知识分子的艰难时刻，这些人还是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赵渊对陶瓷艺术家的重视、关心是难以尽叙的。许多红店出身的艺人都是他亲自谈话、亲自安排进入院校执教、陶研究所搞科研的。这些故事散见于报刊杂志、网站。几年前首批陶瓷美术家章鉴逝世，赵渊从北京打来电话表示哀悼，令章鉴后人深为感动。
（此举首开给工艺人员授誉的先河，极大地调动了艺人的积极性，景德镇陶瓷艺术进入一个新辉煌时期。而国家直到１９７８年才设立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据有关人员回忆，赵渊亲自倡导建立工矿医院。在基建期间，赵渊经常去工地察看，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指示。有一次他来到工地，正在做水泥地面，他说手术室要清洁，水泥地面不行，一定要做磨石子地面。赵渊书记还出面找市搬运公司要来一部汽车，送往南昌改装成求护车。车改装成功后，赵渊书记看了表示满意。因为瓷业生产粉尘重，瓷土中二氧化矽含量大，患矽肺病的工人较多。1960年的一天，赵渊来到位于枫树山附近的市总工会农场。他在察看四周优美的环境后说：“这个地方建一所工人疗养院真好。”有关部门千方百计筹集资金，迅速行动起来。赵渊每月都利用星期天到基建工地察看一次。建成后，安排工人疗养。当时物资供应紧张，赵渊书记亲自交代商业部门的领导，对工人疗养院需要的鸡、肉、鱼、糖、副食品计划，要优先于宾馆、饭店，确保供应。工人疗养后病情得到好转或减轻。据老同志宁昌本回忆：一个时期由于农民冬季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没有时间搞副业赚钱，到年终时社员没钱过年，赵渊书记了解情况后，亲自出面，向仙槎煤矿借钱几千元，分给社员过春节。
一次煤矿出现伤死人事故，正在召开市委常委会的赵渊闻迅泪如雨下，倡议全体参会者默衰。2000年左右，当得知光明瓷厂老徐家里生活困难，特地从北京打电话给老部下冯上松说老徐家确实困难，要他帮助解决老徐儿子的工作，并在老徐儿子结婚时送来贺礼。而他的小舅子（韩光亲弟）几十年来却在集体企业工作，有着特殊身体状况的他和普通工人一样下岗，赵渊也没有给他安排个吃皇粮的工作。在景德镇又有多少人将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弄为公务员并提到领导岗位上。有的甚至举家都是公务员、领导干部。
（对工农群众的深厚感情是赵渊的品格）
１９６２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赵渊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会议精神。为进一步造成“让人讲话”的民主气氛，会议结束后，他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连续地、分别逐个地找所有市委管理的干部谈话，进行个别交心。谈话之前，都事先通知，请对方做好准备。谈话时，态度诚恳、热情，严肃认真。对对方提出的意见、批评、和建议，不强调客观原因，不多加解释，“有则改之，无则勉之。”为正确使用干部提供了条件，干部们心情振奋、特别舒畅。
老干部程振武有一篇文章回忆自己“大鸣大放”时曾贴出两张大字报《***褂子当裤子穿》、《朝里无人莫做官》，引起一些人激烈争论和反对。他也认为这下完了。但赵渊最后在大会上说：“他头脑发热，骄傲自满，有偏激情绪，大字报的提法不妥，用词过火，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但是大字报是按照大会的要求，在党内会议上贴出来的，有人名有事实，构不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论。”要大家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可不顾事实地使某些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那样将会助长某些明哲保身、不敢说真话、不坚持原则的不正之风。我们党内的会议要造成一种风气与环境，使人敢于提批评意见；我们党的事业要兴旺发达，就不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提意见。
程振武感慨道：“在那个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急烈斗争时期，在全国反右倾尚未结束、反右派即将开始的政治压力下，赵渊同志不附和而站在‘多数’人的对立面，来解决一个将要被‘打倒’的人，确实要有勇气和气魄。这种勇气，体现了赵渊同志的大公无私和处事公正。”
由于赵渊的解释，在之后的中共市委第二届委员选举时，程正武仍被选为市委候补委员。
三年困难时期，有个单位领导正在做报告的兴头上时，司务长上来说中午是不是吃只鸡，该人也不知听清楚没有，糊里糊说“好”。结果和大家吃了鸡。后来检察院来逮捕他，正在这时市检察院来电话说：赵政委亲自到检察院了，指示不要给其上手铐。干部们都说赵政委爱护干部真是细心周到，如果该人上手铐被带走将是非常难看的。大家纷纷说赵政委爱护干部真是细心。此事体现了赵渊高超的领导艺术。山区有一位公社书记因触犯法律而罪不可赦被处决，赵渊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失声哭泣。一些在外学习的人员打成右派回来后，赵渊不歧视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笔者接触到几位赵渊时期的干部占起泽、胡永基、林景悟、吴海云、方明等人，深深感受到这些同志的德才是现在景德镇拿不出来的。如林景悟在病榻上奋力完成《景德镇史话》一书后逝世。又如吴海云是首倡宣传珠山八友第一人。长期以来他不遗余力地弘扬陶瓷文化，在一次指导中央电视台的拍摄活动中染病不起，于今年不幸逝世。占起泽在景德镇设市时力主用“景德镇”为市名，使得这一历史的镇名在新的时期与城市联在一起而进一步名扬天下，功莫大焉。
（爱护干部、保护干部显示了赵渊识人用人的胆略）
赵渊尊师重教。在一次给中小学做报告时，他针对有些教师有点历史问题的情况，他说：“历史问题就是历史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在审干，这句话寓意深刻，在精神上给了一些教师极大的慰藉。又讲到“教师要穿得整洁些，你是教育人的嘛。农民劳动穿草鞋，教师上课穿草鞋行吗？那就不像。”他还说演员穿着要讲究些。如果演员弄得象个丑八怪，谁愿去看戏。对教师逐条反映的问题，当场答复，一概解决，不打折扣。尤其是衣料、手表、自行车、皮鞋、不仅不要票证，而且可以赊购，分期付款。在当时物资紧缺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殊为不易，教师内心欣慰之情可以想象。对教师激发的力量是多大啊。在当时知识分子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历史背景下，他这样重视教育、关心教育，是多么有魄力、多么有远见卓识啊！他特别嘱咐护士不要劳动打耐火砖，以免打针手发抖。
（正是在赵渊领导时期，景德镇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得到大发展）
赵渊书记敢讲真话，１９５８年秋天，浮夸风刮得很厉害，党的各级报章经常报导“放卫星”、夺高产。一天，《江西日报》套红刊登波阳饶埠公社放特大卫星，亩产１０万斤。在景的捷克专家谟斯看了不相信，说要到现场去看，经请示赵渊，他说：“不能看，是假的，吹牛皮的。”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许多人也能看出问题，但不敢讲。而赵渊不同，他不但能够看出问题，而且敢讲敢干，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在历次左的运动中，由于赵渊的清醒认识，景德镇都未受损害，反而因势利导，将群众的冲天干劲化为各项建设的动力。）
原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永基回忆西河浮桥建成的情况：１９５４年１２月下旬，赵渊同一些干部去鄱阳枧田街商谈窑柴生产问题。途经西河渡口时，只见河对面停了几十辆装窑柴的汽车在等待渡船摆渡。赵渊见对面停了不少装窑柴的车，而渡船又只能是一辆一辆地将车辆接运过河。许多群众见到赵渊一行纷纷反映此种不便，赵渊书记于是决定造浮桥解决车等渡船的局面，并向群众承诺月底完成。在波阳期间，并派胡永基中途回到市里找有关部门商讨架桥问题，有关部门有畏难情绪，拖了几天。赵渊月底回来后找胡永基问架桥的情况，胡永基说了有关原因，赵渊严厉批评道“要你们何用，这样何时建成社会主义。”
在赵渊的强有力的领导下，从１２月３１日早上开始做准备，入夜开始全面行动起来，胡永基亲提照明设备照明。经过一昼夜的战斗，终于建起一座简易浮桥，使西河结束了车摆渡的历史。当装满窑柴的汽车从这座便桥上通过时，人们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过往行人也高声议论：“共产党了不起，一个晚上就造成一座桥！”
（赵渊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来全面建设瓷都景德镇的）
浮梁县划归景德镇管辖后，赵渊采取了县委与市委合署办公，不久又撤销浮梁县，从河西到浮北的兴田、勒功一线设立几个公社，从东效往鹅湖、瑶里一线设几个公社，由市里直接管理这些大公社，减少了管理层次，精简了机构。此举为统筹城乡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