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58年浮梁县划归景德镇后，赵渊就千方百计地为增产粮食面而努力，从物力、人力、财力上尽力支持，甚至不惜代价，与农民同兴衰、共命运。为了增加肥料，一次向外要了700吨尿素，从而鼓起了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种粮积极性。为了兴修水利，动员工人、干部去挑土方，铺轻便铁轨运土石方。跃进水库的建设，就是市内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的集中体现，赵渊曾多次参加研究和劳动。为了搞到良种，用物资去换“南特号”稻种，换红花草种籽，购买良种猪、良种兔、良种茶果树。浮梁县田多人少，劳力紧张，又就组织陶瓷学院师生、部分工厂工人，上山挑窑柴，好让农民下田生产。浮梁县划归景市时正值大炼钢铁，任务很难完成，赵渊就想个办法用市里上交钢铁和以砍窑柴支援瓷业为名，把浮梁县的大炼钢铁任务由市里承担下来，让农民和农村干部专心搞农业生产。每年的“双抢”季节，更是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尽最大努力满足农村紧缺的物资。赵渊也和市委、市政府的干部一道，年年下乡割稻谷，有时从“双抢”开始到结束，都在生产队的田头。那些年，赵渊真是把农业和粮食牢牢记在心上，城里人几乎没有不同农业打交道的，就连居民老太太也下乡支过农，同农民亲如一家。
（参加农村夏收夏种的“双抢”在赵渊之前之后是无人这样做的。其时在全国各地出现饿死人的现象，而景德镇正是因为赵渊对农业这样的重视与做法使景德镇没有饿死人并养活了多少外地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景德镇的工人、干部、各界人士尽了最大努力保护赵渊。给了他最大的精神安慰。管他的人都待他好，给吃给住，说宽慰话。有一次把赵渊这些人带到一个地方，房子有门，窗户没有玻璃，特别冷，又没有被子，他们向工人请求，帮助找点报纸自己动手糊糊。两个工人特别好，说这哪能住人？就去找报纸来糊上，又找来些被子。在工人同情他们的不幸中，度过寒冷的长夜。吃饭问题都得到工人的帮助，有的单位主动安排给饭吃。春节时，市里的人都回家过年，赵渊家在北京，别的地方也不能去（怕牵连别人），他在工厂住下来，工厂的工人给他开饭吃、找地方住。过年那一天，有个工人给赵渊送饭，一再让他吃饱，说“我认识你。好人也有难，市里人说你好话的很多。”有次在东风瓷厂，早上没有水洗脸，工人叫赵渊到他那儿去洗。赵渊没有机会出去买烟，身上的钱也不知丢到那里去了。开完批斗会，人就少了，大家给他送烟抽，就很正常地说话。有一次全市开批斗大会，告诉赵渊时间，但会前没人来找，就自己走到大会场。市里的领导同志有几十人，挂牌、体罚、游街，完了以后送到一个地方写交待。全身被雨浇得湿淋淋的，一些工人给烧一堆木火烤衣服。晚上有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到赵渊跟前说，他是王大凡的外甥，问有什么事需要帮助。一个工人给赵渊找来一顶帽子，说“快把帽子烤干，出去就带这一顶”。幼儿园的老师来帮他烤衣服帽子，她说“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买烟可以帮你买。”次日去参加市委批斗会，开始没有叫赵渊去，赵看他们都去了，就在后边也跟着去了。走了一段路，管理的人说：“没有叫你，你去干什么？”有一次在电影院开批斗会，走在路上天正下雨，有个工人靠近赵渊，要赵渊打他的伞一起走。开大会时，被批斗的要挂牌子、要低下头认罪。有个工人上台把赵渊的牌子拿了下来，而当时会场上也没有反对的，这个工人还叫赵渊把头抬起一点（不要太低）。这在当时要冒多大风险！有一次换另一个工厂，房子里全是稻草，其它什么也没有。不多久，只留下他一个人，他求找个被子，看管他的人就同意了，还换了个地方住。就这样，在工人的保护下赵渊渡过了一个多月的批斗生活。赵渊回忆这经历说：“在关键时刻，工人同志给的具体关照，也是非常感人的。但在那种情况下，人身安全也是没有保障的。没有谁对你负责，只有靠好心的工人和干部。瓷都许多不知名的患难之交，在赵渊的精神和心理上留下了无限宝贵的养分。
据讲，有人几次到景德镇去做手脚，动员他们到北京揪赵渊，想借景德镇人的力量把赵渊打倒，但他没有想到，景德镇人却不想打倒他，而是时时处处护卫他。
（文革被称为人性泯灭时期，但人民群众对赵渊的保护证明他们是能分清是非的）
赵渊是景德镇陶瓷学院首任党委书记、院长，是陶瓷学院的创办者之一，为陶瓷学院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来虽然年事已高，但老院长一直很关心陶瓷学院的发展。２００７年陶瓷学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作品展。于6月18日下午，87岁高龄的赵渊同志和夫人韩光同志，兴致勃勃地驱车前来参观。在周 健儿院长的陪同下，一件件风格迥异、构思精巧的作品展现在老院长面前时，赵老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周健儿院长向赵老介绍陶瓷学院近年来的发展情况，赵老听后非常激动、高兴地连说：“好、好、好！”。院长周健儿、党（院）办主任黄弘等亲切邀请赵老回陶院看看，赵老向我校师生问好，并提词“科学思想发展观，奋发图强肯攀登，百年树人千秋业，开拓创新育人才”，表达了对景德镇陶瓷学院的美好祝愿。参观结束后，院长周健儿与赵老及夫人合影留念。
（如今景德镇陶瓷学院已有数万人毕业生分布在各产瓷区，是中国陶瓷工业的中坚力量。老院长赵渊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
1960年《陶瓷美术》杂志第三期刊登题为《世界没有的我们要有》的摘自赵渊同志在中共景德镇市浮梁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在陶瓷产品质量上，不仅要提高一般产品的质量，而且要向高、美、精、尖方面进军，攀登世界陶瓷科学、技术、艺术高峰。拿出世界一流的的高级美术瓷、高压电瓷，高温、耐压、耐酸工业瓷，化学瓷以及应用于尖端科学的金属瓷、不碎瓷，高频瓷，树立社会主义时代的景德镇瓷器风格，为祖国争光。”这段讲话充满共产党领导人的创造激情，给景德镇提出了长程的目标，今天读来仍感激情澎湃。
老同志胡仲愚说：赵渊的精神现在的人是不易学不到的，谁也比不了他。吴泉生也说过：不是我轻视现在的一些人，现在的一些领导人抵不到赵渊一个手指头。在笔者一个个问到景德镇的大型企业时，他一一回答说是赵渊手里办成的，当笔者最后问及景陶瓷厂与电瓷电器公司时，他语速急速地说：“都是、都是他（赵渊）办起来的。”原市委办公室主任占起泽抚今追昔地感慨说：我这一辈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最好的共产党员，也看到了最不好的共产党员（现在）。老同志余略自说：赵渊目光极为远大，办实事、求实效，谁要是来虚的他是不会客气的。老同志方明说：赵渊在景德镇做各项工作都是要创全国一流的。一位网友说：赵渊是景德镇解放后唯一被全体市民认可的主要领导。几十年来笔者没有听到景德镇人民对他的一句微词，所听到的都是崇敬之语、缅怀之情。
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景德镇的瓷画艺人徐焕文、邹国均、王云泉等人就创作瓷画《瓷都要八景》反映景德镇解放后出现的巨大变化，现今陈列在景德镇陶瓷馆。笔者翻阅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陶瓷美术》杂志，发现有一篇《世界珍品——颜色釉的新生》文中谈及解放后十来年景德镇颜色釉取得的发展成就时，作者情不自禁地热情讴歌党的无比英明领导，这也是对赵渊这位党的领导人的赞扬与肯定。
其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文化界名人朱德、董必武、谢觉哉、郭沫若、田汉等到景德镇访问时都盛赞景德镇的取得各项成就。朱德以其独特眼光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对景德镇颜色釉瓷的发展提出要求，赵渊按照朱德的要求将颜色釉瓷的发展列入重点，使得景德镇颜色釉瓷的发展在继承传统与现代科技的指导下，取得前无古人的新成就。董必武、谢觉哉、郭沫若、田汉赋诗赞叹瓷都。郭沫若满怀激情作《访景德镇》，首句以：“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而成为千古佳句。又曰：“后来居上数东洋，夺取万邦瓷市场。年进美金六千万，数逾赤县十番强。”，证实了景德镇当时对国家的作出的献。我国在1978改革开放之前外汇余额不超过1.2亿美元，由此可见景德镇对国家的重要性。
在景德镇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中共领导人赵渊与他的团队创造了景德镇有史以来气势最恢弘、业绩最辉煌的时代。
长期以来，景德镇宣扬清朝督陶官英的贡献。每当我们看到唐英研究会出了研究成果，陶瓷工业园主干道被命名为唐英大道，瓷博会设立唐英杯大赛奖，媒体反复宣传和介绍唐英时，我不禁叹道：唐英怎比得上赵渊，值得如此反复宣传？这样就能成为历史吗？为什么要厚古薄今？从服务的性质上来说，唐英是为少数的统治者制造贡品，以供之享乐；赵渊带领人民发展陶瓷业则是为国家、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从艺术成就上看，赵渊时代所制造瓷器艺术性远超唐英时代。他对景德镇全方位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景德镇古代陶瓷艺术的成就是景德镇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但是经常有一些研究者说唐英与瓷工同其食息，其实督陶官衙署就在御窑厂内，唐英生活与督陶只能都在其内。也有人说唐英的《陶冶图说》如何了不起，其实不过是几副画配一些解说而已。就历史记载而言，唐英督造的瓷器进贡后曾被乾隆多次责令其陪补而重新烧造。御窑厂是历经明清几朝督陶官而建立的，唐英不过是一种接任者角色。因为封建制度的专制性，他们搞的一些记录从来就是掺杂着不真实的东西而不能当作信史。仅凭封建历史的一些记录就完全信以为真是不严肃的。就说我们这个时代景德镇的一些官方的文字材料和宣传机器产出的东西，又有多少是可信的呢。所以说一些人的研究是没有什么事实依据的，起码是为出研究成果而有所夸大的。著名女作家胡辛在谈到电影〈〈唐英〉〉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她洞察力惊人，隐语一些人借此获得名利。
总的来说，封建制度是禁锢与保守的，是压迫与剥削劳动人民的。御窑制度是封建制度的一部分，它的建立也是禁锢陶瓷艺术发展的，是压迫与剥削景德镇的。以一人的爱好、情趣、审美为标准，阻碍了陶瓷艺术文化的生发与流动，造成许多绝技、绝艺、绝活的中断与失传。是必然和专制的封建制度一道衰亡，这是为历史而明证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