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两颗璀璨的巨星，他们就是唐代的两位顶级诗人，即并称为“李杜”的“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这两位大文学家一生都曾游遍祖国的奇山秀水，从大自然中汲取了无尽的思想资源和创作激情，创造了中国古代最辉煌的诗歌文学，成为中国诗坛的两座巍峨的高峰，千百年来令人敬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称赞两人“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大文学家韩愈在《调张籍》诗中对他们评价更高：“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宋代大文豪苏轼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他们的友谊和成就一样，均成为中国文学史的千古佳话。
无独有偶，在1300多年后的当代陶瓷美术界，有两位年龄相差12岁的瓷坛泰斗，他们同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同样是12岁开始学艺，同样是景德镇市人民政府首批授誉的陶瓷美术家，同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同时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当时景德镇乃至江西省仅他们两人获此殊荣），他们的家庭同时被景德镇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陶瓷世家”。他们就是并称为“王张”的当今陶瓷美术界泰斗级大师王锡良和张松茂。
王锡良原籍安徽省黔县，1922年2月生于景德镇。幼年家境贫寒，12岁辍学随叔父王大凡（“珠山八友”之一）学绘瓷画，1952年进入景德镇美术合作社，2年后转入景德镇工艺社，随后进入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从事陶瓷美术创作、研究。
张松茂1934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鄱阳县，5岁随兄来到景德镇与父母一起生活（其父张德生早年拜“珠山八友”之一的刘雨岑为师学画瓷器），12岁辍学随父学艺，1953年进入景德镇美术合作社，1956年进入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从事陶瓷美术创作、设计和制作。1959年，37岁的王锡良和25岁的张松茂，同时被景德镇市人民政府首批授予“陶瓷美术家”称号。
王锡良和张松茂相识相交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们自小便是邻居，那时王锡良家住在毕家弄，张松茂一家租住在詹家弄，两家相距仅百米左右。张松茂最早学的是当时很少人学的图案，画的是不起眼但却是一件完整的艺术瓷必不可少的边角，当时就已有了一定名气的王锡良，那时便经常请张松茂这个“有灵性的邻居崽俚”到家里来帮忙画边角，从此结下长达60多年的友谊。后来，两人都因艺术成就突出先后进入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邻居成了同事。
王锡良比张松茂年长12岁，两人虽无师徒名份，但张松茂在艺术上始终把王锡良当作老师。张松茂少年入道之时，王锡良已经是在业内获誉甚多的青年才俊，少年张松茂对青年王锡良非常敬仰。王家早年请张松茂帮忙画边角，使他有了与“偶像”直接接触的机会，张松茂不仅画边角特别尽心尽力，而且特别珍惜这“近水楼台”的学习机会。
因为王锡良年长并且入行出名早，尽管两人成了同事，早年就被王锡良的人品和画品折服的张松茂，一直将王锡良视同师长。王锡良也以张松茂为知音，两人不仅在陶瓷艺术领域共同切磋互相影响，而且在生活中和政治上互相帮助。如果说王锡良对张松茂的帮助主要是在艺术方面的话，在他们“黄金时代”所处的那个特殊时期，因为家庭出身好、政治表现突出而担任美研室党支部书记的张松茂，给予“白专典型”王锡良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庇护”。
当时，有一位领导想整王锡良，讥讽他说“王锡良只会画两下瓷器，如果不给他瓷胎，让他画匣钵去？”听了这话，张松茂立即予以反驳：“如果不生产笔墨纸，全国那么多画家又画什么？”那位领导无言以对。文革最激烈时，作为业务骨干的“王张”两人都因省革委要画一个革命长卷被抽调到省城南昌写生半年而逃过了劫难。等到他们回来时，还是有人提出要批王锡良，但都被张松茂用“缓兵之计”拖了过去，不久这场运动便平息了，王锡良也因此而得以“平安”度过。
王锡良也不只是艺术上帮张松茂，在其它方面同样全力维护他。当时职工的工资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上调一级，而且往往只有很小比例的职工才有可能加到这尽管只有几块钱一级的工资，因为僧多粥少机会难得，所以每当上调工资时，职工之间“竞争”异常激烈。那年陶研所的职工好不容易等来了一次调工资的机会，不料个别老艺人对张松茂加工资提出异议，说他只会釉上不会釉下。关键时刻，对张松茂了解甚多的王锡良却道出了他的种种成就，力主“张松茂不加工资说不过去”，为他争取利益。在王锡良实事求是地列举出不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大家终于表态说：“张松茂确实应该加这一级工资”。
“王张”这两位工艺美术大师在六七十年的艺术生涯中，都游遍了祖国的奇山秀水，坚持野外写生，描湖光山色之灵秀，写自然万物之形态，创造了当代陶瓷艺术的高峰。他们或结伴或独自遍访名山大川，涉足天下奇峰异水，所到之处必提笔写生，对景抒情。在体验生活之余，深入挖掘地方民俗文化，着意于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山水的人文精神、花鸟的意态情趣。他们的创作师从于生活，立足于生活，笔下的艺术形象鲜活而灵动，绘画语言细腻而丰富。熟悉王锡良和张松茂作品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即他们的作品均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自然气息，无论山水、花鸟、人物，画面都富有情趣，富有生机，造型很少雷同，即使是描绘同一种植物，如松树或梅花，也是风格各异，姿态万千，这种善于变化、创新的表现手法，是跟他们长期坚持写生实践密不可分的。
传统的陶瓷艺人的作品，几乎全是临摹古人和书上的，最多凭着各自的悟性有所发挥而已。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要组织一批艺术陶瓷去民主德国等国家巡回展示，并派出了祝大年、高庄、梅健鹰等一批顶级精英，对景德镇的艺人进行辅导。这些名家带来了剪纸，但老艺人不屑一顾，说都是些“鞋样”，不如景德镇的瓷画好，能画出“阴阳光”。老艺人的“顽固”引起了高庄的“愤怒”，但梅先生非常温和，他开课为大家讲素描。年轻的王锡良认为梅先生的课对自己很有用，所以学得非常认真。这批货完成后在北京美协搞了预展，王锡良有幸去了北京。北京美协汇聚了一批美术界的名人，这些人有真本事，但他们仍然觉得理论知识不够，天天晚上在一起学习。这让王锡良大开了眼界，他在那里懂得了透视，知道了写生。回到景德镇后，王锡良身体力行，成了第一个写生的“红店佬”（景德镇把在陶瓷釉面上进行彩绘装饰的工序俗称“画红”，而“画红”的店铺就叫“红店”，画红者则称“红店佬”）。不久，他写生所画的《莲塘风景》、《采茶捕蝶》在《江西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并引起了好学的张松茂关注，成了忠实的追随者。
从此，王锡良经常带张松茂一起出去写生。上到观音阁，下至小港咀，景德镇城区的山川河流、公园莲塘、街道里弄，无处没有留下他们的身影足迹。他们还经常利用节假日，背着缝袋画板，带上干粮下乡写生，像瑶里这样的秀美乡村，已经去过不知道多少次。除了景德镇城乡，他们亦曾无数次结伴到外地写生，庐山、黄山、井冈山、鄱阳湖等名川大山，到处都有“王张”两位来自瓷都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家的印记。一次在婺源长滩写生时，张松茂发现王锡良居然直接在宣纸上写生，也学样画了一幅水车风景画，此画当时就得到了王锡良“咯个崽俚有进步”的表扬，后来还在《井冈山画报》上发表了。1957年春节，他们一起利用放假的机会，从景德镇坐汽车到赋春，又从赋春步行几十里路到婺源，一路走一路写生，前后历经十几天，获得大量创作素材。回来后两人根据写生素材创作的作品也发表在《井冈山画报》上，这本画报至今还保留在张松茂身边。
有一年国庆节，他们相邀去旧城写生。因为当时交通不便，所以约在放假的头一天晚上9点便启程去旧城。当他们背着画夹步行了3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旧城的河边上。但因为当时旧城没有桥，通过时必须乘渡船，而渡船到了晚上便停开，他们站在岸上扯着嗓子叫了半天后，仍没人理会，于是不得不在渡口露宿到天亮，第二天才乘渡船过去。
还有一年正月里去婺源写生，当时碰到天降大雪，地上的积雪有几厘米厚，被一片白茫茫的雪景吸引住了的他们，不愿错过这难得遇上的美丽雪景，不假思索就把毛笔拿出来写生，但因为天气冷的缘故，笔老是被冻得画不出来，他们就一直对着笔呵气，呵一下画一笔，脚冻得跟冰条一样，他们还是坚持一气呵成把这迷人的景致画下来了，几乎“冻僵”的二人这才相视一笑。
那时张松茂年纪尚轻，家里人担心他经常外出不安全。但因为王锡良善良的人品和“王张”两人的良好关系，所以张家人只放心让张松茂跟随他外出写生，时间长的时候竟然超过一个月。回忆起几十年前与王锡良一起写生的经历，张松茂感慨不已：“王老师那个时候对我非常照顾，有一次写生时我感觉身上有点热，就把外衣脱下来放在一边，回去时却忘了拿，还是王老师帮我捡起来带回去的。”
当然，“王张”一起写生，更多的时间是互相帮助。一次结伴去浮梁旧城，两人分别到不同的地点写生，到了吃饭的时间却久久不见王锡良来约定的地方，张松茂心里着急也无心吃饭到处去找，好不容易才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找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晕倒在田畈的王锡良，赶紧通知他的家人，护送他回家。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王张”两人的友谊，因为常常结伴写生而越来越深厚。
张松茂在多个场合毫不掩饰地说：“当时在景德镇陶瓷美术界中，坚持写生的，王锡良老师是第一个，我可算是第二个。”正是王锡良和张松茂共同开创了陶瓷艺人写生的先河，也为陶瓷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之焕发出更加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王张”两人的代表作，有许多便是他们写生之后创作出来的“孤品”。王锡良和张松茂先后为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绘制的l米多高、3米多宽的大型瓷板画《革命摇篮井冈山》（1959年）和4米高、8米宽的大型壁画《井冈春色》（1980年），就是他们多次前往井冈山写生之后创作的。他们背着写生架，翻山越岭，临峰入谷，赴茨萍、五龙潭、朱砂冲，登黄洋界、笔架山、五指峰。井冈山著名的五大哨口他们都跑遍了，这些哨口主要分布在当年红军根据地茨坪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之间的距离大多超过30公里，当年王锡良带着干粮在山上住了十多天，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井冈山那么大的山，几个哨口我都是靠脚量着去的”，光写生的纸就用了上百页。
2009年10月20日下午，在景德镇举行的2009秋季国际艺术陶瓷拍卖会，王锡良的粉彩瓷板画《黄山四千仞》以782万元的价格成交，创造了当代景德镇名家艺术陶瓷拍卖的新纪录。据王锡良介绍，这幅得意之作就是得益于写生，是他早年在黄山写生后创作出来的，画了许多幅了，从年轮逾千载的古树到柔枝嫩绿的小树都有描绘，迎客松、望客松、卧龙松、麒麟松等松树，这些都画过。每一次上黄山，不仅能感受到黄山松的美丽和坚强，更能从中感受到一种精神——黄山松精神，它们能在岩石缝中生存，生命力极强。如果不是多次登山写生观察亲身感受，是不可能确切地表现出来的。
在张松茂家中，至今保存着他持续五六十年坚持写生留下来的几十本、厚达数千页的手稿，这些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均被分类整理得井井有条，有人物、动物、植物、风景等等，在每一大类中又有若干小类，如植物中有松树、柏树、梅花、牡丹、荷花令人看后无不佩服他的精心细致和周到。而他的众多作品如《喜报丰收》、《井冈旭日》、《黄山飞瀑》、《庐山五老峰》、《瑶瀑林海》、《翠湖叠彩》、《白云深处有人家》等等，都是深入实地写生后创作出来的。
业内人士均知张松茂有一个“牡丹大王”的雅号，一方面因为他在牡丹瓷画表现技法和用料上有独到的创新和运用，另一方面更得力于他对牡丹的喜爱和细心观察。早在几十年前，他就曾经在洛阳牡丹花开的季节，专程去洛阳观察写生，一连十几天废寝忘食，绘制了大量牡丹花的写生稿，各种姿态的花枝花朵尽收画夹，积累了丰富的创作资料。而他的成名，也和表现牡丹花的作品有关。1959年评“陶瓷美术家”，就是因为他的一件参评的牡丹花瓶征服了所有评委；1975年北京饭店珍藏的一口由他绘制的牡丹花千件大缸，得到中央工艺美院教授们的首肯，认为是一件超越前人的佳作，远比雍正粉彩出色；1977年参加全国工艺美展，他的一块牡丹圆盘，令观众和专家叹为观止；至于港、澳回归祖国之际，由江西省政府赠送给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的一幅《紫归牡怀图》大型瓷板画和一对《牡丹莲花》瓷瓶（瓷瓶系与同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夫人徐亚凤共同创作），更是以牡丹花为主要画面的不朽杰作。
“王张”不仅经常一起外出写生，而且还有很多共同写生回来合作的精品力作。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王锡良和张松茂就联合举办了一场写生作品展览，时任市委书记赵渊亲临观赏并给予极高评价，一时引起了轰动。1963年，两人从鄱阳写生回来后，以文化、劳动、休息等为内容，共同创作了一套四块的大屏风瓷板画《农村新貌》。绘制之时，恰被前来景德镇参观的著名剧作家田汉看见了，他即兴为两人赋诗：“春播归来夕照斜，坡头着意种桑麻。艺人珍重生花笔，先为农业后及他。”这套大屏风瓷板组画现收藏在景德镇陶瓷馆。40多年后的2006年，两位年逾古稀的老友，还合作完成了反映他们共事几十年的工作单位的《陶研所全貌图》。
“王张”二人都是注重写生和善于随时记录绘画素材的艺术家，虽然已迈入耋耄之年，依旧笔耕不止。他们一生遍访名山大川，涉足天下奇峰异水，所到之处必提笔写生，对景抒情，描湖光山色之灵秀，写自然万物之形态。在体验生活之余，深入挖掘地方民俗文化，着意于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山水的人文精神、花鸟的意态情趣。他们的创作师从于生活，立足于生活，因而笔下的艺术形象鲜活而灵动，绘画语言细腻而丰富。
“王张”积半个多世纪之写生经验，结合各自的写生体会，总结出表述不同但观点统一的“写生理论”。王锡良说：我画了不少水墨山水的写生稿，面对自然山水，我有一种挣脱牢笼的自由感，此刻，任何经验和规矩都毫无意义，面对大自然，只需要虔诚。他认为写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谈起写生经历和体会，王锡良深有感触，他说：“写生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画的景致也很随意而率性。写生，面对大自然、面对山川美景，那种自然光线赋予的色彩的变化真是奇妙无比。在观察中对造型随意取舍的自由感和能够触发激情的现场感、空间感，写生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才可能创作成功的艺术作品。”
张松茂早于1959年就在《陶瓷美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我对写生的看法》的文章，文章写道：“写生的目的，从我们陶瓷美术工作者来讲，是为了更好地给陶瓷装饰寻找素材，丰富我们的创作素材。”“生活创作的源泉，要记录生活，必须要写生。应该注意的是：写生应紧密为陶瓷装饰丰富创作素材服务，更准确、丰富地反映现实生活，更好地创作出丰富而具有生命力的陶瓷艺术新作品。”
张松茂认为，有些陶瓷艺术界人士不太理解写生的重要性，他们以为古人前人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美术资料，我们照搬照套就可以了，何必要去写生呢？他觉得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要反映生活，记录生活，就要坚持写生，以便为创作积累素材。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它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即生活素材。古人所谓“搜尽奇峰打草稿”，说的正是写生活动。
在张松茂家中，珍藏着一幅他和王锡良身穿日本和服饮茶论艺的珍贵像片。那是1993年11月，他们与秦锡麟一道在日本举办“景德镇三巨匠陶瓷展”时所摄。当时，日本友人邀请景德镇那时仅有的三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张松茂、秦锡麟，到横滨举办了“景德镇三巨匠陶瓷展”并进行现场表演，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不仅以精美丰富的陶瓷艺术作品让日本观众一饱眼福，使日本观众对景德镇优秀的传统工艺技术有了进一步了解，而且促进了两国人民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和沟通。展演之余，两位老友在异国他乡穿上日本朋友赠送的和服，边饮茶边交流技艺，同时回忆两人过去几十年的写生经历和传统友谊，别有一番雅趣。
“王张”二位瓷坛泰斗级大师，相识过七旬，结谊跨世纪，互为影响互相敬重，实为前无古人后未必有来者的佳话。张松茂一直尊敬年长的王锡良为师长，直言“从王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从他的高尚人品，到他的精湛技艺。王老师的功底扎实，我非常敬佩他。我启蒙的时候是学画图案的，后来才从王老师和刘雨岑、徐天梅等前辈艺术家那里学会了新彩、粉彩、釉里红。”
王锡良和张松茂不仅友谊深厚互相帮助，共同开创陶瓷艺术家写生先河，为历史悠久的陶瓷文化增添了一抹绚丽的亮色，使之不断勃发生气活力，而且以他们的精品力作先后多次创造和刷新当代艺术陶瓷成交记录。继2005年张松茂的第一幅《三顾茅庐》瓷板画以150万元成交之后，王锡良的粉彩瓷板画《黄山四千仞》2009年10月便以782万元的价格刷新当代景德镇名家艺术陶瓷拍卖的新纪录。时隔刚刚一年，张松茂创作的第二幅《三顾茅庐》瓷板画，在2010年国庆节前夕以1300万的“天价”，再次创造当代艺术陶瓷成交记录，一举开创并引领中国当代艺术陶瓷进入大繁荣大发展的千万元时代。“王张”相互创造的空前记录，不仅显示了他们自身的实力，更加彰显了中国陶瓷艺术的灿烂辉煌。
如同“李杜”共同创造了中国古代最辉煌的诗歌文学，成为中国诗坛的两座巍峨的高峰一样，“王张”走遍祖国的名山大川写生，共同创造了当代最辉煌的陶瓷艺术，成为当今瓷苑的两名令人景仰的泰斗。他们的友谊和成就，完全可以借用郭老评价李白和杜甫的那样，“象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艺术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一起发出不灭的光辉。”
（摘自：景东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