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作工艺
紫砂壶正如玉石、家具等历代古董雅玩般，除了材质本身的优劣外，工艺家的制作水平也左右着器物的价值。宜兴紫砂壶的制作方式并非常见的拉坯成型，而是采用相当罕见的“打身筒”及“镶身筒”成型法，前者运用于圆形器，后者用于方形器。从工艺发展的进程来看，宜兴制缸匠人的技术为打身筒成型法打下了基础。自宋代迅速发展的宜兴日用陶缸业，都是容量大、胎壁厚、胎质坚致的大中型陶器，所用原料不再是一般的黏土，而是从地底深处开采出来的甲泥和嫩泥。其制作方法因为泥料特性及器身尺寸甚大，无法采用陶轮成型，因而发展出当地俗称“条筑卡把法”的成型法，即是将泥片一条条圈筑起来，到了一定高度，再以工具拍打内外，使彼此紧密结合，表面光滑，待其稍硬之后再继续盘筑，一件大缸往往要分三次才能完成。这种特殊的成型法影响着明代中期萌芽不久的紫砂壶，基本上在明代，主要制壶方法为将泥片分段包于圆形的木模上，镶接好身筒后取下，稍干后再上下相接。至万历时大彬另悟其法，不用模具规范，而把泥片置于转盘上，以拍打方式成型。
另一种镶身筒成型法，可制作出各种带有角边的四方、六方、八方器型，镶身筒技法的概念应是受到瓷器及制锡工艺的启发，大多是以样板裁切泥片黏合而成的。在成型的难度与精确度上比拍身筒成型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在制作过程中，对一部分泥片湿度、曲度掌握不当，或是有任何一个平面歪斜，便会导致窑烧时，坯身在千度高温下扭曲变形，气度全失。
由上可知，紫砂工艺是一门充满“手工技术”的工艺，加上泥料在阴干烧结前均处于可塑状态，这些人为的制作流程都会在成品上或多或少留下手印与工具痕迹，经过观察，常可归纳出某人或某时期的工艺风格，因而也就成为我们断代的凭据之一。
四、款识和铭刻
自明以降，紫砂陶器的人文色彩便远远超过其他文物。别的不说，单是从大部分古壶上的作者款识，便可感受到制作者的气韵所在。然而，在收藏古壶时，却也不能太拘泥于“名人情结”上，因为明清两朝的陶人虽众，但留名史籍者却相对稀少，其可信的传世遗器更是有限，有些史料记载的陶人如时朋、董翰、赵梁、袁锡等，甚至名满天下的惠孟臣、惠逸公，他们的传世作品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一把是经科学鉴定确认无疑的标准器，因此奉劝喜爱紫砂壶的朋友，千万不要“按图索骥”、“对号入席”以免吃亏。
除了少数的无款茶壶外，大部分的紫砂器上都有款识。紫砂款识为紫砂装饰一大特色，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这在其他陶瓷上是较为少见的。它是在吸取青铜器、书画和历代陶瓷款识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紫砂自身特点，有较多的发展和创造。以内容分，有纪年款、堂名款、吉语款、诗词款和陶人款等。部位有底款、墙款、肩款、腹款和盖款等。所用书体正、草、隶、篆均有。这些刻、印、划在紫砂壶表面起装饰作用的文字，都可用以表明此器的年代、制作者、装饰者和订制者等信息，自然是断代认识上应当借鉴的依据之一。
至于壶身的书法题刻，明代书体都为楷书，到了清代早期楷书、篆书并用，而后期则以篆书为主。但这仍仅供参考，尤其是明末清初常见的书法署款风格，在鉴别上的参考意义并不大，因为昔时陶人未必都能自制、自署又自刻，名陶人如时大彬也是成名后才能“运刀成书”自署款识，而名家李茂林更只是“朱书号记而已”(见《阳羡茗壶系》)。而且此类题刻的字样可以被反复拓刻、组合、补题，最重要的是，大多数的史书均载明，此时期的款识多有“晋唐风格”，鉴赏家知道，仿古者也同样知道，此点反而是真伪砂器皆备的共同特征了。
历来谈及文物鉴藏的法则，不外乎多看、多问、多上手等，虽说是老生常谈，但确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没有人喜欢赝品，这是众所皆知的，就连作假的人也希望自己的伪作被当做真壶。然而仔细想想，如果世间的紫砂壶都是真品，绝无作假，那么紫砂壶天地必然无趣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