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青瓷鸭形砚滴
14世纪龙罐
为什么说被命名为高丽青瓷的李氏王朝翡翠色“国瓷”是由中国直接引入的“外来物种”？那么我是有以下理由的。
虽然说朝鲜半岛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制陶历史，但是他们的制瓷技术却是在9世纪末10世纪初自中国越窑传入。考古资料显示，当时分布在半岛西南海岸一带的窑址就多达十余个，比如京畿道扬州郡长兴面釜谷里窑址、全罗北道镇安郡圣寿面道通里窑址、黄海道松禾郡云游面周村窑址等。
公元9世纪，新罗王朝由于争夺王位的斗争和随之带来的政治上的混乱不堪，直接导致了庆州中央政府的势力削弱，而与此同时，地方豪强的势力却大为增强。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青海镇大使张保皋，他以全罗南道莞岛为中心据点形成了强大的势力，成为了东北亚海上霸主。
同时强盛起来的还有南海岸及其北部的地方豪强。而西南海岸一带基本为平原地带，加之岛屿众多、海岸线长，在当时与中国的海上交通相当便利，各种交流十分活跃。因此这个地方具有了比其它地方更有利于积蓄财富和首先接触到先进文化的良好的自然条件。
从陶器文化过渡到瓷器文化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虽然说9世纪的新罗首都庆州地区仍停留在陶器时代，西南海岸一带却因受中国瓷器文化的影响，已具备了制瓷的先决条件和经济基础。通过张保皋等人从中国浙江地区引进以青瓷为主的瓷器及技术，最晚也应是在9世纪后期新罗就开始少量生产瓷器。
9世纪末10世纪初也正是高丽王朝的兴建之始，故而当时将这一类新兴青瓷命名为“高丽青瓷”。而且由于这种最初期的高丽青瓷与我们中国晚唐至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及其相似，在韩国学术界也常常以“唐式青瓷”来表述。
唐代越窑青瓷玉璧底碗
唐代越窑青瓷玉璧底碗
据考古资料显示，在西南海岸一带发现的青瓷窑址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造价昂贵、生产数量受到限制、只能满足上层社会需求的、以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龙云里生产的为代表的优质青瓷，其中也包括了部分白瓷；二是以被大量投入生产、用于一般市民生活起居的、以京畿道仁川市景西洞等处为代表的绿青瓷。
优质的初期青瓷因还原烧造得好而显得釉色非常靓丽，胎质极为致密、瓷化好，甚至有些好的已经十分接近高丽青瓷鼎盛时期的翡翠色。而绿青瓷的胎土却因含有杂物及砂砾，显得不够致密，釉色也类似于灰釉，或因还原烧造不好的原因呈现褐色或者表面不均匀的情况。
那么越窑制瓷技术东传高丽，在整个世界陶瓷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可以说是为中国制瓷技术走向世界拉开了序幕。那么这里就有两点值得我们来思考和探索：首先，中国的制瓷技术为何最早在朝鲜半岛落地生根？其次，为何朝鲜半岛引进的是中国越窑青瓷技术，而不是在当时同样名满天下的邢窑白瓷技术？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合葬有朝鲜半岛百济国第二十五代国王及其王妃的武宁王陵出土的两晋时期的浙江瓷器，是现今已知的在中国境外出土的最早的中国瓷器的例证之一。根据中韩两国学者研究，这些瓷器是当时的南朝政府与百济王室交好的物证之一，它们既说明了浙江瓷器外传古而有之的历史，也说明了早在南朝时期中央政府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就有采用中国瓷器作为外交礼品的先例。
中国越窑青瓷历经南朝的发展，到了唐代，越窑青瓷便步入了繁荣、兴旺的飞速发展阶段。当时，在浙江的慈溪、上虞等地，越窑窑场林立，从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无论是从装饰技法上或是从生产规模与生产技术发展水平上来论，浙江越窑青瓷的发展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与此同时，凭借当时唐王朝对外的邦交日益增多，中国与其他交好各国间的文化商贸来往频繁，以及浙江窑场本就处于东南沿海交通便利之处，越窑青瓷的外销规模日渐扩大，当时的瓷器可远销至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各国。
仅在新罗时期的太子宫废墟雁鸭池一处，就曾出土过大量的敞口、腹壁斜直、圈足底呈玉璧状的越窑玉璧底瓯残片。那么类似于这些越窑玉璧底瓯最早被发现是在唐代中晚期的上虞、慈溪等处的窑址中，就是属于当时越窑青瓷的大宗产品。
而对于当时由朝鲜半岛自主烧造的玉璧底系的青瓷，根据现有出土资料与学者们的分析考量，高丽青瓷的玉璧底初期优质青瓷的生产从9世纪后期一直延续到了11世纪前半叶，而粗质的绿青瓷则是从10世纪一直延续到12世纪前期。
其中，高丽青瓷的优质青瓷逐渐与官窑衔接，而且在当时受中国南北方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在最初的时候，受越窑青瓷的影响最大最直接。接着，也受到临汝窑、耀州窑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