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来看，东非沿海地区是中国瓷器的一个终端市场。中国瓷器在使用过程中完成了去商品化的过程，装饰墓葬是其最终消费形式之一。在东非沿海社会中，中国瓷器盛装食物的实用功能被弱化，而财富象征、促进商贸等其他功能通过展示的形式，大大增强。中国古代瓷器在东非沿海人群社交生活和公共空间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这是古代中国商品在异质文化的消费地“本土化”的典型例子。
中国瓷器究竟在古代东非海岸社会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是以往认识中的盲点。本文以曼布鲁伊和马林迪老城遗址个案为例，对东非沿海遗址出土中国瓷片的规律予以描绘和总结，并以此为线索，对中国瓷器在东非海岸社会中的使用情况予以分析，试图管窥这种中国物质文化的代表性产品对东非沿海社会生活的参与，和其“本土化”过程中的功能转变。
一、中国瓷器在东非沿海遗址中的出土概况
在非洲，东非沿海地带是中国瓷片出土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不过，假如对东非各遗址发现的中国瓷片数量和各遗址出土遗物的总数量进行统计和对比，会发现前者的绝对数值和比例并不高。赵冰指出，中国瓷片在各遗址出土的遗物占比一般在0.2%-1%。马文宽等称东非地区为中国瓷器的“储仓”，实际是基于东非与西非、南非、中非等非洲其他地区出土中国瓷片数量的对比情况而得出的结论。
在东非沿海地区，中国瓷器的分布呈现一定规律。弗莱舍（J. Fleisher）指出，10-11世纪，外来陶瓷主要发现于城镇聚落，乡村聚落少有发现。城镇和村落一定程度上或代表了当时不同聚居人群的阶层差别。因此，通过城镇这一“介质”，中国瓷片的出土更多指向了拥有财富或权力的精英阶层的聚居地。
即便在城镇聚落内部，中国陶瓷的分布似也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根据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老城遗址的发掘结果，我们发现，至少在已发掘的区域内，出土中国瓷片以柱墓为核心的出土分布趋势。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柱墓与中国瓷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这种联系又可以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呢？
二、东非石质墓葬与中国瓷器——以曼布鲁伊和马林迪老城遗址柱墓为例
曼布鲁伊和马林迪的柱墓区聚集了大量中小墓葬，在墓区中，曼布鲁伊柱墓1座，马林迪老城有柱墓2座。在地表遗迹保存较为完好的格迪古城遗址，3座大型柱墓则分别与遗址内最重要的清真寺、宫殿紧密相连。
在此以曼布鲁伊和马林迪老城遗址的柱墓为例，管窥石质墓葬使用中国瓷器进行装饰的方式。曼布鲁伊遗址墓柱已经断为数截（图一），其断裂时间约在20世纪30年代，柯克曼估计其原高应在8.2米左右。测量各残部后估计其原高可能在8.4米，墓柱原应位于整个墓葬的东侧。
曼布鲁伊遗址墓柱
墓柱剖面原为近似正十边形，每边0.38米左右（15英寸）。墓柱柱头顶部镶嵌有1个青瓷瓷盆（或罐）底，底部有刻划莲瓣纹，釉色青绿泛灰，灰胎，推测为明中晚期浙江龙泉窑产品（图二）。
图二 曼布鲁伊墓柱顶端龙泉窑瓷器
在柱头下侧的双箍之间，形成近似的正十面体，每一面凿出1个圆形壁龛，每龛直径约0.2米，共计10个环绕一周。柯克曼20世纪50年代对曼布鲁伊进行考察时，壁龛中的10件瓷器数量仅缺1件，均为青花瓷器，4件为碗，5件为盘。而目前仅有5壁龛上残存有中国青花瓷器残件。这5件青花瓷器中有3件为折沿盘，其中2件盘心图案为凤纹图（图三、图四），1件为莲池禽戏图（图五）；与柯克曼的报道对照，可知另2件为碗的底部，碗心图案1件为鹿纹图（图六），1件为花卉鸣禽图（图七）。
图三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盘（凤纹）
图四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盘（凤纹）
图五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盘（莲池禽戏纹）
图六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碗（鹿纹）
图七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碗（花卉鸣禽纹）
马林迪柱墓使用中国瓷器进行装饰的方式有所不同。马林迪柱墓区共存在一大一小两座柱墓（图八）。墓柱均位于墓葬东侧。小柱墓通体素面，墓柱高约4.9米，墓墙高约1.2米，且无装饰。大墓柱高8.4米。墓柱本身并未使用瓷器进行装饰。综合四面墓墙，现存可见壁龛48个。不过，壁龛中的瓷器今已荡然无存。北侧尚有残墙，应为另一个墓。柯克曼指出，北侧残墓似应南侧大墓共用墓柱。此墓东侧围墙一龛中残存青釉瓷盘底部，釉色青绿发灰，釉层较薄，灰胎，器心浅印莲花，推测为明中晚期浙江龙泉窑产品（图九）。
图八 马林迪老城遗址的两座柱墓
图九 马林迪柱墓北侧残墓镶嵌龙泉青瓷
曼布鲁伊柱墓和马林迪老城柱墓似可代表使用中国瓷器装饰墓葬的两种方式。曼布鲁伊柱墓用中国瓷器装饰墓柱，如奥姆维（Omwe）、伊莎卡尼（Ishakani）拉穆等遗址也有柱墓也采用这样的方式，但存在镶嵌在墓柱顶部、上方、中部等多种情况。马林迪老城柱墓在墓墙上镶嵌中国陶瓷的方法似更为普遍，在乌瓜纳（Ungwana）、格迪（图十）等诸多遗址发现有类似的方式。
图十 格迪遗址的大型柱墓
三、石质墓葬之外的中国瓷器
在一些地表遗迹较为完整的遗址，能观察到中国瓷器在其他空间中的运用方式。在清真寺的礼拜龛、天花板、门道乃至卫生设施中，均镶嵌中国瓷器的例子。如在格迪遗址大清真寺礼拜龛遗迹中，礼拜龛门上部、两侧及“门框”上，均凿出了圆形壁龛（图十一），与墓葬中用于镶嵌外来陶瓷的壁龛，完全一致，而在大清真寺旁边就有同样造出圆形壁龛和拱门的大型柱墓。
图十一 格迪遗址大清真寺的礼拜龛
东非沿海这些清真寺遗址使用碗盘装饰的形式与石质墓葬十分相似。笔者认为，两者之间应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在东非海岸，最重要柱墓往往与最重要的清真寺修建在一起（图十二），这使得在发掘可见的空间范围内，中国瓷片的出土，呈现出围绕单个中心分布的状况。
图十二 马林迪老城柱墓旧照
中国瓷器在其“最终消费方式”发生之前，应存在其他方式的使用。马林迪区域发现的瓷器器型以碗类为大宗，盘类次之。碗盘的基本用途是作为餐饮容器。东非海岸社会保持了它们的这一功能，但其功能不止于此。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资料来看，进口的中国瓷器，作为来自海外的珍奇，一般被摆放在传统斯瓦西里（Swahili）房屋卧室正对大门的墙壁上，用于展示。当外来重要宾客抵达时，主人将从壁龛上取用中国瓷器和其他珍奇，设宴款待。
在这种社交性的宴飨中，使用中国瓷器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展示和传达主人想要传递的信息。宴会中使用中国瓷器的核心意义，在于彰显财富与实力，而彰显实力的方法，在于展示。而这正与卧室正对门的墙壁上设计壁龛具有相同的目的——通过展示财富与实力，从而促进实际的商业贸易的开展。由此观之，中国瓷器被运抵非洲之后，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受到当地商业文化的影响，日益融入到当地社会的生活与文化之中，最终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功能的变化，其实现功能的核心途径也随之变化。
总体而言，在东非沿海社会中，中国瓷器作为餐具的实用功能退居次要地位。在新的文化环境中，适应于当地社会人群的生活方式，中国瓷器在社会交流层面和精神层面都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而展示则成为了其实现功能最主要的方式。这一情况反映出，商品跨文化的传递，往往会发生与文化环境的互动，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发生“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在生产地被赋予的功能被削弱甚至被消灭，而伴随着消费地的需要，另一些功能被开发或强化，相应地，实现功能的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作者：丁雨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