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瓷外销方面，大明万历一朝是特殊而且非常重要的时期。万历年间处于晚明的衰落之季，其皇帝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统治最长的一朝，其统治时期农业、商业凋敝，民不聊生，民变纷起，且成为明朝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此时其陶瓷外销在当时却显得特别活跃。从大背景来看，从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叶，就是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万历年间的陶瓷外销，或可为当代艺术市场的走向给予借鉴和指导。
陶瓷外销成最赚钱生意
万历年间，海关正式开放，公元1600年至1602年，英国和荷兰先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在我国台湾、广州、福州、厦门、金门岛等从事陶瓷业商贸活动。由于此时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全球性商业贸易也频繁兴旺起来。当时的万历政府还特别设置了市舶司以专门管理出口贸易。
我国陶瓷一直以来因其富有东方艺术之美及独有制陶技术，而受到国外的欢迎。到明万历年间，国外对陶瓷的热衷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达到高潮，使国外市场对我国陶瓷的需求猛增，陶瓷不仅大量涌进欧洲市场也开始进入美洲，成为我国海外贸易中的对外出口的重要的大宗商品，当时从事陶瓷外销成为我国和海外商人最赚钱的生意。
据国外有关统计资料，仅从万历三十二年到顺治十三年(1604-1656)销售到荷兰的瓷器达三百万件，平均每年六万件。万历四十二年出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吨。据粗略统计，在十七世纪的八十年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运出景德镇等中国瓷器1600万件。
从以上材料中不难看出，我国陶瓷业的交易量数额巨大且逐年递增，可见，当时我国的海上贸易不仅没有处于萎缩、凋敝状态，而且空前兴盛。
税收促使陶瓷外销繁荣兴盛
在税收和当时社会发展方面，至今学术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说法是认为万历税收是以发展矿业为名，实则是实行抽税以满足统治者的奢侈享乐，是违反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对工商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摧残，是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的。以至于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及农民暴动，导致了明朝的最终灭亡。另一种说法，则是认为，万历年间的税收是历史的进步，它促进了社会发展的质变，使封建晚期经济结构松动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海关政策和税收，即明后期万历1599年，正式开放海禁，完全以改明初的免税政策，并加重税收和允许私人商船出洋，是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的一个转变，是历史的进步。然而，万历的税收究竟对陶瓷外销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让我们先从万历前期的商业税收制度，客观的看待当时的税收。
万历年间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换成商业正在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海外贸易开始兴旺。税收方面实则是农业方面税重，商业税不受重视，税收十分低下，而陶瓷外销方面相应税轻。
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国内市场繁荣，当时的商人之利远远高于农民所获之利。商品的交流利高，商业市场也相应繁荣，这必然为商业的征税提供了充足的税源。但是明朝的“重农抑商”思想，依然使农业税作为国家税收的主体。商业税入与两税收入悬殊甚巨，两税收入可以达到商业税入的6.5倍，如果与不止包括两税在内的农业税相比，商业税更显渺小。
可知在万历税制的安排中，农业税收远远超过商业税收；在和陶瓷外销紧密相关的海关税收方面差距更甚。海商获利甚巨，每年海上贸易额以千万计，而所征市舶税却不过数万两，利归于下。明万历年间，征收并加大海关税收是适应当时贸易发展的。
除海关增加税收外，内陆沿途关卡过多，可推出农业和其它商业也同样受到层层税卡的盘剥，因而相比于海商的暴利，海商赢利的速度可能更快。可以说税收的增加在海商方面是完全合乎经济发展的，而且是相对较轻的。
因而从当时商业赢利的角度来看，商业税收应高于农业税收，而海关税收从其获利甚巨来看，应高于其它的商业税收。而万历年间因其税收制度的不完善，没有看到各行业的发展赢利的不同，而几乎实行统一准则收税，这不但违反了经济的发展规律，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故而会出现农业萎缩、商业凋敝，唯独陶瓷外销等海上业务繁荣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