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的形成，源于对火的应用和对粘土的认识。火在生产活动中的长期使用，使古人逐渐发现成型的粘土经火烧后异常坚硬而且耐水性强。自此，陶器便成为了人类生活中的必需品。
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种手制陶，它不仅是制陶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当时人们某种情感、观念和精神的体现。从目前的考古发掘看，我国的彩陶出土量很大，分布地域很广，各类彩陶文化几乎遍及整个中华大地，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像张网纵横交错。它东至浙江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直到龙山文化及东海峪遗址；西至黄河源头附近区域、仰韶文化、大地湾文化；南边有石峡文化、昙石山文化；北有辽宁、内蒙古的红山文化等。如此众多的彩陶文化遗址，汇聚成了我国庞大的陶器博物馆。
我国最西部的彩陶文化是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新疆地区出土的陶器颇具特色，尤其是彩陶纹饰风格独特，自成一派。某些纹饰虽然受到甘、青地区的影响，甚至借鉴了西方纹饰，但是新疆彩陶纹饰仍然保持本土特色。尤其是挥洒自如的几何纹，巧夺天工的物我融合，使抽象的图案纹饰与陶器的立体空间交汇的质朴无华，这一切展现出先民创造的富有生活气息的、魅力无穷的纹饰模式，为后世开拓了令人心醉神迷的审美空间。
新疆伊犁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属于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公元元年。它是我国与中亚地区相邻最近的彩陶文化，在地缘上两者同属广义中亚的范畴，从理论上讲应当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与费尔干纳盆地的楚斯特彩陶文化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绝不雷同。
伊犁地区出土的上百件精美彩陶，主要分布在昭苏县夏台墓地、新源县黑山头墓地、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墓地、特克斯叶什克列克墓地和恰甫其海墓地、尼勒克县穷科克墓地和奇仁托海墓地、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墓地等。从这些彩陶的形制看，有高颈壶、梨形罐、彩陶杯、彩陶钵等，其中尤以无耳、圜底的彩陶器最多且最具地方特色。彩绘多为红色陶衣红褐色彩或黑彩，少数施浅黄色和白色陶衣。纹饰以几何纹为主，主要有三角纹、斜线纹、网格纹、棋盘纹、杉针纹等，另外还有逗号形纹、垂带纹等。伊犁是一个水草丰盛，是马背民族游牧的好地方。这些彩陶的发现，有助于了解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爱好，揭示出其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彩陶表面连续性的几何纹饰，它充分运用线的特征，把曲线、直线、折线等组合在一起，上下连续，给予跃动的视觉感受，再加上粗、细线的变化，使纹样颇具生气。前后上下的连续并不是重复，而是线纹丰富的审美内涵，更显示出作者对于大自然独具慧眼的观察力，从而创造出高于生活自然形态的抽象纹饰，给人以更为含蓄的内在美。游牧人情趣所致，使几何纹生动而不呆板。
新疆伊犁地区的彩陶纹饰，与其地域生态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北疆山区面积很大，天山以北的崇山峻岭中，那高大挺拔的雪岭云杉，连绵数公里，体现了大自然的雄厚气魄。例如，出土于察布查尔索墩布拉克墓地的彩陶钵(图1)，其纹饰即是云杉的松针为主线的杉针纹。那叶如针的衫纹，展示了其内在生命的张力，作者巧妙的安排枝叶相连的关系，提取自然中抽象、象征的意蕴，寄托着作者对自然的丰富情感，使杉针纹显得端庄典雅。陶钵的下半部，绘出波状起伏的山脉纹，衬出杉树的自然环境、氛围与流动的线感。致使整体构图相交融汇，色线生动，余韵无穷，显示出情景交融的绝妙境界。而尼勒克县吉林台墓地出土的高领单耳彩陶壶(图2)、彩陶壶(图3)和单耳彩陶杯(图4)的线纹富于变化，不难看出作者注重的是其装饰性。尤其是这件高领单耳彩陶壶通体红衣红彩，规整的棋盘格纹和整齐的线纹交错搭配，纹饰变化多样，层次感很强。
此外恰甫其海墓地出土的彩陶的形制很特别，彩绘的纹饰规整高雅，不难看出作者工笔干净利落，如(图5)所示，这件单耳彩陶壶收口鼓腹的形制，加上网格纹、线形纹的彩绘纹饰使得整件器物显得古朴淡雅，似乎透过它能看到当时作者优雅安静的心境。
其实，伊犁河谷出土的各类彩陶很多，它们的主人可能是活跃在伊犁草原的塞人、乌孙人、突厥人等，这些都为我们更深一步的研究工作展开了更广阔的领域。彩陶上的纹饰，以富有意匠的装饰构成和装饰形式美法则的应用，以穿插有致的装饰线条和合理的装饰部位，使彩陶的造型更富有美感，更加衬托出造型的艺术魅力，使彩陶的实用和审美功能都得以充分体现。从它们的精美程度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豁达的游牧者们细腻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