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各种内政外交活动的需要，经常性地举行不同规格的国宴，款待国际友人，但由于长期战乱，国力极为疲弱，以致于在建国之初，居然找不出一套能够代表国家形象的宴会用餐餐具，这着实令很多人觉得脸上不光。
1952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文教委主任的郭沫若向中央提出了组织生产建国瓷的建议，他提出：“中国是瓷器之国，新中国成立后，就应鲜明地表现新中国的岁月，应该把历史上好的经验总结出来，创制新中国的国家用瓷与国家礼品瓷。”
这一建议呈送政务院后，很快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并做出了亲笔批示，责成日用瓷科研和美术设计方面的专家组成“建国瓷设计委员会”，就“建国瓷”方案进行研究和商讨。
1952年2月，由轻工业部牵头，郑振铎任主任、江丰和张仃任副主任的“建国瓷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经过几次会议后决定，“建国瓷”由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陶瓷科担任设计工作，景德镇、酆陵、宜兴等陶瓷产区负责制作。
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对这一工作十分重视，曾专门给尚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高庄等人写信说：“倘能请到高庄先生来主持中央美院陶瓷科，我想在三年内可以陆续完成现有之理想……我们试制(创作)新中国瓷，可由国家定制，尤要在民间普遍烧制。”
徐悲鸿的一腔热忱感动了高庄，后者很快应邀加入到了设计队伍。1952年10月，中央美术学院拟定了一份建国瓷设计委员会名单给轻工业部，主要包括：郑振铎、江丰、张仃、沈从文、梁思成、林徽因、祝大年、高庄、梅健鹰、庞薰琹、雷圭元、徐振鹏、郑可、齐燕铭、陈万里、张光宇、蔡若虹、王逊、钟灵、张正宇等人，评审工作则由郑振铎、王朝闻、沈从文、华君武等人担任，终稿由周恩来亲自审定。阵容之强大，前所未有。
建国瓷到底要设计成什么样子，一直是困扰设计人员的一个大难题。
1949年中华人民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宴会与庆典用餐一度成为一个尴尬的问题，在以西餐为主的官方庆典中，主要应用各式各样的酒店餐具，而中餐则又遵照清代宫廷的规格，这在外人眼中，极不协调。假如在国宴上，仍旧沿用清朝的那一套，明显不合时宜，建国瓷的设计应该和国旗、国徽一样，反映无产阶级新政权的雄心壮志和中国从长时间的战争中恢复过来后朝气蓬勃、焕然一新的现实。
拍摄于1951年，齐国瑞（前排左一）、张守智（前排中）、 金宝陞、施于人未出现在照片上，照片由张守智提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中央美院副教授祝大年为首的教员和以班长施于人为首的四位大二学生一起合作，开始研究设计能代表新中国的中式和西式餐具。
设计人员来到享有盛名的传统饭庄翠华楼调研，以便对餐具的配置标准和容积规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翠华楼仍在沿用依照慈禧太后喜好的类型而制定的餐具式样，装饰的图案被称作“万寿无疆”。饭庄中的一些厨师有过在清朝的宫廷中侍奉的经历，他们能够分别描述出种类庞杂的各种盘碗杯碟曾经的用法。清宫中特别喜好使用小的碟子，因为要从各种不同的多汁菜肴中盛出一些来品尝，它们最适合不过了，而所有的碗都是带盖的，在精细而丰盛的皇家宴会从容进行的漫长过程中，它们可以多少保证食物的温度。
建国瓷国宴用瓷
因为国宴的时间要比皇家宴会短很多，周恩来要求设计人员简化新的国宴瓷，并去掉繁琐铺张的成分。国宴上，每个餐位需要摆放的餐具只有少数几样。清宫里标准的碟子直径为三英寸，而建国瓷将其增大至五英寸，并且增加了一种直径七英寸的盘子。对于西式餐具的规格，则参照当时北京饭店使用的整套餐具。
建国瓷国宴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收藏。
1952年年底，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设计团队提交了多种多样的中式和西式餐具设计方案。周恩来做出了最后的决定：采用青花斗彩牡丹穿枝纹饰餐具作为中式餐具样式，青花海棠纹饰餐具作为西式餐具样式。
图样设计工作完成之后，1952年底，委员会分派高庄带领由祝大年、梅健鹰等人组成的中央美术学院实习组来到了景德镇，考察陶业的现状和历史情况，为下一步的烧造工作夯实基础。与此同时，由周恩来亲自协调，自故宫博物馆珍藏的历代名瓷中挑选了一千多件珍品也一同被送往景德镇，供专家们参考。
高庄，原名沈士庄，上海刘行人。1927年毕业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曾在江西陶业管理局研究陶瓷艺术，后入清华大学任教，对图案设计、模具造型、木刻版画等都有非常深厚的造诣。今天我们熟知的国徽图案便是他的杰作。这样一位著名的设计师加入到建国瓷的制作队伍中来，加之他对景德镇陶瓷又较为熟悉，真是莫大的荣幸。
高庄一行到达景德镇后，于大苏家弄一号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又在景德镇政府的支持下，从全市各个工艺美术社和瓷厂内抽调了三十多位在彩绘、成型及颜色釉配制方面卓有影响的老艺人如如王大凡、王步、魏庸生、潘庸秉等人以及王锡良、张松茂等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组织学习和培训。
此时正值轻工业部和文化部下达组织赴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展览瓷的任务，新老艺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心情振奋，决心要创作出一批好的作品，为国家争光。不久，年逾七旬的老艺人吴龙发便绘制出了一块尺八青花大圆盘，获得了专家的一致好评。
同时，为了恢复一些失传却极为珍贵的颜色釉及制坯技术，在轻工业部统一协调下，又组建了“建国瓷坯釉研究组”，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攻关，釉里红、窑变花釉、钧红、祭红(郎窑红)、美人醉(桃花片)、霁红、天青等七种失传的颜色釉获得了成功，并且能够与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媲美，同时还研制心蓝花釉、孔雀蓝、仿宋钧三种色釉。
1953年1月，轻工业部在北京召集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举行建国瓷座谈会，邀请了景德镇方面的七个人参加，会议结束时，决定在景德镇设立“建国瓷制作委员会景德镇分会”，专门负责瓷器烧制工作。同时委派工作组织经验极为丰富的赵渊为景德镇市委书记，全力配合中央“建国瓷”的制造。
赵渊上任景德镇市委书记后，立即组织党、政、工、团各方面力量，于1953年3月13日正式组建了“建国瓷制作委员会景德镇分会”，由市工商局局长崔云树为主任，傅德鑫、余昭华、曾朴为副主任，潘庸秉、段茂发、方伯卿、王步、周日晖、洪炎喜为委员，后又决定建国瓷样品彩绘由王步、任庚元、方伯卿三人负责，其他如黎浩亭、王晓帆、吴成仁、叶冬青、施尔才、聂清泉、程子旭等人全力配合中央专家进行技术攻关。
科研专家与美术专家通力合作，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得到解决，现在，就要进入烧制阶段了，这是最为关键又最为令人期待的环节，后来的学者们极为细致的复原了这一过程：
建国瓷在三、四十个作坊里手工制成，每个作坊中大约有十名工匠。餐具先在轮盘上拉坯，然后放置一天进行干燥。为保证不同的作坊生产的瓷器形制相同，在毛坯的硬度接近于皮革的硬度时，会将其压入模具。所有的装饰都以手工绘制，需要绘制的图案被设计拆分得很简单，保证处于容易绘制的参数范围内，在狭窄的、宽度仅可以容纳运送瓷器的手推车和扁担的景德镇许多里弄巷子中，学生们往来穿梭，从大苏家弄的办公室到各个作坊协调瓷器的制造。
就这样，首批超过三万件建国瓷被烧制了出来，排放在天主堂中，以便进行挑选，最终，成色、质量各方面最为上乘的瓷器被精心挑选出来，送到了北京中南海，从这一刻起，新中国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宴瓷。
1953年10月1日，英文期刊《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宣称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得到了复兴。文章并没有提及作为该事件诱因的建国瓷，而是聚焦于1953年10月开始的对15世纪明代瓷器的仿制生产。文章报道称，景德镇高质量瓷器的年产量已经攀升至两千万公斤，据估计其数量达一亿四千万件。虽未言明专家们的最初任务，但文章说到，“专家们被派往景德镇，与工匠们一起讨论如何在质量上和图案上对瓷器进行改进，以及如何吸收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精髓。陶瓷艺术家们引进了两千多种新的图案，其中很大一部分出色地反应出新中国的勃勃生机。”
几天之后，建国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和殿举行预展，观者如云，景德镇瓷器的新面貌、新气质和新形象给人印象最深。
根据后来的统计，建国瓷的设计制作从1952年10月开始到1954年9月结束，历时三年，全国共计生产七万多件，而景德镇入选的便有两万四千五百多件，占全国产瓷区的三分之一，成绩最为突出，它们包括中西餐具、茶具、咖啡具、烟酒具、花瓶、花盆及其他日常用具和纪念礼品等，其中青花斗彩瓷可与明代成化和清代雍正斗彩相媲美，整体上器型规整、霸气，构图饱满、和谐，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艺术风格特色，从中可以清晰地看见新中国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建国瓷制作工作接近尾声时，政务院、轻工业部和文化部开始组织这些精品瓷器远赴国外进行展览，从1953年起，景德镇瓷器先后在苏联、保加利亚、瑞典、德意志(莱比锡)、蒙古等国展出；1954年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罗马尼亚、印度、缅甸、叙利亚等十四个国家展出；1955年在蒙古、朝鲜、瑞士、英国、法国展出。1954年缅甸总理吴努在参观展览后写给驻缅大使姚仲明的信中称赞：“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构成展览会中最出色的、独一无二的效果的一些瓷器。我认为，它们式样的精巧和色彩的调和是无与伦比的。”
这些无以伦比的瓷器让全世界人民从一个侧面了解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与此同时，也使他们产生了向往之情，其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在接踵而来的社会主义技术合作中，瓷器成了对方的必选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