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瓷窑众多，绝大部分是民营制瓷手工业，在众多的民营瓷窑之中，少数产品质量好的，地距两宋都城较近的瓷窑被宋宫廷看中，在烧民用瓷器的同时，也为宫廷烧造一定数量的宫廷瓷器，这类瓷窑有定窑、耀州器、钧窑、景德镇窑和龙泉窑。宋代还有三个瓷窑产品为两宋宫廷所垄断，烧瓷全部供宫廷专用，失去的商品瓷的性质；三个瓷窑是浙江余姚越窑、河南开封的北宋官窑和浙江杭州南宋官窑。现分述于后。
浙江余姚越窑
越窑烧青瓷有悠久历史，唐人陆羽列为六大青瓷名窑的首位。五代吴越钱氏为了结纳中原中央朝廷的后唐、后普、后汉、后周以及宋诸政权，无不称臣进贡，贡物之中除珍宝外，越窑青瓷也列为贡品之一，钱氏以中原统治者贡奉之多，次数之繁以及态度的虔诚。都超越了历来地方割据政权称臣供奉的程度。越窑由于有此政治上的特殊需要，钱氏立国后就把它垄断起来，年烧瓷器除自身使用和做为贡品之外，臣僚及百姓都不能使用。
据《册府元龟》、《宋史》、《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及《宋两朝贡奉录》所载，宋立国之初，从开宝到太平兴国十年之间越窑贡奉青瓷竟达十七万件之多。宋·周密《志雅堂杂钞》诸玩条有“李公略所藏雷咸百纳琴”，“两傍题云，大宋兴国七年。岁次壬次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窑务赵仁济”记载。可知自吴越钱氏入朝、纳土称臣，越州窑务已由宋朝廷接收，并设官监察院烧，但设官监察院烧的时间似乎并不长。因为明嘉靖刊本《余姚志》，〈风物记·杂物〉条有“秘色瓷器初出上林湖，唐宋设官监窑，寻废”的记载。尼外还有当时越窑所产的实物可以作证。故宫收藏越窑器中有“端拱元年戊子岁十二造”十二字年款盒盖一件。盒面光素无纹饰，仅刻文字，与五代到宋初越窑精致划花盒相比，质量相差悬殊。另一件里刻“淳化二年·····”年款碗，胎釉都很粗糙，找不到一丝“千峰翠色”的痕迹，此外，见于著录的腹部刻“元丰三年”年款的双系盖瓶，不过是一般陪葬的大路货。这些实物标本显然都不是官监察院时期贡奉朝廷的作品。看来官监察院停废的时间也就在太平兴国七年至端拱元年七、八年之间。
至于越窑官监停废的原因，据现在已知的材料推测，大约此时北方诸瓷窑中定窑、耀窑烧瓷工艺有很大的进步，定州白瓷刻花器的雅洁素净，耀州青瓷刻花器比之越窑器更是青出于蓝，宫廷 用瓷已无须取给于越州窑了。而越窑也自官监停废以后，大约也有一部分熟练的工匠走散，越窑转向民间，生产民用的大路货，产品质量下降，在竞争中，后来者居上，越窑的盛名也渐次为其他青瓷诸窑所取代。
汴京官窑
汴京官窑是北宋的官窑，也是一个无法从窑址取证的一个瓷窑。关于北宋官窑也仅有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中的一条简单记载，仅云：“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顾文荐虽是南宋人，”杂录“而以”负暄“名，应是作者老年闲居时的著作，行文也是老年忆旧时的语气。所以这条记载应当是可信的。顾文的所谓“宣政间”，即是宋微宗政和到宣和十五年间（1111-1125年）。宋微宗是一个纨裤子弟型的帝王，他能不惜民力到江南采运花木竹石，即所谓花石纲，在汴京设一个专烧宫廷用瓷的官窑，更属可能，宋微宗风雅自命，能诗能画，并仿制古代铜器，好古成癖，疫窑烧造他所指定式样的瓷器，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但是由于汴京入金以后，有几次大的黄河泛滥成灾，宋汴京城遗址早已掩埋于泥沙之下，据古遗址钻探所得资料，宋汴京遗址深埋在今开封市地下六公尺深处。而且黄河在开封上下，河床高于地面，成不地上悬河，开封存地下水位很高，考古发掘也难以进行，况且地面遗迹一点不见，也无从入手。风乎是无法取得实证。
因为文献材料太少，窑的有无又不能以窑址作证。因此寻汴京官窑问题就有许多分歧的意见，迄今关于汴京官窑问题，主要三说。
一说认为汴京官窑即是汝窑。特此说的根据可能来自《格古要论》谓汴京官窑器“色好者与汝窑相类”。但是好果比较两窑传世的实物标本，两窑烧造器物的造型并不一样，釉色也有关别。汴京官窑和汝窑是两个窑，而不是一个窑。况且，据明初人曹昭的意见也分明说的是两窑，只是他所见的某些官窑器色泽类似汝窑器。
第二说者以明清两代谈瓷诸书只说“官窑”而不言“汴京官窑”，据此否定有所谓“汴京官窑”。但此说看来也难以成立，因为南宋人写的《负暄杂录》早已明确提到有汴京官窑。此外南宋人叶真《坦斋笔衡》在论到南宋修内司官窑时也明说修内司官窑是“袭故京遗制”，实际上暗示了“故京”也有官窑，只是当时去北宋未远，汴京之有官窑不如后世之成为问题，故略而未提而已。
第三说则认为汴京官窑与南宋杭州“修内司官窑”都同样存在。此说主要是从经较两窑传世实物与南宋郊坛官窑标本立说的，说者以传世品官窑圆洗为例作了剖析。洗的形状是器身接近垂直而微外敞，平底，里外施满釉，底部用支钉支烧，与汝窑的施釉支烧方法相同。它们之间应有某种关系，或是汝窑给汴京官窑为薄，釉色也有显著区别。官窑传世品中还有一种带圈足的圆洗，圈足宽而浅，露紫黑色胎，用宽圈足支烧，洗底没有支钉，底部处理与支烧方法与汝窑及汴京官窑迥然不同；但这类圆洗在杭州乌龟山南宋郊坛官窑遗址里发现了这类标本，从而证明这件宽圈足圆洗是南宋郊坛官窑的产品。可是就这件洗的釉色，却与用支钉支烧的汴京官窑洗大体相同，都是粉青色，施釉较厚，与南宋叶真《坦斋笔衡》年谓修内司官窑“釉色莹澈”、“袭故京遗制”说法相合。
杭州修内司官窑
北宋汴京官窑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而终结，高宗南渡后在杭州另立新窑，这是汴京官窑的继续，因称南宋官窑。最早见诸文献著录的是南宋叶真《坦斋笔衡》，“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宫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里明白指出修内司窑也称“内窑”。事业有内廷及大内的用意。也指出修内司官窑是仿汴京官窑形制特征烧制的，用澄泥做坯，制做极其规整，由于釉色晶莹透澈而受到珍视。明初曹昭《格古要论》说：“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泳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品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曹昭说修内司官窑特点是胎细釉润、色青带粉红，釉有深浅之分，有蟹爪纹开片和紫口铁足特征；他概括的几点比《坦斋笔衡》具体，紫口铁足，蟹爪纹等一再为明清两代文献所引用，修内司窑的烧窑地点在凤凰山下。此说见于高濂《遵生八牋》，半个世纪以来中外研究修内司本倒为数不少，日人米内山庸夫有《南宋官窑の研究》一文，所列的标本有青瓷、白瓷、青白瓷和黑瓷各类标本，青瓷标本种类繁多并有精粗之分。似乎可以肯定，米内山庸夫采集到的标本多数不是修内司官窑的产品。因为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说到修内司官窑烧过白瓷、青白瓷和黑瓷，就是他采集的青瓷碎片似乎也不都是修内司官窑的标本。因此修内司官窑遗址究竞在凤凰山下什么地方到今还没有搞清楚。
《坦斋笔衡》里提到的“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是南宋初期设立的第二痤官窑，也称“郊坛官窑”，它的窑址在今天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已经被人发现，瓷片零星流落到古董市场。由此引起中外大型 陶瓷的人们的注意。1930年以后到乌龟山郊坛官窑遗址访古还大有人在。五十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发现了窑炉一座与瓷片、窑具等，历年郊坛官窑遗址出土的标本，胎土呈黑灰以至黑褐色、胎较薄，施釉较厚，釉有粉青、炒米黄等多种色泽；器型除习见盘、碗、碟、洗等之外，仿商周秦汉古铜及玉器者甚多，显然是受北宋微宗朝帝王提倡的仿古复古风气影响，这类仿古器皿只能是作为宫廷陈设用品而生产。郊坛官窑遗址中遗物比较丰富，其特征又与文献记载颇多吻合。此外，《遵生八牋》中还有“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之说。按照高濂的说法，官窑与哥窑一样，无法区分，因此他只能把两窑并列在一起。但就目前传世的官窑和哥窑瓷器而言，应当说大体是可分的，不可分的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高濂在书中把官、哥二窑瓷器分为四个等级，即妙品、上乘、中乘和下乘四种，每个等级都列举有器物名称；如上乘作品中的“方印色池、四入角印色池”；中乘作品中的“菱花壁瓶、提包茶壶、观音、弥勒、洞滨神象、螭虎镇纸”；下乘作品中的“径尺大盘、夹底盆、蟋蟀盆、佛前供水碗”等等器皿，绝大多数是元、明两代景德镇民窑仿宋代官哥二窑的作品，元后期兴起了一股仿宋名窑的风气，入明以后几乎代代都有仿制，高濂的书刻于明万历十九年，高濂所见传世中这类仿宋官、哥二窑瓷器的数量也确实不少，其中书六字官窑青花款的，属于明宣德、成化时期。高濂列举的既是仿造品，那么他所归纳的特征描述当然也把仿造品包括进去，而官窑、哥窑的真正面貌，反而不显。官、哥两窑既有宋代的，又有元、明及以后历代的仿制品，加上明后期以来的文献又误把仿品当真品而予以概括描述，给辨别真伪无疑增加了不少困难，这只有依赖考古发掘的资料，才能澄清陶瓷历史上的这类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