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天半的演示汇报和评委的认真评议投票，公众关注持续月余的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4月13日揭晓。河南郑州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等十个项目被评为2011年度最为重要的十项考古发现。
河南郑州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二七区文化旅游局
发掘领队：张松林
老奶奶庙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南郊、二七区侯寨乡的樱桃沟景区内。在50平方米发掘范围内，发现3000多件石制品、12000多件动物骨骼及碎片、20余处用火遗迹，以及多层迭压、连续分布的古人类居住面。这处新发现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当时人类在中心营地连续居住的活动细节，同时也发掘出土一系列与现代人行为密切相关的文化遗存。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进一步将近年来在嵩山东南麓调查及发掘的数量众多的旧石器地点完整地连接起来。这些地点既有临时活动场所，也有长期居住的中心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以及摆放石堆与大象头骨的特殊活动遗迹。其分布明显成群组聚集，构成多个以基本营地为中心，各类临时活动地点成放射状分布的遗址群。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新发现确切证明，早在距今3~5万年前中原地区已有繁荣的旧石器文化与复杂的栖居形态。
专家点评：
李伯谦：出土的石器、用火（塘）痕迹、动物骨骼和骨器证明，在距今4万年前人类已有了早期的聚落萌芽，且已有了中心营地和附属栖居地点，甚至还可能已有早期的信仰崇拜。
王新金：灰烬堆积遗迹的活动面的研究对探讨当时人类行为学提供了又一实物依据。
严文明：这批发现证明中国核心地区有十分丰富的旧石器遗存并与中国更早的旧石器传统一脉相承。也证明东亚现代人非洲起源说不可靠，而早先吴新智等提出的“以本土起源为主、同时有少量基因交流（和文化交流）”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赵辉：自距今十多万年的荥阳织机洞遗址和旧、新石器之交的新密李家沟遗址发现以来，老奶奶庙遗址填补了联系二者之间的环节，建立起当地旧石器中晚期直至全新世文化的完整系列，这个系列及其所见石器技术，文化行为的演进发展过程，关系到东亚地区现代人及其文化起源的重大前沿性国际课题。
福建漳平奇和洞遗址
发掘单位：福建博物院、龙岩市文化出版局、漳平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范雪春
奇和洞遗址位于福建省漳平市象湖镇灶头村东北，发现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为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洞穴遗址。2009~2011年先后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120平方米。
目前已发现3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石铺活动面遗迹，并出土打制的石制品200余件，少量打制骨器及哺乳动物化石等。石制品属典型南方砾石石器传统。
新石器时代遗存可分为两期，第一期重要遗迹有火塘、红烧土堆等；遗物以打制石器为主，少量简单磨制石器及陶片、骨制品、动物骨骼、人牙、煤矸石等。
新石器时代第二期的遗迹有火塘、灰坑、房址、灶、沟等。居住面主要是由砂质土及烧土平整填垫而成，上面发现木骨泥墙的残块；磨制石器显示其磨制技术也较成熟；陶器纹饰有斜向交错绳纹、刻划纹、锯齿纹、戳点纹、压印纹、指甲纹等丰富内容；出土了两具较完整的成年人颅骨及部分肢骨；动物骨骼有犬、猪及其它哺乳动物骨骼与鸟类、龟鳖甲、鱼骨等；还出土了两件精美的艺术品：由砂岩磨制的鱼形雕刻钻孔饰件与通体磨制的骨管。
奇和洞遗址是福建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土著文化，它的发现填补了福建乃至中国东南区域史前文化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的空白。
专家点评：
张学海：旧新石器时代的转换和两者的时间界标，是备受关注的国际性考古学核心课题。课题的解决，有赖于找到具备连续性文化堆积、包含了具有明确地层叠压关系的必要遗存证据的遗址。这种遗址极罕见，奇和洞则是这样的理想遗址。
高星：奇和洞遗址具有多个石化层位，对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打制技术向磨制技术的发展，早期陶器的发明，海峡两岸的远古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建立中国东南的史前考古学体系，具有重大价值。
傅宪国：奇和洞遗址包含了古代人类生存演化、行为方式、技术发展等重要信息；其中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是目前福建境内新石器时代最早的代表之一。此外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的发现，对了解和复原当时的生态环境及人类生存方式以及当地生态环境的变迁等具有重要意义。
吴春明：奇和洞遗址为研究华南地区万年前后的文化传承、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距今8000多年的人类骨骼为华南同类遗址中所罕见，是研究早期现代人的分布、空间类型及探索华南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土著人产生的重要材料；块根类植物与禾本科植物的淀粉粒遗存，是研究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植物利用与农业起源的重要证据。
浙江余杭玉架山史前聚落遗址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江南水乡博物馆
发掘领队：刘斌
玉架山遗址共发现了由六个相邻的环壕围沟组成的良渚文化完整的聚落遗址，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面积近19000平方米，共清理良渚文化墓葬397座、灰坑21座，建筑遗迹10处，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各类文物4000多件。
从目前已经发掘的5个环壕的情况看，玉架山遗址各环壕内的墓葬均有高低不同的等级，年代上大致贯穿了良渚文化的始终。该遗址是迄今为止清理良渚文化墓葬数量最多的遗址。在遗址周边约20平方公里范围内，经调查和发掘的良渚文化遗址已经有20多处。表明该区域存在着一个较大规模、较高等级的仅次于良渚古城地区的——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
玉架山遗址首次发现的由六个环壕组成的完整的聚落，第一次为我们揭示出了良渚文化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六个环壕应该代表了六个相关的氏族，而这6个氏族共同组成一个完整聚落。而且从6个环壕的面积大小、分布位置和墓葬等级等方面也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不同地位。玉架山遗址的发掘为我们研究良渚文化的社会组织结构，人口数量，氏族内部和氏族之间的等级关系等都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视野。
专家点评：
张庆捷：这种聚落模式是首次发现，对进一步探研良渚文化的内涵及其早晚演变有很重要意义，对当地氏族关系的研究也有一定意义。
李季：浙江余杭玉架山史前聚落的发掘，揭示了良渚文化比较完整的一处聚落遗址的面貌，这对于我们一直基本囿于墓葬材料分析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等，确实开拓了一片全新的天地。至于6个相近的环壕所分割的单元如何分析，更是给我们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何况年代跨度基本涵盖良渚文化时期，是2011年田野考古的一大亮点。
内蒙古通辽哈民史前聚落遗址
发掘单位：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
发掘领队：吉平
哈民聚落遗址位于大兴安岭东南边缘，松辽平原西端，科尔沁草原的腹地。遗址总面积10万余平方米。2010和2011年的发掘，揭露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总共清理房址43座、灰坑38个、墓葬6座、环壕1条。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和玉器等近千件遗物。
发现有7座房址屋顶保留着塌落的木质构架痕迹。此外，F40居住面上清理出土了98具人骨，场面触目惊心。据现场情形分析，这不是正常死亡，这里也不是死亡的第一现场。死亡原因，推测有战争、瘟疫、内部冲突、祭祀、自然灾害等等。
哈民聚落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这类遗存的原生堆积，东－西方向成排分布的房址，排列整齐，门道朝向统一，外围挖筑圆形环壕围护着整个聚落。科尔沁沙地厚厚的风积沙层，很好地覆盖了史前瞬间的原生状态，因而各类遗存非常丰富。过火后坍塌的房屋构件，保存相当完整，大批罕见的非正常死亡人骨遗骸，均表明遗址是因遭遇突发事件而废弃，因此说这是一处凝固了历史瞬间的稀有场所。
哈民聚落遗址所揭示的独特文化面貌，使发掘者认为其可命名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
专家点评：
朱泓：哈民遗址是近年来在科尔沁沙地腹心地带的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向世人展示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几座保存有房屋木质梁架结构的房址，为今后科学的复原史前房屋的建筑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证据。房址中大量人为弃置的先民遗骸，为我们研究该聚落废弃的原因提供了极好的资料。
李水城：仅从目前已经发现的部分已相当令人震撼，其中存留遗骸近百人的房屋，其谜底给人以巨大的想象空间。这种以往罕见的文化遗存，也为探讨这一区域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以及东侧的韶山文化的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是了解北方文化通道的关键地点。
王毅：哈民史前聚落遗址所揭示的遗存内涵及其丰富，遗迹和遗物的规格高。发掘思路及手段有创新，在7座房屋中发现了较完整的房屋顶部木质结构，再现了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屋的构筑框架情况。97具人骨遗骸，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部落生存景象。堪称中国新石器考古的惊天大发现。
四川宜宾石柱地遗址
发掘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周科华
石柱地遗址地处金沙江北岸一至五级台地，遗址分布面积约10万平米。2010年6月至2011年11月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共清理新石器、商周、战国秦汉、明清各时期遗迹800多个，采集了大量土样、炭样、动植物标本，出土有大量陶器、铜器、铁器、石器等。
石柱地遗址分布面积之大、文化堆积丰富、时代跨度时间较长，在川西南乃至金沙江流域是首次发现。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进一步补充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川南地区的资料；商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填补了川南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对于研究川南金沙江下游新石器至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及构建四川该时期的文化谱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发现的大批战国秦汉墓葬，文化内涵丰富，跨度长，墓葬形制多样，出土器物体现巴蜀文化、石棺葬文化、中原汉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足见该区域为蜀人南迁路线上的重要节点，也更说明该区域正处在文化交汇的漩涡地带。
专家点评：
李水城：宜宾在历史上一直是川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和重要的交通枢纽。近年来，随着金沙江下游水库的修建，为此展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填补了该地区近5000年的考古学文化空白。
石柱地遗址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战国至秦汉以及明清时期的一大批聚落和墓地遗址，这是继叫化岩遗址以后向家坝水库淹没区取得的又一重大考古收获。考古资料证实，早在史前时期，当地土著族群就在自身文化基础上汲取了来自成都平原和三峡地区的不同文化因素，并融合形成了具有川南金沙江流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并将这些文化因素继续沿江向西南地区施加强力的影响。商周秦汉时期，此地相继出现了巴蜀文化、石棺葬文化和中原汉文化等不同来源的族群文化，显示出这一重要文化交汇地带所具有的强大的文化吸附和融合能力。
作为川南历史文化重镇，宜宾从很早就开始与西南的云贵地区乃至东南亚一带存在密切的茶马盐贸易活动，巴蜀与滇缅族群也长期存在着经济和文化的互动。石柱地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并以大量的考古实物资料证实，宜宾正处在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位置，这里不仅仅是研究蜀人南迁的一个重要落脚点，也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乃至南北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地点。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黄凤春
叶家山墓地已揭露出65座墓葬和1座马坑，共出土陶、铜、瓷、漆木、玉石等各类质地的文物739件套。其中，青铜器325件，器类主要有圆鼎、方鼎、簋、鬲、甗、觚、觯、斝、爵、卣、觥、弓形器等。大量西周有铭青铜器和原始瓷器的出土，是本次发掘的一个亮点。
根据遗物初步判定这批墓葬的年代应在西周早期。部分青铜器有铭文，其中，在M2、M3、M26、M27和M65共5座墓葬中见有“曾”“侯”“曾侯”和“曾侯谏”的铭文。根据墓葬的规模和铭文可确认M65和M2为西周早期曾侯谏及夫人媿氏墓，其他墓葬和铜器铭文也显示出叶家山墓地应是西周早期的一处曾侯家族墓地。
叶家山墓地是湖北西周考古的一次空前发现，不仅将曾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500余年，更为重要的是，对诸多昭王南征铜器铭文中的“在曾”、“在曾、鄂师次”等系列铭文都可以重新得到诠释，对曾国史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突破。同时对汉水以东区域西周早期曾、鄂的关系以及曾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专家点评：
陈冰白：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基本未被盗扰，墓葬中各类随葬物品丰富多样，且保存情况良好，其中有铭文的青铜器是难得的珍贵史料。一处完整墓地的高质量的全面发掘，对西周时期的考古以及历史研究将产生重大影响。
孟华平：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是继曾侯乙墓之后的又一重要考古发现，将曾侯乙家族史前溯了500年。墓地附近与之关联的城址的发现为探索其他西周墓地的存在背景准备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刘绪：叶家山墓地是研究西周早期墓葬制度最重要的材料。而曾侯铭文铜器的发现，证明这里是西周早期曾国封地，进一步确定了周王朝在西周初年的南土疆域，也纠正了学术界曾代鄂之错误看法。
宋建忠：仅65座墓即出土质地精美的青铜器达325件，“曾侯”和“曾侯谏”等铭文更多达400余字，叶家山这样高规格的诸侯墓地是让人不可思议的。同时，精美青铜器和原始瓷的大量发现对探讨其产地、原料、工艺、贸易等学术问题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郭伟民：西周立国，封诸侯而治天下。南方荆楚，由商人侵略之后，才逐渐纳入中原的视野。周初在江汉一带分封“汉阳诸姬”，表明周统治者经营南方的决心。但荆蛮夷越之地，民生杂处，情势复杂，故江汉间小国林立。汉东曾、随之谜长期困扰学术界。叶家山的发掘，从此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地
发掘单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葫芦岛市博物馆、建昌县文物管理所
发掘领队：华玉冰
墓地位于建昌县碱厂乡东大杖子村东大杖子屯内。在村落空地中共发现墓葬137座，推测总数不低于200座，已发掘43座，出土各类遗物近千件。
墓地中的墓葬分为两类：一类为封石墓，多为中、小型墓。这类墓葬随葬品均较丰富：以铜器为主，包括具有土著特点的曲刃青铜短剑（个别有金套柄）等兵器，具有燕文化特点的铜礼器（个别有金属镶嵌）、车马器等。有少量的陶器，多具有土著文化特色，如盉、大口尊等；另一类为封土墓（填土中不羼杂河卵石），可分大、中、小三种。这类墓随葬品相对较少，以燕式陶器为主。其中M40为一座带有墓道的大型封土墓，墓圹长9米、宽8米，二椁一棺，出土了大量燕式仿铜陶礼器。
从已发掘的墓葬分析，墓地年代上限为战国早中期，下限为战国晚期。
从北依大山南临开阔平川的地理形势，推测200座墓以上的墓地规模，见有长宽近10米大型墓葬的等级，置木棺椁和卵石封填的墓葬结构，随葬有错金镶嵌的成套大型精美燕文化铜礼器、车马器、兵器，特别是出土了具有辽宁乃至东北土著文化特色的3柄配以金柄套的曲刃青铜短剑以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铜戈祖型的双胡铜戈等，都说明：这是一处在辽宁乃至东北地区前所未见的等级很高且完整保存下来的战国墓地，对研究公元前三至五世纪前后东北以至北方地区有关民族的活动、燕文化与东北以及东北亚古代民族的融合过程、燕秦汉统辖东北地区的历史背景等，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专家点评：
乔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是近年来东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该墓地的清理发掘，揭示了战国燕文化向东北地区的扩张，以及与东北土著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这批高等级的墓葬很可能与文献中“秦开驱东胡”的事件有关，也为东北地区逐步被纳入中原王朝体系的历史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
发掘领队：李则斌
2009年至2011年间，南京博物院对江苏省盱眙县大云山汉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出一处比较完整的西汉诸侯王陵园，陵园内共发现主墓3座、陪葬墓11座、车马陪葬坑2座、兵器陪葬坑2座、陵园建筑设施等遗迹。陵园外发现了东司马道及陵园外陪葬墓1座。结合文献和出土资料证实一号墓墓主人为西汉第一代江都王刘非，大云山汉墓区为西汉第一代江都王陵园。
目前已基本明确了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园的基本结构和平面布局。尽管受到早期盗墓影响，但一二号墓仍出土陶器、铜器、金银器、玉器、漆木器等大量精美文物1万余件（套）。其中鎏金铜象、鎏金铜犀牛与象奴、犀奴均为首次发现，对研究中外物质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编钟、编磬、玉棺、金缕玉衣等都极为罕见，学术研究意义重大。
对陪葬墓资料进行整体分析表明，陵园内的陪葬墓区经过精心设计与规划，所有陪葬墓布局整齐划一，墓葬营建规模、棺椁结构、随葬品种类与数量等皆以该墓距离主墓的远近逐次降低或减少，统一的营造模式下显示出墓主人之间浓厚的身份与等级差异，对汉代诸侯王陵陪葬制度有了全新的认识。
一号墓墓主人明确为西汉第一代江都王刘非，这改变了以往关于西汉荆国、吴国、江都国、广陵国诸侯王葬地的认识，为重新考虑诸如仪征庙山墓地的性质（以往一直认为庙山墓地为江都王墓地）等课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专家点评：
焦南峰：大云山江都王陵可以认为是在整体布局和结构方面掌握的最为清楚的西汉诸侯王陵。之前发掘过的广州南越王陵、河北满城中山王陵等等，其陵园的布局都不清楚。
大云山江都王陵的考古发现，不仅对西汉诸侯王陵制度的研究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为西汉帝陵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对帝陵的陪葬墓制度研究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性的东西。
白云翔：大云山江都王陵的发掘体现了当今我国田野考古的新水平，在有限的条件下基本搞清了陵园的布局结构和陵园内的主墓、陪葬墓、陪葬坑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汉代诸侯王陵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出土的大量带有铭文的器物以及有关中外交流的遗物，对于汉代历史和文化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于志勇：大云山江都王陵的发掘，对全面深化汉代考古研究价值巨大。江都王系族人曾“和亲“远嫁乌孙，乃历史上一段佳话史实。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窟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研究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张庆捷
在云冈窟顶一区和二区连续两年的发掘，发现两处北魏至辽金的佛教寺院遗址。
西部寺院遗址位于一区，是一处较完整的寺庙遗址，包含北廊房、东廊房、西廊房、南廊房、塔基和砖瓦窑等遗迹。
北廊房遗迹全长61.5米，由15间房组成，房前现存12个柱础。西廊房遗迹长13.5米，有房2间；东廊房遗迹约18米，有房3间；方形塔基边长约14米。砖瓦窑遗迹共有2处。遗址时代为北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教寺院遗迹。
东部寺院位于二区，发掘于2011年，是一处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包含塔基、石柱础、铸造井台、熔铁炉、水井遗迹等遗迹。塔基中部的方形夯土塔心是北魏遗迹，外围八角形边框当为辽金扩充补建。铸造工场遗迹现存地穴式铸造井台和30座熔铁炉遗迹。熔铁炉环绕于铸造井台周围，一头有鼓风口和安装固定风箱的遗迹，炉内有铁渣，坩埚碎片等，是我国最早的地穴式铸造井台。
该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和器物时代属北魏至辽金。两处寺院遗址的发现，有助于了解北魏云冈寺院的结构、布局和规模，印证了《水经注》描写云冈石窟当年“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雄宏气象。
专家点评：
张建林：塔院式佛寺是汉魏至南北朝时期佛寺的主要建筑形式。此次发掘的寺庙遗址，不仅是了解北魏都城寺院建筑布局和结构的珍贵资料，也有助于对中国早期佛寺建筑形制发展演变的研究。
塔拉：遗址的发现，有助于了解云冈寺院在北魏和辽金不同时代的布局、范围与繁盛程度。塔基是该遗址最重要遗迹，成为北魏至辽金寺院佛塔演变的物证。30个熔铁炉环绕铸造井台的布局，是至今发现与《天工开物》记载最接近的宋辽金时代的铸造遗址。
徐光冀：石窟寺考古不仅限于石窟寺本身，而要寻求窟外的寺院建筑遗迹。石窟寺仅是寺院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项发掘为提高石窟寺考古的学术水平具有借鉴意义。
杭侃：过去的调查和研究都集中于洞窟本身，云冈窟顶北魏辽金时期佛教寺院通过几年来连续的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学术命题，它让我们重新审视“石窟寺”作为古代僧众修行观瞻场所的完整含义；对于认识辽金时期云冈寺院的实际状况，认识其他的大型石窟群都有重要的启发。
山东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与南旺分水枢纽遗址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李振光
山东段京杭大运河的调查，对运河保存状况、工程设施、运河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
七级码头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座台阶式大码头，与古街、商铺相结合，再现运河繁华风貌。
土桥闸遗址发掘了明清时期船闸一座、大王庙一座，勘探确定月河、减水闸，调查发现穿运涵洞。对运河船闸的构筑方式、结构布局、功能和营运状况有了深入了解。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考古，运用遥感分析、雷达探测、精密GPS测量等空间信息技术，与地面访查相结合，对南旺段运河河道、闸，蜀山湖、马踏湖、南旺湖的范围、残存湖堤及水柜的水工设施（闸8、斗门13、坝1），小汶河、戴村坝以及泉源，济宁分水枢纽的堽城坝、金口坝、会源闸等进行调查测绘。清理发掘了石驳岸、小汶河入运河的石砌分水口设施、海漫石、邢通斗门、砖石堤岸、石砌台阶码头，在河道内清理发现线状分布的木桩挡板遗迹，确定运河南岸大堤的位置与结构。对南旺段运河河道设施、引汶济运工程设施的结构、布局以及大运河河水的平衡调节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明确了通过戴村坝截引小汶河水源和利用石驳岸顶冲与分水口的形状结构相结合实现南北分流济运的水工技术成就。
专家点评：
刘庆柱：南旺分水枢纽是大运河沿线技术难度最高的水利设施。大运河申遗实际是工程申遗、科学技术 申遗，而且申遗需要通过考古工作做支撑，这是这些发现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