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天半的演示汇报和评委评议投票，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4月9日揭晓。
河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
发掘单位：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栾川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发掘领队：史家珍
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位于洛阳市栾川县栾川乡湾滩村哼呼崖的断崖上。2012年5～10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联合栾川县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开始对该洞穴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发现有古人类化石、石制品、大量的动物化石和动物粪便化石等。
孙家洞遗址位于秦岭以南、淮河以北，地理位置独特，处于中国自然地理南北分界线上，是气候和自然环境的过渡地带，该区域是人类迁徙演化和动物群交流的通道，对于研究过渡区域动物群面貌、动物地理区系演化、古环境变迁和南北方古人类文化的交流有重要作用。
孙家洞遗址出土的中更新世时期古人类化石对于近年来国际古人类学界直立人演化和现代人起源的研究有着重要作用，也为研究古人类的个体发育及系统演化问题提供了化石依据。
动物化石的大量发现和研究不仅有助于遗址周边区域古环境的分析与重建，同时通过现代埋藏学和动物考古学方面的深入探讨，为研究古人类生存模式、栖居形态以及群体组织等国际动物考古学热点问题的探讨做出积极贡献。
专家点评:
伊弟利斯·阿布杜热苏勒：河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主要发现了6颗人牙化石，是河南省境内发现的第一个含古人类化石的洞穴遗址，填补了中原地区在洞穴中发现古人类的空白，是一处内涵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丘刚：该遗址文化堆积有序，出土遗物丰富，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为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提供了重要的材料。“直立人栾川种”是研究东亚地区人类起源及演化的重要新材料。遗址中出土的几十种脊椎动物化石有望成为中国境内重要的动物化石群之一，对研究华北乃至中国第四纪古生物的演化、古气候古环境的变化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苏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泗洪县博物馆
发掘领队：林留根
顺山集遗址位于泗洪县城西北梅花镇境内重岗山北麓坡地之上。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泗洪县博物馆于2010、2011、2012至2013年初对其进行了三次发掘，确认其为一处距今8000年的环壕聚落，遗址总面积达17.5万平方米。清理出包括92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在内的一批重要遗迹与遗物。
顺山集一二期文化遗存，在环壕聚落、圆形地面式房址、使用磨盘磨球等生产工具、种植水稻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具备固定的陶器组合、自身独特的文化面貌、明确的时代分期和特定的分布范围。顺山集一二期文化遗存与后李文化、裴李岗文化、彭头山文化等有一定的联系。一二期遗存出土碳化稻经碳十四测定，距今约8100～8300年。三期遗存具有若干跨湖桥文化、城背溪文化及皂市下层文化等因素，年代亦相当，距今7000年前后。
顺山集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是近年来淮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阶段考古的重大突破，它的发现，为我们进步认识和厘清该区域史前文化谱系、探索中国东部地区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和契机。大型环壕聚落的发现，填补了淮河中下游地区该时期环壕聚落考古的空白。同时为探讨该区域史前环境变迁、种群迁徙及人地关系等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线索。
专家点评：
宋建：该遗址代表了一支新的并且十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在时间上把江苏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向前推了一大段；在空间上，位于淮河下游，是研究淮河流域新石器文化谱系的重要新发现；文化内涵比较单一，基本上没有被晚期严重破坏，十分难得；在周边还发现多处年代和文化属性相同的遗址，构成一个遗址群，为开展这一区域的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高蒙河：遗址所出距今七八千年的环壕聚落和大量遗物，填补了淮河下游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等发现和研究的空白，对中国东部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等广大区域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将会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
杨晶：该遗址是目前已知淮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填补了苏鲁豫皖交界地区距今7000～8000年这一时段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四川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阿坝州文物管理所、金川县文物管理所
发掘领队：孙智彬
刘家寨遗址是近年四川新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阿坝州金川县二嘎里乡二级阶地刘家寨，2011年9～11月、2012年5～9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阿坝州、金川县文物管理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揭露，计3500余平方米，共清理灰坑278座、灰沟1条、房址20座、窑址26座、灶12座、墓葬2座。出土大量陶片、动物骨骼、石制品。
刘家寨遗址早期层位文化面貌与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大地湾、师赵村遗址的同期遗存相近；晚期层位中部分陶器体现半山文化因素。不过，与之相比，刘家寨遗址未见彩陶尖底瓶、宽沿盆、陶刀等，却有小型直筒罐、戳印圆圈纹陶器、多孔石刀等，是为自身特色。
多学科、多方法结合的科学发掘促成刘家寨遗址人工、自然遗存丰富程度远超川西北地区已发掘的同时期遗址，这对深入研究马家窑文化地方类型和分布区域诸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遗址晚期出现壶，且部分尖底瓶底明显可见套接工艺，对研究彼时由瓶向壶演变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遗址位于大渡河上游，为横断山区文化交流、传播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对构建四川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起到标杆作用。
专家点评：
李水诚：这是一处范围不大但出土物丰富而且十分重要的遗址，对探索史前时期东西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首次在川西北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一线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后的马家窑文化，将这一文化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展至大渡河上游的甘青川接壤一线；不仅证实了自甘南至川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的交往线路，并以考古实物确认了这个史前通道的创始时间在距今五千年上下；其地理位置暗示这一区域与青海东南部及黄河上游一线存在可能的文化传播孔道。
于志勇：该遗址是四川境内一处极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研究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及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
发掘领队：孙周勇
2011年，陕西省、市、县三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神木石峁遗址开展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发现了保存较好的石砌城墙，以及城门和疑似“马面”“墩台”“角楼”等城防建筑。2012年的复查确认了石峁城墙保存基本完整且大致可以闭合，并构成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个层次组合的石峁城址，城内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
2012年重点发掘了外城东门址，揭示出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包含内、外两重瓮城、砌石夯土墩台、门塾等设施，出土了玉铲、玉璜、壁画、石雕和陶器等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重要遗物。外城东门位于外城东北部，门道为东北向，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这些设施以宽约9米的“『”形门道连接，总面积约2500余平方米。从地势上来看，外城东门址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处，地势开阔，位置险要。
石峁遗址系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对进一步理解“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点评：
严文明：近年在陕北发现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当时气候条件比较好才会有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其中心就是神木石峁。从出土遗物看，可能与山西中部陶寺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对之后的二里头文化也有一定影响。希望能切实保护，还要进行有计划的勘探和重点发掘。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必将收获更加重大的成果。
刘绪：神木石峁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山城遗址的发现，无论规模之大，建筑之精，保存之佳以及内涵之丰富，在同时期遗址中都是非常罕见的。为探讨中华早期文明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其所在位置具有特殊的意义。
刘斌：该遗址以往出土的良渚文化等玉器对于了解中国传说时代三皇五帝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对于了解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统的发展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郭伟民：石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虽然它的建造方式、布局、功能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去落实，但目前已经揭露出的相关遗存已经显示出这个遗址的内在魅力，相信它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
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温泉县文物局
发掘领队：丛德新
阿敦乔鲁遗址及墓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2012年6～9月，由阿敦乔鲁项目组对遗址和墓地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工作，共发掘了3座相互连属的房址和9座墓葬。全部发掘面积近1500平方米。获得了一批陶器、石器、石人以及铜器小件、包金耳环等珍贵遗物。
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是近年来新疆发现的重要的青铜时期的遗存，其年代测定为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填补了新疆青铜时代早期遗址的空白，为揭示出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具体面貌提供了一批全新的、重要的材料。
从遗迹的建筑规模及建筑特色等方面看，阿敦乔鲁遗址很可能是博尔塔拉河流域具有中心性质的祭祀或举行重要仪式活动的场所，显示出了很高的文明程度。
阿敦乔鲁考古工作的意义还在于首次在新疆确认了相互关联的早期青铜时代的遗址和墓地的共时性，为探索欧亚草原地带的古代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显示了其在西天山乃至中亚地区早期青铜时代遗存中的重要位置，提升了对新疆及中亚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深度和广度的认知。
专家点评：
陈同滨：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的发现，为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具体面貌提供了一批全新的、重要的材料，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直接揭示了西天山地区与中亚七河流域的关联，在地区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希望考古研究进一步就石围建筑群和石围石棺墓的形制渊源与传播范围开展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水涛：新疆西北部地区过去对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虽有一些零星的发现，但是并未做过系统的考古发掘。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博拉提三号墓群的发掘揭示了这一广大区域内距今3500～4000年前后的文化面貌。特别是大型石构建筑遗迹与墓群相互关系的确认，为这一地区若干石构建筑遗存的断代树立了标尺，为全面认识早期游牧民的经济生活方式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
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菏泽市文物管理处、定陶县文物局
发掘领队：崔圣宽
该墓葬属于“甲”字形大型木椁墓。在墓葬中室门道外地板下暗洞内，发现一保存完好的以丝织品包裹缠绕系结的竹笥。竹笥内叠放一件丝质汉袍，汉袍的颈背部系结一枚玉璧。据有关丝织品专家认定为女性服饰，这为断定墓主人提供了重要依据。
该墓葬建筑考究，规模宏大，结构独特，保存完好。从墓室结构初步判断，墓葬年代属于西汉晚期。该墓是山东发掘的规模最大的木椁墓葬。黄肠题凑的墓葬形制也是在山东首次发现。地上墓室的构筑方式，封土内墓坑外围立柱、墓室外积砂内立柱等构成跨度约38米的柱洞群。回廊外侧室、回廊内多室以及侧室间隔壁皆为黄肠木横切叠垒的墓室结构；带有朱书、墨书及刻划模印文字的青砖封护墓室等特点在以往发现的大型墓葬中实属罕见。该墓葬是我国目前所见保存最好的黄肠题凑墓葬。在已发现的“黄肠题凑”形制墓葬中，该墓葬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好、时代大致明确，很可能是“黄肠题凑”葬制发展到最为成熟的晚期阶段的典型代表。其复杂的墓葬结构、考究的建筑都反映出墓主人身份至少属于王一级，但其规格又明显高于以往发现的同时期的汉代诸侯王墓。这对于推断墓主人的身份和定陶王室与西汉王朝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专家点评：
信立祥：该墓发掘出的黄肠题凑是迄今发现的规格最高的汉代黄肠题凑，推测其主人应是西汉末权倾天下的定陶太后。虽出土随葬品很少，但由于西汉帝陵不能发掘，其黄肠题凑的形制和结构为了解帝陵的内藏提供了唯一的参考资料，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焦南峰：在已经发现的“黄肠题凑”墓葬中，定陶汉墓结构最完整、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好，应为“亚天子”葬制的历史演变轨迹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价值。
河北内丘邢窑遗址
发掘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处、内丘县文物旅游局
发掘领队：王会民
邢窑是我国古代以烧制白瓷而著名的窑场，2012年对其进行了二十多年来的第三次发掘，取得了突破性的收获。发掘证明，内丘城关一带正是邢窑遗址的中心窑场，与史载相吻合。
2012年发现窑炉11座、灰坑140座、灰沟6条、井34眼、墓葬22座，出土瓷器和窑具残片20万件（片）以上，完整和可复原器物约超过2千件，器物种类有砖、瓦、陶器、素烧器、三彩器、瓷器、铜器、铁器、骨器以及窑具等。
此次发掘突破性收获有四：一是窑炉年代早，是邢窑已发现窑炉中最早的几组；完整度高，窑门、火膛、窑床大部尚存，窑顶，窑壁、烟囱等也存在较多；布局模式罕见，多窑共用一个窑前工作坑，是研究早期邢窑窑炉开凿、布局和烧瓷行为的重要资料。二是早期灰坑群和遗物，发现堆积有北朝时期遗物的灰坑约超过20个，遗物丰富，时代单纯，是历次发掘中首次批量出土的早期遗迹、遗物。三是隋三彩的出土，是邢窑发现中的首次，胎色浅粉或白，火候较低，单色釉外壁绿色，内壁浅黄，两色釉为黄、绿，釉下施有一层白色化妆土，器型大致为碗、钵类。四是发现了“高”“上”“大”三种刻款器物残片，字款皆刻划在器物底足外壁，字体大小不一，规整度一般，为邢窑刻款瓷器的研究增添了新内容。
专家点评：
孙新民：此次发掘处于邢窑遗址的重点区域，不仅发掘面积大，而且遗迹种类和出土遗物丰富。发现的北朝、隋唐时期窑炉在同时期瓷窑址中非常罕见；出土的一批北齐至隋初的青瓷器物完善了邢窑的发展演进过程；隋唐三彩器的发现，表明邢窑也是烧制三彩陶器的重要窑口之一。
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董新林
辽上京城址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由皇城（北）和汉城（南）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西山坡是上京皇城西南的一处自然高地，也是全城的制高点，尚存三组东向的建筑基址。其中北组的中部偏后，有三座地面保存较高的圆台形建筑基址，编号为YT1、YT2和YT3。
根据发掘的遗迹形制和遗物可知，YT1应是一座砖木混合结构的六角形佛教建筑基址。于辽代始建，至少进行过两次大规模修筑，金代以后才逐渐废弃。YT2和YT3可确认是六角形塔基，二塔基的包砖、散水的做法和规格均与YT1相同。
本次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辽代都城遗址考古。根据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可以确认西山坡是一处辽代始建的佛教寺院遗址，位置重要，规模庞大。佛寺北组为东向的长方形院落，四周有院墙。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为大型的六角形砖木混合结构建筑（YT1），左右两侧对称布置小型的六角形砖塔（YT2、YT3），前有小型建筑基址和广场。YT1建筑结构特殊，柱础雕刻莲花纹、龙凤纹，出土刻画写实、彩绘贴金的泥塑造像，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座基址的等级和功能。这次发掘成果确认了西山坡建筑遗址是佛教寺院的建筑性质，对重新认识辽上京皇城遗址的形制布局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本次考古新发现为研究辽代考古、历史、佛教和建筑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专家点评：
塔拉：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位置重要，规模庞大，是当时辽上京城标志性的建筑之一。三座佛塔采用一大两小、一字排开的布局形式，是目前所知国内唯一的实例。此次发掘对于西山坡建筑遗址是佛教寺院的建筑性质的确认，对于重新认识辽上京皇城遗址的形制布局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为研究辽代考古、历史、佛教和建筑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
发掘单位：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发掘领队：袁东山
老鼓楼衙署遗址位于重庆市主城核心位置——渝中区解放东路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片区。遗址背山面江、坐北朝南，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巴渝地域特色。遗址兴建于宋蒙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南宋时为川渝地区的军政中心——四川置制司及重庆府治所，著名的川渝山城防御体系即在此筹建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遗址已清理房址、水沟、水井、道路及灰坑等各类遗迹共计261个，出土了一批保存较好的陶瓷器、钱币、瓦当、礌石、坩埚及漆器等文物9000余件（套），标本数万件。发掘结果显示，遗址规模宏大、纪年明确，文物遗存丰富，地层关系清晰，宋元、明代、清至民国三个时期的衙署建筑叠压分布。
老鼓楼衙署遗址为重庆市已发现的等级最高、价值极大的建筑遗存，见证了重庆定名以来近千年的沿革变迁，填补了重庆城市考古的重大空白，对于研究宋蒙战争及西南地区衙署建筑、丰富中国宋元时期都城以外的城市考古资料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遗址正在筹备建设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将成为重庆历史文化名城新的重要支撑。
专家点评：
杨林：该遗址是重庆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对促进自宋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和促进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霍巍：这是是一处罕见的宋代官衙遗址，保存规模大，形态完整，附属的街道、民居连接成整体，依山起伏，气势浩大，是近年来我国古城考古的重要发现。
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
发掘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汇川区文体广电局
发掘领队：李飞
海龙囤位于遵义老城西北约40里的龙岩山巅，又称龙岩囤，是一处宋明时期的羁縻·土司城堡遗址。
通过发掘发现，海龙囤特别是“新王宫”的整体格局与明故宫契合（同时也保存了本地建筑的一些特点），反映了土司在意识形态上的国家认同，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效维护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海龙囤是我国羁縻·土司制度的实物遗存，它完整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唐宋时期的羁縻之治到元明时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的变迁，它的发掘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深化中国土司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探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换言之，对推行羁縻之治以来，中央如何开发、经营与管理西南疆，边地又是如何逐步汉化而与华夏渐趋一体等问题的深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处设有衙署的军事屯堡，是中国西南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延续时间最长的羁縻·土司城堡，它“利用地形、融入地形”的建筑特点，对中国西南同期以及后来的同类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
海龙囤的发掘可能引发考古学界新的学术关注点，即将视线从中原的、早期的遗存更多地投向边地的、民族的、晚期的遗存中来，从而拓展考古研究的领域，并可能有益于考古学方法与理论的发展。
专家点评：
安家瑶：海龙囤是宋、元、明时期西南播州杨氏土司文化的重要遗存。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统治的方式，明代后期开始对土司的改土归流。对于这段历史，史书上只有淡淡的几笔。近年对湖南、湖北、贵州的几处土司遗址的考古发掘，使这段历史从尘封中苏醒鲜活起来。“新王宫”建筑群遗址，规模宏大，错落有致，建筑等级相当高，出土的大量建筑构件令人印象深刻。
袁家荣：海龙囤遗址是一处具有防御性质的城堡，其建造规模与布局都堪称中国西南土司遗存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