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孟姜村墓葬考古发掘
为配合衢江区古越文化园及滨江公路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9年11月起对位于云溪乡孟姜村的三座土墩墓进行考古发掘。
截止到目前，主要发掘了位于沿江公路北的一号墩与公路南的二号墩及三号墩，发掘总面积约2500平方米。一号墩外围虽遭农业活动破坏，整体保存基本完好，平面到达墓坑开口层位，并基本揭露出一号墩的“人字形”椁室，为探究南方地区“人字形”木椁的起源提供了线索。
孟姜一号墩航拍平面图
孟姜一号墩“人字形”木椁
二号墩因滨江公路建设，墩体西部与北部被严重破坏，仅南部与东部保存基本完整，鹅卵石床悬挂在北部断面上，有近现代盗洞12个，其中一个置于石床外，其余直至石床面。现存土墩平面呈不规则圆形，隆起呈“馒头”形状，该墓虽被破坏严重，但仍发现有较丰富的随葬器物，有原始瓷器、玉石器等58件（组）。
孟姜二号墩底部平面图片
孟姜二号墩出土玉器情况
孟姜二号墩出土陶网坠情况
三号墩是这批土墩墓中墩体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土墩，墩体大致呈正圆形，气势宏伟。目前发现墩体上有近现代盗洞及扰坑15个，三号墩墓坑内虽被盗扰破坏严重，但我们仍发现了较丰富的随葬品同时在墓坑底部发现有多处玉石器及原始瓷器堆放点，这一批原始瓷器质量好，器形丰富，组合明确，对于研究越文化的器用制度，礼仪规范，丧葬形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孟姜三号墩航拍平面图
孟姜三号墩东部器物区
孟姜三号墩原始瓷器出土情况
孟姜村土墩墓发掘是继2018年衢江区庙山尖土墩墓发掘后对该区域所做的又一项重大考古发掘。目前所发现的几座土墩墓，无论是从墓葬结构、规模还是随葬品的种类、数量上来看，都是西周时期越墓中等级较高的墓葬，证明了衢江地区是西周早中期越文化的一个区域中心，也是越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证实了史书中所记载的“姑蔑”并非空穴来风。(供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宁波北仑新碶四顾山遗址考古发掘
为配合宁波北仑区黄山路西延（富春江路-小浃江路）工程建设，经浙江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联合厦门大学、北仑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于2020年6月至10月，对位于北仑区新碶街道永久村卢郑自然村西侧、平风岭隧道南侧的四顾山遗址进行发掘，总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掘过程中共揭露出东周至明清时期遗迹100余处，出土完整和可修复文物标本近300件。
四顾山遗址发掘区航拍
四顾山遗址东周时期遗存丰富，文化堆积较厚，遗迹类型多样。共发现并清理沉淀池1处、储泥池1处、水井1口、烧坑2座、炼炉1座、灰坑10余个，以及由排列较为有序的柱洞围合而成的房址1座和零散柱洞数十个。在东周时期地层之上，还见有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文化堆积，包括少量的灰坑、灰沟、柱洞、墓葬等遗迹，表明当时这里是一处重要的生产生活场所。
沉淀池（H20）
疑似动物足印的坑洞
储泥池（H16）
炼炉（L1）
四顾山遗址出土东周遗物较为丰富，以陶器和原始瓷器为主。陶器可分为印纹硬陶、夹砂陶和泥质陶，其中印纹硬陶数量最多，纹饰多为米字纹、方格纹、回字交叉纹，可辨器物部位主要有口沿和器底，可辨器形主要有罐、瓮等；夹砂陶多为素面泥质红陶，可辨器形主要为鼎，鼎足较为常见；泥质陶多为素面的灰陶和红陶，数量较少，可辨器形以盆、钵为主。原始瓷器包括碗、杯、盅、盘等器形。此外，还见有青铜铲、青铜箭镞、青铜鱼钩、铁锛等金属器以及石锤、石锛、石球等石器和少量竹木器。
H20内出土的竹篮
原始瓷盘
陶钵
石箭镞
青铜鱼钩
综上发现而言，四顾山遗址是一处保存较好、以东周遗存为主的中小型文化遗址。发掘区内所见东周时期遗迹的功能、性质大多与制陶（瓷）、冶炼等手工业活动相关，一些排列较为规整、可能属于房址的柱洞群，不排除是工棚一类的简易建筑。目前，考古发掘单位已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对采样遗存进行科技检测与研究，以便为遗址性质的准确判定提供更多佐证。（供稿：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安吉五福土墩墓考古发掘
安吉五福土墩墓群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子湖镇工业园区北侧N12地块。2020年4月，为配合安吉天子湖工业园区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安吉县博物馆，对安吉五福土墩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9月至12月，2020年度浙江省田野考古培训班在五福考古工地举办，来自全省14家基层文博单位的学员一并参与了发掘工作。
发掘区航拍
经调查，工业园区N12地块内共发现土墩16个，以墩径15米左右的土墩较多见，地表馒头状封土均较明显，大部分土墩早年被盗掘。发掘统一按照十字象限法进行布方，并按自东向西、自北向南的顺序逐个编号，依次发掘。五福土墩墓群从分布上看可划分为东西两区，其中东区有土墩7个，西区有土墩9个。绝大多数土墩存在一墩多墓的埋葬形式。截止11月底，共发掘土墩14个，发现墓葬54座，出土器物共计352件。
D12西汉土坑合葬墓
D4航拍图
西汉墓随葬器物组合
发掘结果表明，五福土墩墓群以中小型汉墓为主，除发掘区最东侧两个土墩为东汉墓外，其余均为西汉墓。各墩墓葬的位置一般位于土墩中间，形制以长方形竖穴土圹墓为主，多见双墓并穴合葬现象，葬具以一棺一椁为主，椁下普遍横向铺设两条枕木。随葬器物以高温釉陶器为主，另配以少量印纹硬陶器、泥质陶器、铜器、玉器、漆器和琉璃器等；器物组合有鼎、盒、壶、钫、瓿、罍。另外，还清理西汉凸字形竖穴土圹墓2座，葬具为双棺一椁。东汉墓葬3座，均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葬具及骸骨朽蚀无存。
东汉时期土墩砖室墓
部分土墩边缘还发现了一些宋、明、清时期的砖室墓，或为单体墓葬，或为双墓并穴合葬墓。这些晚期墓葬在营建时利用了汉代土墩墓的封土，开口层位多在表土之下；墓室普遍较小，往往仅能容身；随葬器物有陶器、瓷器、铜钱、铜镜、玉器、金银器，等等。
明代双穴合葬墓
晚期墓葬随葬器物组合
发掘结果表明，安吉五福土墩墓自西汉早期开始营建使用，按自西向东的顺序开始埋葬，一直延续到东汉早中期，葬俗崇尚合葬和礼制，是一处规划整齐、风格统一、时代有序的汉代平民墓群。安吉五福土墩墓考古发掘为我们研究汉代鄣郡（丹阳郡）城乡分布格局、土墩墓葬制等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供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余姚城区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考古发掘
遗址地处余姚市梨洲街道花园新村，北临明清时期的余姚南城巽水门。2020年7月上旬至11月底，在经过了前期勘探并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后，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联合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该遗址进行了200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图一）。发掘工作严格遵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2009版）的技术要求，并积极开展遗址微环境、动植物遗存、木材种属等多学科研究。
图一 发掘区全景（下为北）
发掘表明，遗址原始地貌北高南低，北侧为受潮汐活动影响而形成的黄沙土高地，南侧为宽广的水域。上世纪80年代的花园新村建设对六朝及晚期地层造成了严重破坏。发掘工作主要清理出两汉时期的临河护岸和木构设施多组（图二、三）。护岸皆由木桩构筑，木桩下端削尖，大多自开口层位下打入生土0.8米左右。1号护岸由南北两组木桩构成，全长约12米。木桩内侧（近岸端）置横木或横向叠置竹竿，竹竿内侧再以纵向的竹子加固。推测1号护岸的两组木桩之上可能搭建有木板形成栈道，木桩内侧横置的横木或竹竿起着挡土的功用。2号护岸东西长28.1米，中部还见有伸向南侧水域中的两排木桩，推测为供舟船停靠的栈桥式码头。
图二 1号、2号护岸（自西向东）
图三 4号木构设施（上为北）
发掘工作共出土各类遗物300余件。陶器以泥质黑、灰陶器为主，主要器型有罐、盆、钵等生活类器皿（图四）。青瓷器集中出土于扰土层，可辨器型有六朝时期的盏、碗等（图五）。铜器有两汉时期各类铜钱（图六）、铜削、铜环等。木器有盆、梳篦、简牍及建筑材料。此外还出土有大量的砖、瓦类建筑构件。草鞋（图七）、绳索等编织物以及骨器也有零星出土。
图四 泥质陶罐、盆、钵
图五 湘阴窑碗
图六 汉代铜钱
图七 草鞋
简牍类文书是本次考古发掘的一项重大收获，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封检、木觚及双面墨书的木板各一件（图八、九、一〇）。木觚出土于河道堆积中，全长46厘米，正面六棱五行，朱漆墨书，初步释读可知文书内容与民间宗教活动相关。
图八 封检
图九 木觚
图一〇 木板墨书红外照
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具有鲜明的濒水特征，是浙江地区汉代基层聚落考古的重大收获，对于全面认识本地区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遗址出土的木觚文书，是研究东汉早中期东南地区民间信仰的重要材料，也是余姚作为“文献名邦”的实证。遗址濒临明清时期的余姚南城，与东汉晚期以来的余姚县城隔江相望，可以说是余姚南北双城的雏形，对研究余姚古代城市发展也具有重要价值。（供稿：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余杭李家塘遗址考古发掘
李家塘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李家塘村，为配合杭州西站枢纽J-R21-13地块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执字（2019）第（909）号、考执字（2020）第（431）号}，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共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取得重要收获。
遗址的堆积主体为④层及④层下遗迹。④层下发现有房址、灰坑、池、窑、墓葬、灰沟、井、缸等大量遗迹现象，还发现一处古河道G11，其内遗物最多。古河道G11整体形状近似“L”形，宽约430-450厘米、深约100-140厘米，上宽狭窄截面近似梯形，两侧发现16根护岸木桩。推测为G11应为古河道，用于运输。本次发掘揭露出12处房址以及大量零散的柱洞，几乎遍布整个发掘区域。房址中的柱洞的形状不同，有圆有方。口径、深度不一，大多口径约15厘米-70厘米，深度约10厘米-70厘米，柱洞内土色为灰黑色，土质疏松，包含物有炭粒、烧土颗粒等，出土有陶片、瓷片、瓦片等，柱洞分布密集，推测这些建筑基址均为干栏式建筑基址残迹。根据出土的莲花纹瓦当和规格为长36.5、宽28.5厘米的板瓦等遗物判断这些建筑的规模应该均较大。
④层出土遗物主要有瓷器、板瓦、瓦当、石器、青铜残件、铜钱等，其中瓷器占绝大多数，窑口有德清窑、越窑、洪州窑、越州窑、长沙窑等，主要的器形有碗、盘、罐、壶、盏、水盂、钵、高足盘、灯、器盖、研磨器等，这组遗物的时代为东晋南朝至隋唐时期。
发掘结果表明李家塘遗址是一处结构较为明确的聚落遗址，密集的房址和大量不同窑口遗物的出土表明该聚落具有一定规模，可能是当时的集镇。
余杭李家塘遗址是杭州市内正式发掘的为数不多的东晋南朝至隋唐时期的聚落遗址，该遗址的发现为深入研究浙江东晋南朝至隋唐时期的聚落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余杭李家塘遗址出土瓷器为研究各大南方窑口3-9世纪的窑业面貌及瓷器贸易情况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
余杭李家塘遗址的发掘为探讨东晋南朝至唐代杭州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通过丰富多样的遗物和大量建筑等生活遗迹可以管窥这一时期杭州的发展进程。（供稿：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F1
F12
G11
H1
H31
J3
Y1
Y3
缸3
全景（自东南向西北摄）
临安衣锦城遗址考古发掘
五代吴越国衣锦城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城址平面总体呈不规则形，面积约0.47平方公里。据文献记载，唐昭宗龙纪元年（889），钱镠始筑营垒于临安茅山（今太庙山）；大顺元年（890），敕额“安众营”；光化二年（899），敕升安众营为衣锦营；天复元年（901），升衣锦营为衣锦城；天佑四年（907），升衣锦城为衣锦军。吴越国纳土归宋后的太平兴国四年（979），改衣锦军为顺化军，次年废，并恢复临安县名。
2019～2020年，在原城南小学区块，发掘揭示衣锦城南城墙、南城门及城内建筑遗迹等。南城墙为近东西向，揭露长149米，由城墙和城墙基础两部分组成。城墙底部宽8.23米，残高0～0.75米，南壁残存长方砖错缝叠砌包边。城墙基础底部宽25.70米，南侧用鹅卵石、北侧用青砖包边，中间全部用沙、石、土夯筑。城门位于东西向南城墙的中部，城楼台基南北宽17.40米，东西残长10.5米。城楼北侧尚可见通城门的道路残迹，3条道路紧邻，宽4.57～5.9米不等。除南城墙、城门及道路外，还在北侧发现有院落、水井、排水沟等遗迹。院落布局严整，并规划有完善的排水系统。
而且，通过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及勘探，基本明确了该城址城墙、城门、护城河及城内道路等框架性遗存和部分重要建置的分布情况。
衣锦城是五代吴越国一座极为重要的城市，是“一军十三州”中衣锦军军治所在，也是吴越国王钱镠的葬地。考古工作表明，衣锦城是晚唐五代时期钱镠新建的第一座城，揭示的一门三道、整齐有序的院落格局、完善的排水系统等既是吴越国王城规划体系的再现，也是我国古代南方山水城市规划的重要例证，一系列建筑遗迹及其构筑材料的发现，是对久负盛名的吴越国营造技艺的一次集中反映，而且从城到陵的变革使之成为我国古代城市与陵墓发展史上“城-陵”体系的一个特例，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供稿：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衣锦城南城墙遗址及城内建筑全景（上为北）
南城墙南壁包边砖（上为西）
大型排水沟遗迹（南城墙遗址，左为北）
南城墙北侧城内建筑遗迹（上为北）
南城墙北侧城内建筑遗迹-门址（上为北）
南城墙北侧城内建筑遗迹-水井（上为南）
鸱吻（衣锦城南城墙遗址出土）
莲花纹瓦当（衣锦城南城墙遗址出土）
越窑青瓷执壶（衣锦城南城墙遗址出土）
越窑青瓷碗（衣锦城南城墙遗址出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