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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淄考古前置的实践与思考






[日期:2024-10-11] 来源:文博中国  作者:秦超超 陈魁 [字体: ]

临淄历史文脉悠长,春秋战国时期曾作为齐国都城长达800余年,1994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临淄文化遗存丰富,基建考古项目多,参与业务人员数量大。考古前置,即“先考古,后出让”,使土地部门在编制土地储备计划时,可以提前避开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点,大大缩短文物影响评估周期,让企业拿地即开工,最大限度减少在施工建设中由于发现文物造成的工期延误,缩短建设工期,助力经济建设[1]。同时文物部门能在土地收储阶段提前介入,对现场进行保护,并组织开展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减少全面勘探前的阻力,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如遇重大考古发现,也可以提前研判保留价值,制定保护措施,避免在土地出让、划拨后,因发现重要文化遗存而进行土地置换或政府回购[2],让文物保护工作更加灵活。

近年来,临淄地区始终坚持“考古前置”政策的实践探索。本文基于过去三年临淄区配合基建考古取得的成果和经验、遇到的困难进行总结,并提出解决方案,为今后考古前置工作的深入实施和持续优化提供保障,确保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并进。

临淄区文物分布图

近三年来考古勘探成果

2021年至2023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临淄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共完成246项考古调查勘探项目。2021年和2022年勘探有古代墓葬的项目均已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完毕,2023年勘探有古代墓葬的项目目前正紧锣密鼓地发掘中。经勘探发现临淄有175项无古代遗迹,占总数的71.1%;71项有古代遗迹,这其中有27处为房地产项目,主要位于齐故城南部临淄区城市建成区中,是过去三年考古发掘的主要项目。其余主要服务工业建设、学校建设和乡镇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考古勘探现场

近三年来考古发掘成果

近三年来临淄地区配合基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三年中,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发掘面积至少93.7万平方米,发掘墓葬至少1.6万座、灰坑2096座、水井363眼等。主要涉及房地产建设、高速公路以及教育等公共服务事业,极大地缓解了地方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

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发掘取得重点突破。最重要的突破便是发现了距今1.1至1.5万年的旧新石器文化过渡期遗存,命名为赵家徐姚遗址。该遗址核心区为一处距今1.3万年前后保存完整的人类活动营地。出土的夹炭磨光红陶表明该阶段人群已掌握成熟的制陶工艺,为研究制陶技术和陶器的起源提供又一实证,获得2022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3]。

赵家徐姚遗址出土陶片

新石器文化中晚期,最大的发现是北杨庄遗址和槐行遗址,为大汶口文化遗址。其发掘为研究鲁北地区大汶口文化的文化特征、聚落形态和生业经济提供了重要资料。龙山时期,近三年的基建考古并未发现规模较大遗址,主要零星地分布在几个遗址和墓地中,比如南马坊东南墓地、孙娄东街遗址和杨庄北遗址,并不是这些遗址的主要内涵。

周代至汉代的考古发掘数量较大。近三年临淄区的夏商时期遗址少有发现,而两周至两汉时期遗存最多。临淄齐国故城是两周时期的齐国都城,也是秦代临淄郡郡治、汉代齐郡郡治及诸侯国齐国的都城。战国时临淄已发展为经济高度繁荣的东方大都会[4]。位于齐故城南部的临淄城市建成区则成为这些年基本建设考古的重地,主要涉及齐故城周边的中小型聚落和齐故城南郊的临淄墓群。

齐国故城遗址

近三年临淄地区考古体量最大的还是战国至两汉时期墓葬考古,目前统计至少已发掘1.6万余座。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南马坊东南墓地的发掘,该项目也成功入选2022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南马坊东南墓地发现战国时期“甲”字形墓葬十余座,专家推测其墓主为不低于上卿的齐国高级贵族[5]。

南马坊战国大墓及周围墓葬布局

汉代墓葬以小型墓为主,也有部分中型墓。按墓葬形制可分为:带墓道的砖室墓;土坑竖穴椁墓(一棺一椁);土坑竖穴墓(一棺无椁)。其中,青蓝府墓地M22就是临淄地区少有的一座保存较好、规模较大的中型墓,该墓出土玉器83件、铜器18件、石器11件以及铁器2件。推测该墓年代应属西汉晚期。在M22南、北部还发现数座车马坑。车皆为双辕的明轺车。从整个车马坑内车马阵容看,前为导引车,中间为墓主人乘坐的主车,在主车东西两侧分别有一匹独马。主车后为小车随从。在导引车的马两侧还有人俑。在主车车舆有御马俑。由此推测该车马坑的车为仪仗出行用车,以上皆表现了西汉晚期的丧葬礼制以及墓主人的生前社会地位,对西汉晚期的用车用马制度和墓葬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汉以后山东地区古代政治经济中心先后转移至青州和济南,近三年的配合基建考古发掘中所见该处汉以后的遗迹现象较少。魏晋南北朝的遗迹几乎没有发现,很多魏晋墓有待进一步研究从汉墓中分离出来。隋唐时期的墓葬在各个遗址和墓地也只有零星发现,多为土洞墓或带墓道的小型砖室墓,应该为平民墓葬。宋元明清时期的遗迹现象也相对较少。



考古发掘现场及航拍图

考古工作思考

虽说近年来临淄地区基本建设考古无论在配合地方经济发展、文物保护,还是发掘与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

考古工地的安全问题。战国至汉代的墓葬普遍较深,一般在三到四米,有的甚至十几米深,且很多墓葬积石、积砂。古墓葬富集区位于淄河冲积扇,多为湿陷性黄土,地下两米以下基本为砂质粘土,直立性不足,因此墓葬发掘深度一旦超过三米,墓壁就很容易发生侧滑倒塌。目前,各个考古工地主要是打支撑,扩大开口面,降低相对高差的办法,来降低危险系数。然而,这些多为经验性办法,急需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发掘深墓的应对办法。

业务人员严重不足。过去三年负责临淄地区勘探工作的主体为临淄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虽然该所已是山东省内区县级规模最大的考古研究所,但依然存在聘用人员队伍不稳定、人员青黄不接、经验丰富且技术过硬人员短缺等问题。

业务人员专业技能素质有待提高。考古前置政策下,考古勘探质量的高低,决定地下文物是否会得到应有保护以及后续基建项目能否顺利推进。过去多年,临淄地区的考古勘探主要为老队员对年轻人的传帮带,缺乏专门和系统的专业训练。

专项资金短缺。由于临淄地区绝大部分土地为一级文物分布区,大部分项目用地必须经过考古勘探。但目前无论考古调查、勘探乃至后续发掘均无专项资金。2020年之前勘探和发掘均为企业出资,2021年之后由乡镇及街道办与考古单位对接并出资。但由于利益出发点不同,企业可能会存在不配合考古勘探,或对勘探的结果存在干涉的情况。

后期考古资料整理工作难度大。田野发掘仅是一个考古项目的野外部分,只发掘不整理、轻视研究等现象,不仅不利于田野技术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甚至可以说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7]。然而,近三年来驻扎临淄的考古队几乎全年无休止地进行考古发掘项目,夏干三伏,冬挖三九。仅部分业务人员充足的队伍有能力快速整理出版发掘报告。临淄地下文物丰富、考古研究成果丰硕,还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和财力整理考古报告,并以此为契机建设齐文化研究和宣传的高地。

考古发掘项目完成后的验收流程审批时间长。每个项目考古发掘完毕后,须经省考古学会组织专家验收,然后形成验收报告,经过省文化和旅游厅签字盖章后,由项目负责人出具考古完工报告,最后用地单位才可到相关部门取得土地的使用权,期间需要一个多月。

优化考古前置工作的系统性方案

优化资源供给。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公益性事业,其工作所需资金主要源于财政拨款。明确经费来源,要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前的考古工作所需费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为实现考古前置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针对地方财政压力较大的现状,除了依靠地方财政,也可以筹集社会资金通过企业和个人捐赠等外部途径获取资金。这就需要向社会更广泛宣传政策的内涵和意义,为考古工作带来更多社会关注和支持。同时文物部门也应加强资金的支出管理,结合需求和效益分配资金,定期监控和分析资金的支出和使用,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益。

考古单位承担着考古前置政策中的主要工作量,一线考古工作者提升自身发掘工作能力,提高业务素质。考古技师队伍不仅需要增加人员数量,还需要通过一些措施提高技师稳定性和培养从勘探、发掘到资料整理的能力。

协调执行主体利益。地方政府应当引导部门间协同合作,通过培育政策执行主体之间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促使各有关部门能够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并明确自身在考古前置政策执行中的职责。可以通过建立协调小组由牵头单位统一调配资源,简化基建考古审批流程,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推动审批服务便民化[8],加强部门之间的资源、信息的交流共享。

提升政策可执行性。考古前置政策是一项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文物保护的政策。各部门内部对于政策执行的考核也应进行汇总统一,进一步完善政策监管。后期监督是考古前置政策的有效运行的保障。因此,应从国家层面完善监督机制。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从国家层面完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与时俱进,修订文物保护法。其次,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可将考古前置作为日常工作检查内容。另外,社会监督力量同样重要,可以适当使用志愿者组织介入后期的保护巡查工作。最后,通过推动考古前置政策纳入地方法规纳入法规体系,完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体制机制,增强政策权威性。

综上所述,今后临淄地区考古前置工作可通过地方财政和社会共同保障资金供给,加强资金管理,落实人员待遇,保障人才供给;加强部门合作和利益协调,创造更有利于政策执行的外部环境;通过细化考古前置工作标准,完善政策执行的监督管理提升政策的可执行性。

结语

临淄地区的考古前置工作在过去三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还有效地保护了文化遗产。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经费不足、人员短缺、后期资料整理难度大以及验收流程审批时间长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优化资源供给、协调执行主体利益和提升政策可执行性的系统性方案。这些方案包括确保考古经费的来源,提高考古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简化验收流程,以及加强资金管理和政策监管等。通过这些措施,临淄地区的考古前置工作将能够更好地平衡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作者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临淄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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