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汝瓷，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原因何在？长期以来，在国内古陶瓷研究领域，就汝瓷的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严重对立的认知与见解。主要集中在汝窑的性质、存世量、鉴定要素等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以“宫”里面、“馆”里面的部分“专家”、“权威”为代表，坚持认为汝瓷的存世量全世界只有七十多件，而且基本由博物馆所收藏，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台北故宫博物院23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达维德爵士基金会7件、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美国克里夫芝和圣路易等知名博物馆及私人典藏10多件；并且坚称，民间不可能有汝窑瓷器。在汝窑瓷器的鉴定上，他们以馆藏的、特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多件汝瓷作为“标准器”，并以此排斥、否定其他所有汝窑瓷器（其实，把某个窑口或窑系某个时间段烧制的某几件器物作为“标准器”，去套鉴其他所有产品，这本身就是十分无知、荒唐的，是形而上学的典型表现。若有必要，另文再议）。
这些“专家”、“权威”们却忘记了，故宫博物院那十多件汝瓷，绝非由宋而元、明、清及至民国传承有绪的器物，其中大多数都是建国初期从民间征集而来的。他们抱着这本有六十年历史的“老黄历”不放，并把这本“老黄历”神秘化、绝对权威化、经典化，以此守住他们赖以生存、养家糊口且给他们带来无比辉煌却早已过时的“学术成果”。站在这批“专家”、“权威”对立面的，是人数众多的古瓷器收藏爱好者，甚至还包括不少专业的考古科学工作者。这一部分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理念，作为汝瓷研究的指导思想，充分重视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汝窑遗址几次大规模发掘所获得的实物资料与新的科研成果，十分珍视并竭忠尽智收集、保护、研究大规模基本建设中出土的汝窑瓷器，极大地丰富了汝瓷的实物数量，并已经或正在揭示汝窑在其大约408年的历史发展中，各个阶段产品的共性与特征，为汝窑和汝瓷的研究做出了远远超过专业机构、专业人士所无法企及的突出贡献。
但是，由于体制问题，这些满怀爱国热情、文化底蕴深厚、勇于实践、善于探索、有真知灼见的业余汝瓷研究者，却被“专业人士”视为另类，踩在脚下，失去了最起码的话语权。这天大的怪事在当今中国的各行各业，特别是科学研究领域里是绝无仅有的。主管部门的官员视而不见、媒体的监督缺失，长此下去，后果难以设想。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十分尊重汝窑的考古发掘和科研成果。根据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掘的层位关系及出土文物，参照宝丰大营镇蛮子村发现的窖藏汝瓷珍品，以及汝州市汝瓷博物馆收藏的传世品的工艺特征，考古研究工作者把汝窑的烧造年限大体分为五个不同时期：
第一期，北宋早期，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至宋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前后历时62年，这个时期是汝瓷的创烧阶段。
第二期，即北宋中期，从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至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125年），其间62年，是汝瓷的发展期。
第三期，即北宋晚期，从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至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历时39年，为汝瓷生产的鼎盛时期。
第四期，即金代。北宋晚期，宋金对峙，中原地区的汝窑大都停烧，造成人亡艺绝。至南宋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即金熙宗皇统二年二月，宋进誓表于金，称臣割地，三月金使册封康王赵构为宋帝，从此战乱平息。至金哀帝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前后历时90年。在此期间开始按照传统瓷艺，对汝瓷进行恢复生产。但由于技术南流，汝瓷生产每况愈下，仅能烧出一般釉色欠佳、装饰简单的汝青釉制品。
第五期，元代。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的89年间为汝窑的衰落期。在此期间，金元相继大战于中原，1279年战乱结束。元代继续恢复汝窑生产，但是由于战争创伤，技术失传，加之受北方蒙古族生活习俗的影响，汝瓷产品胎质粗笨，工艺欠佳，生产品种几乎仅为简单的日用青釉瓷器，全部上半釉。
毫无疑问，与上述分期相适应，汝窑在其创烧、发展、兴盛、恢复到衰落的各个阶段中，其产品无论生产规模、烧造品种和工艺特征都有着明显的演变过程，绝不可能从始至终一成不变、一模一样。用馆藏的那十几件汝窑瓷器所具有的特征作为铁定的标准，去鉴定各个时期的汝窑瓷器，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反科学的、荒唐可笑的。更何况瓷器的烧制本身就具有“窑窑不同、同窑有异”的特殊规律。
考古发掘的研究，已经向世人明白地昭示：北宋初年汝州地区便已成功地烧制出风格独特的汝青瓷。到了北宋中期，汝瓷则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原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各地窑口林立，竞相争辉。而各窑口又为了参与激烈的商品竞争，各立牌号，各显神通，锐意创新，往往在器底刻上窑工的姓氏作为名款，以树立品牌，扩大影响。当此之时，汝瓷产品除了造型丰富、釉色莹润的特点外，还十分重视器物表面的装饰，由碗、盘的内壁印以简单凸线纹，到内壁印以缠枝花卉和碗心印团菊纹等图案。汝瓷印花工艺的出现，不仅代替了繁琐笨拙的刻花工序，采用模印工艺，还使制作工艺规范化，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至此，宋中晚期，印花工艺大量出现，装饰内容不断丰富，图案纹饰清晰生动，已经具有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不仅在民间赢得了广泛声誉，同时也受到了北宋皇室的赏识与偏爱；当汝窑为宫廷烧制贡御之器时，更是工艺精湛，做工考究。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器物大多裹足、满釉支烧，底留支钉痕；造型古朴大方，胎体坯坚质细，呈香灰色；釉色如碧峰翠色，晶莹明丽，釉质浑厚，清澈温润，故有“汁水莹泽，含水欲滴，釉如膏脂之溶而不流，明亮而不刺目”，“似玉非玉而胜于玉”的赞誉。
考古研究还表明，北宋汝窑的釉色是相当丰富的，大体可分为八大釉色。釉色不同，汝瓷釉下气泡分布的状况也不同。这是因为，汝瓷的釉色不同，与瓷器在窑中所放位置有关。严格地讲，瓷器在烧制过程中釉色与温度有密切的关系；烧成后釉色与降温的速度快慢还有密切关系；这在其他窑口是极为罕见的。粉青、虾青、月白、偏天青釉色的汝瓷，是汝窑的早期产品，其釉下气泡用廖若晨星来形容较为确切；而纯正的天青釉和天蓝釉汝瓷，其釉下气泡较大，也相对密集（汝瓷的天蓝釉还有深蓝、灰蓝、淡蓝、及天蓝的区别）；豆青釉汝瓷，釉面玻璃质感较强，这是由于温度过高所致，其釉下气泡也相对密集。再者，并非所有汝瓷都有开片，古籍中就有无纹汝瓷的记载，考古发掘和传世汝瓷实物中也发现有无纹汝瓷。无纹汝瓷都具有特殊的釉色，目前仅见梅子青和葱绿釉两种。梅子青无纹汝瓷，其釉下气泡如聚沫而不见攒珠，这与北宋官窑的釉下气泡个别地方有相似之处；而葱绿釉无纹汝瓷，釉下几乎没有气泡。
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在对汝州严和店、张公巷汝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后，进一步证实，汝窑瓷器不仅釉色丰富，随着釉色的不同，釉下气泡的状态与分布情况也不同；其造型多种多样，既有陈设器也有日用器，既有小巧玲珑者，也有超过30厘米的大件器；装饰工艺绝非只有光素无纹饰者，刻花、印花常见，雕塑、贴塑亦有；烧制方法上，除满釉裹足支烧外，还有削足垫烧，支钉有如芝麻状的，也有圆形如菜籽状的；胎色有香灰也有灰白。总之，它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汝窑瓷器的认识，为汝窑瓷器的鉴定提供了更加丰富、更加可信的参考标准与依据。
根据上面的转述，反观一些“专家”、“权威”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十多件汝瓷，作为鉴定各个时期汝瓷的铁定的、不可逾越的“标准器”，实在太不“与时俱进”、太过偏颇，遗患无穷。难怪，近年来一些考古科学工作者和不少汝瓷收藏家严肃指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些汝瓷，不是代表汝瓷最高水平的贡御之器，而是北宋早期的汝窑产品。
我敢确信，至少大多数汝瓷收藏者、甚至收藏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拿着心爱的汝瓷、交上昂贵的鉴定费，请“专家”、“权威”帮忙鉴定。但其结果必然是，这些“专家”、“权威”连看都不看一眼，就会用鄙视的态度、轻蔑的口吻说：“假的”、“仿品”、“不可能”。明明是收藏者们花钱为他们提供学习和长见识的机会，然而这些人却恩将怨报。所以我说，这帮人比封建、愚昧、保守、落后的慈禧太后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悲而又可憎！这样的人能够研究学问吗？能够担当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吗？更奇怪的是，按常理，战斗在考古发掘第一线并从事考古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古瓷器的研究应该是具有无可争议的话语权的。但是，在我们国家，恰恰相反，考古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必须通过远离实际、高高在上、深藏“宫”中、“馆”里的“专家”、“权威”们的审判与认可。当然，如果“宫”里面、“馆”里面的那些人能够出以公心，同心同德，以科学的、负责任的态度参与研讨，也是应该的、无可非议的。但事与愿违，凡是考古发掘和科研成果与他们形而上学的臆断、主观片面的推测发生冲突时，他们便会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提出一些怪异的歪理进行搅局，甚至胡搅蛮缠、以势压人，使一次又一次的国家级研讨会无果而终、不欢而散。甚至在一次国内最高级别的汝瓷研讨会上，“宫”里面的顶级“专家”还上演了一出“张公巷汝窑就是北宋官窑”的历史丑剧。试问，让这样一批人领导一切、主宰一切、横行霸道、不受约束，中国古瓷器的研究工作，何时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何时才能摆脱中国古瓷器的研究外国人始终领先于中国人的尴尬局面？
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道：“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从周辉的记载中，我个人确认，汝窑从来没有获得过“官窑”的正式地位。它只是承担过烧制“贡御之器”的任务，属于“官搭民烧”性质的窑口。“贡御窑”与“官窑”是有本质区别的。作为“官窑”，根本不存在“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的情况。什麽是官窑？“严格按照宫廷设计样式进行生产，在工艺上精益求精，不惜工本，产品属于非商品性质并严禁民用。”也就是说，“官窑”的根本之处就在于，窑口为朝廷自设，专门烧制御用瓷器，除此之外不承担任何商品瓷器的生产。关于“官窑”的定义，是业界人士一致认可的，“宫”里面、“馆”里面那些“专家”、“权威”从来也是遵从的。为什麽在对汝窑性质的认识与定性时却一反常态、出尔反尔、恣意违反呢？
至于深层次的原因没有必要去探究，仅从以下两个方面就足以证明这帮人是利令智昏，不顾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的瞎折腾、瞎胡闹，既劳民伤财，又把汝窑的研究引入歧途。第一，至今没有发现在古代典籍、文献中有过宋徽宗下诏建官窑、烧汝瓷的记载。第二，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清凉寺、严和店、张公巷等多处汝窑遗址的多次大规模发掘，根本没有发现有所谓“汝官窑”文化遗存的单独存在。恰恰相反，在所有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中，既有汝瓷的文化遗存，又有其他瓷釉的实物标本。所以，考古发掘也不能确认“汝官窑”的存在。如果“专家”、“权威”们一定要把仅仅承担过烧制“贡御之器”的汝窑，定性为“汝官窑”，那麽在唐代烧制过贡御之器的河南巩县窑、陕西耀州窑，也就应该叫做“巩县官窑”、“耀州官窑”。
以此类推，北宋的定窑、钧窑，南宋的哥窑，也应该改变性质，把它们视为“定官窑”、“钧官窑”和“哥官窑”。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同样是这批“专家”、“权威”，他们对既有文献记载，又有传世实物的北宋官窑，却有着一种无名火，千方百计、不遗余力要把它从人们的心目中抹去，从中国的历史上消灭。通过各种手段，利用一切场合鼓吹“北宋官窑根本不存在”。当他们在考古发掘中找不到“汝官窑”存在的证据时，仍然是见了棺材不落泪、撞了南墙不回头。黔驴虽技穷，无赖尚可耍。于是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索性宣布，“张公巷汝窑，就是北宋官窑”。科学、严肃的学术问题，在他们手里，简直就成了一块“面团”，想怎麽捏就怎麽捏，想捏成什麽形状就捏成什麽形状。政府能把他们其奈何哉，人民能把他们其奈何哉，法律又能把他们其奈何哉！
据考古科研工作者讲，有文献记载，当时承担烧制“贡御之器”的汝窑窑口，其所生产的用以备选的汝瓷中，只有百分之二、三的能够被选中，作为“贡御之器”贡奉北宋朝廷；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未被选中、仍然堪称精品、珍品的汝瓷器物，则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被广大民间人士购买使用或收藏。在汝窑烧制成熟和鼎盛的一百余年时间里，汝州地区窑口林立，著名的窑口就有一百余家，出现了史籍中所记载的“汝河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的繁荣景象，可想而知，其产品生产的数量，是极其巨大的；被“供御拣退”后流入民间的也不在少数。
汝瓷的传世品数量虽少，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空前猖獗的盗挖、盗掘，使大量的墓葬、窖藏以及散埋汝瓷得以重见天日，且以各种方式流入民间。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其间，许多珍贵的瓷器完全可以由国家博物馆收藏，但由于“专家”、‘权威'们的欺骗与蛊惑，加之主管官员的官僚与轻信，错失良机，造成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更多、更好的汝瓷在民间。中国民间才是真正的、无与伦比的“聚宝盆”。
举世公认的世界第一大收藏家、台湾中统古董文物馆馆长蔡文雄先生，为了揭穿国内某些“专家”、“权威”所谓“全世界的汝瓷只有七十二件，且全部藏在博物馆”的谎言，曾一次性在网上公布了他所收藏的七十四件汝瓷的照片，令国内的古瓷器收藏爱好者大开眼界、深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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