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自东汉瓷器走向成熟以来，日益受到国人的喜爱。从唐宋开始至元明清各代，瓷器不断传到国外，更是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瓷器成熟的标志，一是胎质采用包括高岭土在内的瓷土，二是人工施釉，三是烧成温度达到1200℃。目前所知最早的成熟瓷器的代表是浙江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出土的青瓷，早于它的称之为釉陶或原始瓷器。原始瓷器有一个发展过程，原始瓷最早发现于1929年殷墟发掘的一个商代墓葬[1]，当时叫“釉陶”。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在郑州发现了商朝开国之君商汤所建的亳都，在铭功路一座商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完整的原始瓷尊[2]，一下将原始瓷的历史从商代晚期提前到了商代早期。后来，在学术界多数学者主张的夏代晚期都城偃师二里头遗址也出土了一件带釉的陶罐[3]，于是夏代是否也有原始瓷遂成为讨论的问题。不过这件带釉陶罐上的釉是人工施釉抑或是“冒汗”釉，学术界有不同意见。郑建明先生倾向是自然釉[4]，我请教过孙新民先生，他主张是人工施釉。看来，夏代是否有原始瓷尚未有定论。很早就有人对原始瓷或曰釉陶器进行研究，1978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5]上，虽是研究几何形印纹陶，但也涉及了原始瓷，尤其是几何形印纹陶上的釉，究竟是人工所施还是所谓“冒汗”釉的争论还相当激烈。会上通过讨论，对几何形印纹陶和原始瓷主要分布于浙江、江西、福建、皖南、苏南、湖南、广东、湖北及广西等地区，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基本形成了共识。1974年、1976年，我带学生分别到江西清江县（现称樟树市）吴城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实习，就曾发掘到过几何形印纹陶和原始瓷，在所写论文中亦曾有所提及[6]，但对原始瓷的起源，并未形成倾向性意见。
浙江省是瓷窑址和原始瓷发现最为集中的地区。从全国来看，浙江省的研究力量也最强，很早就开始关注瓷器起源的研究。200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有关单位发掘了德清县火烧山窑址，出土了一大批西周至春秋早期的仿青铜礼器鼎、卣、簋等原始瓷器。2007年9月至2008年4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亭子桥窑址，出土了丰富的越国王室及高等级贵族使用的高质量仿青铜礼乐器原始瓷器。在此基础上，2008年4月28日至4月30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古陶瓷学会、德清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瓷之源’——原始瓷与德清窑学术研讨会”，一致认为，以德清为中心、包括湖州市区南部地区在内的东苕溪流域在中国瓷器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200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相关地、县文物单位成立了“瓷之源——浙江早期瓷窑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课题组，由郑建明博士具体负责，围绕瓷器起源课题开始了有计划的工作。2009年9月28日至9月30日，召开了“浙江德清第二届瓷之源学术研讨会”，同时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了“瓷之源——德清原始瓷窑址考古成果暨原始瓷精品展”。2010年3月至10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湖州市博物馆合作发掘了湖州南郊南山窑址，窑址地层堆积丰富、窑炉保存完整，出土了瓷土做胎、人工施釉明显、制作与装烧工艺较为成熟的商代早期原始瓷器，建立了太湖地区商代原始瓷的编年体系。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课题组对湖州南部，主要是南山窑址所在的青山地区及其与德清龙山地区之间的东苕溪沿岸进行了第二次原始瓷窑址专题调查（图一、二）。2011年4月25日至4月27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湖州、德清等有关单位召开了有关原始瓷的第三次会议“浙江湖州·东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窑址考古成果研讨会”。2011年10月，在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浙江原始青瓷及德清火烧山等窑址考古成果汇报展”，在同时举行的小型研讨会上，龙山窑址群东部边缘新发现的瓢山窑址引起与会专家的特别关注。认为其年代早于已发现的窑址，或已进入夏代纪年，这是关于原始瓷的第四次研讨会。2012年3月至6月，课题组对德清境内龙山窑址群外围地区进行了调查，使已知窑址数量增加到了134处，并且发现了以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共存为特征、时间可能要更早些的尼姑山窑址。2012年5月至6月、2012年7月至8月分别对瓢山和尼姑山窑址进行了发掘，瓢山窑址出土标本以带粗大曲折纹硬陶为主，兼有少量素面陶，其表面朝火膛一侧有不均匀的黑褐色薄釉，显然处于施釉的初始阶段。除此类极原始的带釉类器物窑址外，还发现了共存有南山窑址类型产品的窑址，其可能是处于早期的带釉产品窑址向南山窑址过渡的时期。2013年9月至11月、2014年3月至4月，对德清乾元镇东苕溪沿岸的调查新发现窑址10多处，使窑址群数量增加到了150多处。2012年6月，经浙江省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德清博物馆联合成立了“浙江原始瓷研究中心”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工作站”，使原始瓷有了一个研究与展示的平台。同年，“瓷之源”课题作为一个重要项目正式列入了国家指南针计划，开始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原始瓷起源及先秦原始瓷制作技术发展的综合研究”。该项目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湖州市博物馆、德清县博物馆参加。
三年过去，“瓷之源”课题组的不懈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201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东苕溪流域夏商时期原始瓷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上述调查发掘的各地点和窑址在书中均有阐述，同时还出版了沈岳明、郑建明主编的《原始瓷起源研究论文集》和郑建明独著的《夏商原始瓷略论稿》[7]，以确凿的事实、缜密的论证回答了课题启动时提出的问题，实现了最初设计的目标，将我国瓷器起源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瓷之源”课题组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发现原始瓷窑址150多处，弄清了原始瓷窑址分布范围；确立了原始瓷分期标尺，明确了原始瓷和成熟瓷器的标准；找到了东周时期专为越国王室烧制宫廷用瓷的窑址；测定了原始瓷胎质、釉色的成分和烧成温度；厘清了原始瓷制作烧制工艺流程及窑炉结构……其中，确认原始瓷起源于夏代是最重要的收获。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
第一，通过火烧山窑址、亭子桥窑址和南山窑址群的发掘，已厘清了原始瓷从早商、晚商、西周、春秋到战国时期连续的发展序列，使早于早商窑址的湖州瓢山窑址（Ⅱ区）、李家山窑址有了进入夏代的可能。
图一 原始瓷窑址分布图
图二 东苕溪地形图
第二，根据2012年5月至6月对瓢山窑址的发掘，以瓢山Ⅰ、Ⅱ区窑址为代表，可分上、下两个文化层。“上文化层为商代水洞坞（德清）类型产品，下文化层为夏代产品”[8]。在“TG2与TG3文化层下发现了窑炉遗迹（Y1），为了了解窑炉的结构，在两探沟基础上扩大成TG5，将两条探沟覆盖在内，因此详细地层在TG5中介绍”。第1层为晚期耕作扰乱层，第 2、3、4层为文化层，3层下发现Y1，“窑炉底部土层中夹杂有少量的原始瓷与硬陶片”。窑炉上为大量红烧土块和烧结块，土层中包含有较多的陶片和原始瓷片，“其中硬陶约占41.3%、原始瓷约占42.7%，生烧片约占16%。硬陶中灰黑胎约占81.8%、紫红色胎约占18.2%，胎色多不纯，以夹心胎为主，尤以黑灰胎为甚。器形以长颈侈口罐占绝大多数，偶见碗、盆、钵等（图三）。多拍印有纹饰，少量为素面；纹饰均为杂乱粗犷的曲折纹。原始瓷以灰黑胎为主，少量为紫红色胎，胎色不纯，多呈夹心状，胎质疏松，尤以灰黑陶为甚。器形基本为长颈侈口罐，偶见豆、三足盘、盆等（图四）。釉色多较深，呈灰黑色或灰褐色，釉层多数极薄，呈斑点状，玻璃质感不强，部分器物仅见于局部。基本为素面，亦见在曲折纹上带釉的现象。曲折纹是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上流行的纹饰，下限可晚到夏商之际，瓢山窑址（Ⅱ区）下文化层多见曲折纹，与其流行年代范围相当。
第三，碳十四测年。瓢山窑址（Ⅱ区）下文化层出土木炭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年代学实验室测定，有4个测年数据（见《东苕溪流域夏商时期原始瓷窑址》第238页表6-1-3），除BA111556年代偏晚予以排除外，其他BA111554、BA111555、BA111558三个数据普遍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上限已进入夏纪年范围；而对南山窑址第一期（夏商之际或商代早期）两个炭样标本即BA110581、BA110580的测定结果（已经树轮校正）分别为公元前1560年～公元前1430年和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310年（见《东苕溪流域夏商时期原始瓷窑址》第241页表 6-1-4），与瓢山窑址相比，十分接近而略晚。
图三 湖州瓢山窑址Ⅱ区
T层文化出土印纹硬陶1～3束颈翻折沿罐（湖·瓢ⅡTG4⑤：5 TG5②：1 TG③：10） 4钵（Ⅱ：5）
第四，科技考古工作者对瓢山（Ⅱ区）原始瓷的胎质、釉色和烧结温度均有检测结果。冯松林课题组[9]对瓢山（Ⅱ区）、北家山和商以后窑址原始瓷标本所做的胎料分析，表明“瓢山样品含铁量高，最高可达7.7%，北家山样品的胎料中含铁量在2.2%～3.7%，而商以后样品中Fe元素的含量明显降低，一般低于3%。从窑址釆集的生土样和窑壁土（烧造过程中掉落并黏附在样品表面）的Fe元素含量也较高，与瓢山和北家山窑室部分样品相似。推测商以后，为了提高烧成后胎釉的效果，先人们在制胎原料的选择上进行了人为改造”。样品表层分析显示，“瓢山和北家山大部分样品的表面CaO含量高于胎料，多在2%以上。为了讨论两个窑口的样品表层是否施釉，我们分别比较了这两个窑口出土样品的胎料和内外表面Ca和K元素的含量。两个窑址样品表面和胎料的CaO含量都较低，外表面的CaO含量要高于胎料和内表面。”表明“高钙样品有明显釉层覆盖”。进行的电子探针分析，“瓢山三块样品表面未发现有高钙层覆盖，推测可能是样品本身无釉，或曾经覆盖釉层而现已脱落；两块样品表面覆盖有高钙釉，釉层部位CaO含量较高，釉层厚度非常不均匀。”表明“瓢山和北家山部分原始瓷器物表面覆盖有较薄的高钙釉层，但釉层分布很不均匀，其化学组成与商以后原始瓷样品釉层相似。釉与窑汗的成分比较表明，釉的CaO含量明显高于窑汗，而K2O含量偏低，两者在成分上不存在相似性。因此不论是早期釉斑还是后期釉层都应属于人工高钙釉，不同的是瓢山和北家山样品的成釉效果还比较原始，后期原始瓷釉层才逐渐成熟起来”。该课题组通过各项分析检测，最后的结论是：“综合上述分析结果，我们认为虽然胎料中含铁量高、表面施釉的样品数量较少且成釉效果不理想，但从胎料化学组成、物相构成和施釉三个方面比较，瓢山和北家山样品应属于原始瓷的早期形态，至南山窑及后期，原始瓷的制作工艺已经逐渐成熟。”
图四 湖州瓢山窑址Ⅱ区下文化层原始瓷
1、2长颈侈口罐 （ⅡTG5④：11 TG5④：23）3小罐 （ⅡTG1⑦：1） 4、5侈口弧腹钵（ⅡTG4⑥：11、ⅡTG4⑦：2） 6粗高喇叭形圈足豆（ⅡTG4⑦：19） 7戈（ⅡTG5③：40）
第五，瓢山窑址（Ⅱ区）下文化层出土标本与马桥遗址第四层标本之比较。“瓷之源”课题组在其《原始瓷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在马桥遗址马桥文化层中出土的有少量几件曲折纹器物，修复器形均为盆，器形、纹饰与瓢山下文化层出土的产品标本相似，时代为马桥遗址第一、二阶段，约相当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二至四期。”[10]马桥遗址1959年发现，1960年、1961年进行过发掘。正像“瓷之源”课题组文章所言，其出土陶器确与瓢山窑址出土者有密切关系，而且有些器物的形制、花纹在二里头文化中也能找到相似者。我在1981年发表的《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论文[11]中曾举出三足盘、盆、鸭形尊等具有二里头文化作风，在收录于《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上的《马桥文化的源流》[12]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通过上述东苕溪流域原始瓷窑址年代序列的推排、地层叠压关系、碳十四年代测定、胎釉及烧结温度检测、与相关考古学文化比较等的综合分析，推定瓢山、北家山原始瓷窑址的年代已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根据邹衡先生的研究，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但不是最早的夏文化，早期夏文化要在河南龙山文化中去寻找。依据1996年启动的“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13]及其后续研究成果，我们已将夏文化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以王城岗大城为代表的禹至太康时期的夏代早期文化、以新砦期遗存为代表的“羿浞代夏”时期的夏文化、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少康中兴”至夏桀灭国时期的夏代中晚期文化[14]，推定瓢山、北家山原始瓷窑址属于夏代晚期是确定无疑的。
本文所附照片均由引用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编《东苕溪流域夏商时期原始瓷窑址》一书，谨致谢忱！
[1]李济：《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
[2]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铭功路西侧的两座商代墓》，《考古》1965年第10期。
[3]孙新民：《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河南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
[4]郑建明：《夏商原始瓷略论稿》，文物出版社，2015年。
[5]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文物集刊》第3辑上有报道，且发表了参会者的多篇论文。
[6]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文物集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
[7]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东苕溪流域夏商时期原始瓷窑址》，文物出版社，2015年；b.沈岳明、郑建明：《原始瓷起源研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5年；c.郑建明：《夏商原始瓷略论稿》，文物出版社，2015年。
[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东苕溪流域夏商时期原始瓷窑址》，文物出版社，2015年。
[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冯松林笺：《东苕溪流域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标本测试报告》，《原始瓷起源研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5年。
[10]“瓷之源”课题组：《原始瓷的起源》，《原始瓷起源研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5年。
[11]李伯谦：《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后收入《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12]李伯谦：《马桥文化的源流》《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后收入《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13]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14]李伯谦：《新砦遗址发掘与夏文化三个发展阶段的提出》《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此原为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前言，文物岀版社，2008年。（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原载：《黄河·黄土·黄种人(华夏文明)》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