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市场炒作过的毛泽东相关文物中，影响大、价位高、最神秘的莫过于“毛瓷”。只是因为没有官方的正式版本，这才给民间传说有了想象的空间。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并不知道为他定制生活用瓷这件事。当时中共中央也没有为此事下达过文件。然而，为毛主席定制生活用瓷确有其事。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名称、代号，为叙述方便，暂且称它为“7501毛瓷”(简称“毛瓷”)。
近日，江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黄庆荣披露了定制“毛瓷”的真相。黄庆荣披露，与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的关键人物有五个：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景德镇市委书记李克时、国家轻工部景德镇陶瓷科技研究所副所长罗慧蓉、南昌“828”招待所负责人吴成俊。
这项任务缘起于1974年12月，是汪东兴面对面亲口交代给黄庆荣的。以下是黄庆荣的回忆：
1974年毛主席身体不大好，有较长一段时间住在湖南长沙。12月份，汪东兴打电话要我去湖南，布置毛主席到江西的行程及警卫接待工作。在湖南省委警卫接待处，湖南省公安厅高文礼副厅长拿了一个瓷盘给我看，瓷盘上的图案是毛主席喜欢的红色梅花，说：“这是给毛主席用的。”我一看就觉得这些瓷器好粗糙，便说：“这个瓷红不红白不白的，不怎么样。我们江西造出来，肯定比这个好。”汪东兴说：“你能行吗？恐怕也难吧。”我说：“我可以试一试。”———这个被后人称为传奇绝作之景德镇烧瓷事件，就在如此平淡而轻松的气氛下确定了。
我从湖南警卫接待处得知，他们从醴陵定制了一些带梅花图案的家用餐具瓷器放在长沙毛泽东住处。1974年毛主席到湖南休息，用到这些瓷器时，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什么话也没有说。长期在他老人家身边的工作人员凭经验猜测，肯定是对瓷器不满意，却不知具体所指何意。
1975年1月份的一个晚上，我专程到景德镇，找市委书记李克时，与他商谈了为毛主席定做家庭餐具一事。我问：“你能做出最高水准吗？”于是他向我介绍了一些技术上的东西，表示景德镇完成这项任务没有问题。我与他反复商量，此事如果公开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做，肯定要出大事，所以对外必须绝对保密，只能说是给上级领导做的，数量不多，要求很高。全部口头下达，不留任何文字材料，具体布置落实由李克时去办。
因为下达任务是做家庭餐具瓷器，所以每套并不是按通常那样以10个为单位，而是以3-5个为单位，供毛主席单独进餐或与家人共餐时使用，一套的总数大概有40-50件左右吧，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了，但是绝不是像外面传说的一套有147件或200多件。
李克时找了国家轻工业部直属的景德镇陶瓷科技研究所。第一次做出来的画面有船、河流，无论从构思还是制作品质，一看就觉得不行。我提议，把景德镇的陶瓷技术高手调集在一起，成立专门班子来研究制作，李克时同意。这样就推荐了陶研所副所长罗慧蓉(女，共产党员)，经我们两次政审没有问题，决定要罗来负责。李克时安排罗到招待所见我。为使气氛轻松一些，我们边吃晚饭边谈。我问：“你们现成的瓷器我们都觉得不太好用，能否另搞一个品种样式给我们？”罗说：“可以，我们这里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什么样的瓷器都做得出来。”我说了基本要求：“用料要最好的，绝对保证卫生安全，做出来要灵巧、好看、朴实、有个性特色，制作工艺要最好的，厚薄一样，不准有一点泡或一点疵。”罗慧蓉当即表态：“可以办。但是人手不够，工作忙不过来。”我笑着说：“人手不够你可以直接找李书记解决，钱的问题也找李书记。”此后为加强领导，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由我当组长，李克时当副组长。分工：李克时解决资金和人力保障，要什么给什么；罗慧蓉在技术制作上负总责。此时使工作走上了轨道，时间已经到了1975年的4、5月份。
在此后的两个多月内，试制组设计了很多种图案，陶研所推荐出“水点桃花”、“翠竹红梅”、“双面绘芙蓉花”三种，造型也搞了好几种。考虑到毛主席酷爱梅花，“828”招待所1号院毛主席住处客厅里所铺的手织羊毛地毯中央的图案就是一片盛开的梅花，于是就选定了“翠竹红梅”。
开始试验烧制了好多次，花费10多万元，都没有成功，也用完了库存的高岭土。为此专门到江西抚州地区临川县，组织老百姓上山捡了两天，我记得还付给当地老百姓5000元，凑集了两卡车高岭土。拉到景德镇，发动陶研所全所职工用手工的方法从中挑出两吨精料。烧了两窑，因釉下彩达不到要求又报废了。我立即赶到景德镇，找罗慧蓉到招待所，请李克时向她单位打个招呼，随后就把她拉到南昌。一路上我什么话也没说，罗以为我要抓她显得很紧张。直到南昌郊外的“828”招待所，带她参观了1号院毛主席来江西住的地方，我告诉她：“叫你们做的瓷器就是这套房子主人用的。到现在为止，你是知道这件事情真相的第三个人，回去以后谁也不准说。”这使罗慧蓉半天说不出话来，既害怕又高兴。随后她向我保证：“一个月完成任务，完成不了你就把我关起来。”
此后，罗慧蓉放下了其他工作。全所进入临战状态，认真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力攻关，试了三次，又花了约十多万元，终于达到设计要求，时间大约是1975年8、9月份。从最后一炉中精挑细捡，好不容易才挑出了最好的10套精品分装成10个箱子。
这10箱瓷器的分配：北京中南海4箱、湖南省警卫接待处2箱、江西“828”(编者注：应为南昌“828”招待所，毛泽东去江西多下榻于该招待所1号院)3箱、×××1箱。
试制过程中，每次烧制一窑大约是几百件，好坏加起来总共约有几千件。做完以后，我下令：1、人员撤回。2、试制过程中留下的残次品瓷器全部打碎一个不留。3、销毁图纸。
后来罗慧蓉专门跑到南昌找我，请求：1、剩下的有些残次品比其他普通瓷器还要好，全部打掉太可惜了，建议不要全部销毁，一部分留在陶研所作科研用，一部分发给为此奋战了几个月的工作人员作纪念，保证绝对不说来由，也不卖。2、保留一套图纸。当时，我没有答应。后来我同意了，但特别强调绝对不准流入到社会上。最后他们究竟留了多少，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件样品也没有拿。
行家指点“毛瓷”收藏与辨伪
1996年12月14日，毛主席用瓷在北京太平洋拍卖有限公司首次亮相，68件主席用瓷瞬间拍卖一空，总成交870万元人民币，平均每件12.2万元。“毛瓷”的珍贵开始为世人所知。据说，1996年文莱王室曾欲以550万美元的价格向一位中国收藏家购买300件毛主席用瓷，平均每件15万元人民币，但最终还是遭到这位收藏家的拒绝。
中国的收藏家有个习惯，都希望自己的收藏品能成套。实际上收藏“毛瓷”是很难成套的。一套完整的“毛瓷”有多少件，所包括的那些品种数量各是多少，这些基本的数据连“毛瓷”的作者们都说不清楚，一人一种说法，也无记录可考。当年陶研所送交中央瓷器的出库单据和资料绝大部分已丢失。目前所说的“套”都是商家为了销售需要编造出的谎言。
在市场上，假“毛瓷”主要有以下三大类。
第一，用轻工部陶研所历年来生产的其他陶瓷产品冒充“毛瓷”产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用“7801”冒充“7501”。
鉴定：“7501”画工严谨、细腻，“7801”画工粗糙，而且两者画法也有所不同，以釉下彩茶杯为例，观其梅花图案中向左伸展的梅枝叉，“7501”向上收笔，“7801”向下收笔，区别较为明显。
第二，利用制作“7501”时剩余白瓷胎进行“后加彩”。此种赝品均为釉上彩产品。
鉴定：这类瓷器有一个最基本的要点，就是凡白瓷胎上有质量缺陷者，如黑点(铁点)、针孔、缩釉等。有的赝品为掩盖瓷胎上的质量缺陷，在彩绘过程中有意用桃花枝干图案等进行遮盖，必须仔细观察方能看得出。
第三，私窑新仿品。一些私营陶瓷厂垂涎于“毛瓷”的惊人售价和由此带来的丰厚利润，积极网罗人才研制仿品。
鉴定：这些新仿毛瓷的制作水平与真品相比，还存在较大差别，无论是胎质、造型、色彩以及画工还不及“7801”，明眼人一看便知。
背景资料 揭开“醴瓷”的神秘面纱
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广东潮州、浙江龙泉、江苏宜兴等处是中国最负盛名的瓷器产地地。至清朝末年，全国瓷业生产兴旺发达，景德镇窑、德化窑与醴陵窑并称南方三大名窑。其中湖南醴陵的实用瓷价格十分低廉，但因产量少，长期以来只供国宾用品，未为收藏者所熟悉。
1915年，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工程竣工，在旧金山举行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湖南醴陵釉下彩瓷器，因瓷质细腻、画工精美获得最高金牌奖。1905年，清政府拨库银18000两，派熊希龄等人在醴陵创办湖南瓷业学堂。匠师在传统青花装饰的基础上，创造出今天名扬于世的“釉下五彩”瓷。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文革瓷”因造型和风格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独具魅力，而“主席用瓷”无疑是这一时期最高水平的代表。1974年，醴陵为毛泽东特制了一批瓷器，然后就没有再造了，这就是后来称作“毛瓷”珍品中的一部分。经瓷器专家鉴定，该批薄胎釉下双面五彩花卉瓷器晶莹剔透，似玉泥嫩肌般温润可人，各项指标皆展示出醴陵瓷的独特神韵和成就。醴陵在民间就有“红色官窑”之称，几代国家领导人对醴陵瓷的偏爱更令它蒙上了一层神奇色彩，也大大提升了其价值。
据估计，全国醴陵“官窑瓷”收藏品不超过400件，“毛瓷”绝大部分收藏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南海丰泽园等处，流落于民间的不足200件。
走入民间1974年制作毛瓷时剩下了最后4吨未被使用的高岭土，封存了30年之久，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红色瓷典”中被特批使用。这批醴陵瓷器集中了多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进行创作，制成品率仅为10%(烧制了2万套才遴选出这2004套精品)，极为珍贵。专家估计每套价值达到3万元以上。
广州市的收藏专家指出，瓷器的价格上升不但和产地、工艺与珍稀程度息息相关，而且也和社会情趣有关。艺术珍瓷在市场上的地位在于迎合了高端人群的需求，这些人群因为其身份地位的特殊而有得到珍瓷的可能与需要，在投资、购买、收藏与拍卖的过程中，珍瓷的价格具备了很大的上升空间。 （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