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柴窑即越窑秘色瓷

研究柴窑要以历史为基础,宋时就有柴汝之分的记载.这个问题再翻来复去论只是在耗费生命.
“柴窑”。真正是一种“盖色鲜碧，而质复莹薄”古瓷极品。在这里要再重析一下，关于“柴窑”盖色“鲜碧”记述的含义。鲜：即娇嫩、鲜艳、娇翠欲滴；碧：即青绿、碧绿之意。近四年来，本人无数次观察过“雨过天晴云破”后天空出现的色彩，就是一种可用“鲜碧”来记述的颜色。鲜绿中带青，从浓到淡，尤其是夏秋两季的雨后，天地一体,以蓝天白云为背景的这种颜色尤为明显，极为艳丽。真正感叹，我们古代的君主，周世宗能在日理万机之暇，仔细地观察天体，竟然想到用这种“雨过天青云破处”鲜碧而玄妙的色彩来烧造御瓷，不能不使人由衷敬佩，真不愧为一代英主。
讲到这里，有必要对“柴窑”一词的同来，作一些探讨。在周世宗时期，吴越王按世宗御批所烧制的御器，只能仍以“秘色瓷”的名称奉贡，只是这一种特殊的秘色中的秘色，独供周朝王室。所以直到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北宋王朝派殿前承旨赵仁济，要监理的仍是“越州窑务”，而不是别的其他窑务。显而易见，从唐中期产生秘色瓷以后，直到北宋中期“汝官”的出现，“御瓷”就是秘色瓷(从法门寺出土的瓷器就是很好的证明)。要到人们发现周世宗所“御用”的“秘色”与众不同，“盖色鲜碧，而质复莹薄，”才使后人追溯到周世宗的御批，而冠之以“柴窑”之名。才有北宋宣和年间的徐兢，作出“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关”的评述。很显然，北宋的徐兢除最接近五代时期以外，还对陶瓷也颇有研究，说明那时仍没有分“秘色”和“柴窑”，这更说明“柴窑”就是秘色，而且质量已与汝州新瓷器的“汝窑”相类，但仍称作“秘色瓷”。从徐兢的记述中，可以肯定，徐兢所说的“秘色”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柴窑”。否则，徐兢的记述就会变成“××古柴窑，汝州新窑器”了。因此“柴窑”之名应是在五代消亡的若干年以后，人们在发现了周世宗所御用秘色的特别之处，根据周世宗的御批才冠名为“柴窑”。这也是史料中缺少“柴窑”官记资料的原因之一。
我们肯定了“柴窑”为五代的越窑“官窑”产品，从历史意义上讲，也平反了“五大名窑无秘色的”的“冤案”，过去我们在对古陶瓷的排列中，要么是“柴、汝、官、哥、定”，要么是“汝、官、哥、均、定”。都看不到“秘色”的踪影，使人百思不得其解，从事实看不要说五代，就是唐宋的秘色瓷贡器，其质量和艺术成就，都在定窑以上，但却排不上座位，难道是我们两宋的陶瓷研究者，忘记或忽视了“越窑”和“秘色”这一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的“瓷母”的存在？现在我们明白了“柴窑”就是越窑五代的“官窑”，这个不是“冤案”的“冤案”也就随之平反昭雪了。其实，“柴窑”是越窑“秘色”，明代的谢肇制指出，“陶瓷，柴窑最古”，这句话中，包含着两个概念，一是“柴窑”是中国古代陶瓷中最古、最具悠久历史的瓷种；二是作为贡瓷的“柴、汝、官、哥、定”中，以“柴”最古。在这两个概念中，非常明了，“柴窑”只能是属于“越窑”，其他任何窑口都无法替代。
从这些史料的记实中，我们可以肯定，吴越王钱叔，就是用在上于窑寺前所建的吴越国“官窑”来完成烧制，周世宗所钦定的“雨过天晴云破处”的“柴窑”，而且专贡世宗柴荣“御用”。难怪明万历的徐应秋在《玉芝堂淡荟》中指出：“越窑，至吴越有国时愈精，臣庶不得用，谓之秘色，即谓柴窑也。”由于这种“柴窑”烧制的成本肯定远远高于其他“秘色瓷”（技术不十分成熟，正品率肯定很低），所以在世宗故世后，即停烧。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吴越王钱叔，对在周世宗尸骨未寒的显德七年正月，就发动“陈桥兵变”而称帝的原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的不满，有意停烧已烧制成功的“柴窑”，以示不满。有理由相信，吴越王钱叔与周世宗深厚的情感，会导致吴越王钱叔有此举动，直接导致了“柴窑”的十分稀少，被后人视为“古瓷奇珍”。笔者深信，随着上于市“窑寺前”窑址的考古发掘，“柴窑”包括越窑“秘色瓷”中，许多还未清晰的问题，都将会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