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起民国，现今的人的印象大多是傍水而建的粉墙黛瓦，是厅堂中的红木家具，是穿梭于新旧生活中的长衫文人……岁月有许多回返，当我们在今日的现代与繁华中奔波时，越来越多的人在心中向往着那时的生活，向往着那保留着诸多国粹，又兼合着西方潮流的日子。
穿过历史的尘埃，能够勾起我们对那段历史向往的无外乎有两大类物件：一，长衫文人的文字；二，庭台中的红木家具。其实细心的人，还应该看到，庭台中除了家具，还有诸多如书画、石雕、玉件等等摆件，还应该有瓷板画这一特殊的艺术品。
公元1911年至1949年，在中国史书上称为民国时期。
此时的中国瓷都景德镇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自1911年清朝末代皇帝逊位以后，景德镇御窑厂随即便倒闭散伙，结束了皇宫烧制御窑1000余年的历史。至此，景德镇便步入了没有官窑、民窑之分的制瓷历史，原御窑厂的画师们不得不放下皇室制瓷的理念，走出厂门，融合了景德镇民间制瓷的行列之中，给景德镇的制瓷业带来了一股新风。在这股新风的劲吹下，催生出“珠山八友”。
二
瓷板作为一种平面艺术，我们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以至于唐代的砖雕，它们都有其与瓷板相近的用途。明代有了造型巨大的琉璃九龙壁，出现了用于装饰居室、宫殿、庙宇的彩绘瓷板。到清代康熙时，作为观赏使用的瓷板开始大量烧造。当时的瓷板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等多种制式，由工匠在瓷板上作画烧造，成品应用在屏风、插屏、宝座或者床上。进入乾隆朝后，瓷板更为风行，成为人们居室装潢的新宠，稍微富裕一点的人家，都可能将瓷板画引入厅堂，让自己的生活充满儒雅气氛。许多有名的瓷画家聚集到了景德镇，清末画家王廷佐、程门等人创造的浅绛彩绘瓷工艺，将瓷板及瓷绘艺术推向了又一个高度，民国初期，景德镇陶瓷产业复苏，民窑兴起，“珠山瓷画”逐渐形成。
1928年，著名瓷画家王琦接受了一套八块不同题材的瓷板画的订货，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要，王琦邀请活跃在景德镇陶瓷美术界的几位各有专攻的画家朋友共同合作。这种合作的成功，启发和促进了“珠山八友”的形成。它的诞生意味着在景德镇自御窑生产完结后，一个肩负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历史使命的新的历史平台崛起。
从身份上看，“珠山八友”的构成既有民间画工、手艺人（王大凡、徐仲南、何许人为红店学徒出身，王琦为捏面人的手艺人），也有文人、知识分子，这种构成正体现了清末画坛职业画家以不同于传统的文人画家也不同于民间画工的身份成为中国画坛的主流力量的复杂局面。“珠山八友”正是一个职业画家群体。
从艺术创作来看，“珠山八友”画家谙熟传统粉彩技艺，这种对于粉彩技艺的充分了解，保证了这一流派在绘画风格上的探索总是伴随着陶瓷绘画工艺的革新，如王大凡的“落地粉彩”、刘雨岑的“水点桃花”等工艺技法的创新都是适应其绘画风格上探索的结果。
“珠山八友”的借鉴也不限于文人画，而是有着更为宽广的视野。
他们非常注重对传统中国画丰富的流派风格和技法的全面借鉴和吸收，这种借鉴和吸收不仅包括主流文人画的传统，也包括一些传统文人画所不愿接受的院体技法；在他们的一些作品中，可以明显发现“院体画”的特点，如程意亭的鸟兽花卉，结构严谨，毛羽逼真，细腻、工巧，深得宋代院体画的神韵。
不仅如此，处于20世纪初异域画风受到美术界欢迎的大背景下，“珠山八友”也吸收了西洋画乃至东洋画的绘画手段。从陶瓷彩绘艺术的传统出发，广泛继承和吸收各种能够丰富自己画笔的西方艺术流派的经验，包括普遍地在人物瓷像中吸收西方绘画的光影技法，将西洋画人物体面结构和光影技法与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线描和衣纹相融合，形成被称为“西法头子”的独特的人物画风格（如王琦）；在山水画题材中借鉴西方风景画的固定视角和焦点透视（如邓碧珊）等。
在继承学习文人画传统的基础上， 文人画的风格特征、民间美术的传统技法、西方绘画的光影手段乃至东洋绘画的一些特点，都在“珠山八友”的瓷画中得到运用，这种运用不是生硬的，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加以融会贯通。从这里，我们看出了民间美术博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
“珠山八友”的瓷板画注重造型，注重写生，广收博采、加以消化、融会，大胆拓展，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面貌。充分体现了民间美术与文人画精神再度融合后产生的强大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力，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个陶瓷艺术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