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失落的登封古窑

关于登封窑，只是偶然从朋友与专家那儿听上几句，抑或偶尔在有关文献乃至中国陶瓷史上读过那么几行。
概而言之，没怎么把登封窑放在心上，总以为登封窑不过是一地方小窑口耳。
　　今年以来，相继写了巩义窑“唐青花”、禹州扒村窑“宋黑花”、禹州神垕窑钧瓷等，其间查阅不少资料，虽然就此对登封窑有了些许新的认知，却也平添一大疑问：地在大唐中国制瓷中心巩义与大宋中国制瓷中心禹州、汝州之间的登封窑，制瓷所需的水、土、柴、煤等自然条件与环境，与巩义、禹州、汝州相若；制瓷水平与窑口密集程度，与之当在伯仲之间--那么，为何巩义、禹州、汝州等地诸窑名闻全国，登封窑青史难见，典册无名？
　　细究缘由，倒也简单：汝州汝瓷、禹州钧瓷攀上“官家”，成为宋徽宗“御瓷”，正史与传说，文人与百姓都在追捧；巩义窑创烧的唐三彩、唐青花、白瓷等，则在20世纪乃至近几年相继出土，成为学界热点，形成学术共识，媒体热捧，唱响天下。
　　在正史与传说中，汝官窑、钧官窑弦歌不断，近些年又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巩义窑唐三彩因百年前修建陇海铁路而横空出世、因疯狂盗掘而风靡全球，至于巩义窑把中国白瓷的诞生推进到北魏时期，把中国青花瓷的诞生上溯到大唐时代，则是21世纪考古发掘给予我们的一种“新知”。
　　与之相比，登封窑则没有这种“幸运”--既没被宋徽宗“官家化”，也没因当下考古发掘而“学术化”。
　　这是登封窑的不幸，也是登封窑的幸运--在巩义窑采访，古窑现场不见三彩片陶；在神垕窑采访，古窑现场不见片钧……但在登封，若说钧瓷残片遍地都是，有些夸张；要说钧瓷残片很难寻觅，也是夸大其词。
　　在登封，难以寻觅的，不是汝瓷、钧瓷残片，而是珍珠地刻花、划花瓷器残片，因为珍珠地刻花、划花瓷器是登封窑的代表性作品，是中国此类瓷器的巅峰之作。这是已故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先铭先生在1960年考察登封曲河窑后，得出的学术结论；它已写入中国陶瓷史，并成为学术共识。
　　人怕出名猪怕壮，古瓷亦然……
　　但是，除却珍珠地刻花、划花瓷器，登封窑的其他古瓷，都难以成为该窑的代表性作品？
　　也许不尽然。
　　因为冯先铭先生所作的，只是地表调查，不是考古发掘。冯先生揭开的，也许只是登封窑的“冰山一角”；到了今天，登封窑考古发掘大幕，尚未开启……
　　巩义窑自北魏历隋唐、五代以至宋初，积数百年，开创了一个中国瓷器的崭新时代。但在北宋初年，因赵宋皇陵选址巩义，该窑“和平断烧”。
　　巩义窑北宋初年衰败，汝州汝窑、禹州钧窑北宋末年崛起。在这一“和平演变”中，地在巩义与汝州、禹州之间的登封窑，历史上究竟扮演过何种角色，有过怎样的作为？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失落的登封古窑……
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13处，登封就有5处。截至今日，国务院相继公布了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189处，而登封达16处。
　　 “河南省是文物大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多，价值高，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折射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缩影。”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在文物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文化遗产》序言中这样写道。
　　罗列而出登封县级小市与河南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也许还不能让我们直观地看出登封折射而出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倘若把登封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与河南“四大古都”(即郑州、安阳、洛阳、开封)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一同列出，则更为一目了然：
　　郑州：6处、安阳：5处、洛阳：13处、开封：7处、登封：16处。之所以节外生枝地罗列“国保”，意在试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登封小县”的“国保”单位为何如此之多，以致在河南乃至全国独占鳌头？
　　不是因为“国保”必须际会登封，而是因为“国保”难舍中岳嵩山。
　　其实，在登封市6乡6镇中，只有告成镇拥有3处“国保”，其他13处“国保”，皆在中岳嵩山。
　　翻阅2007年末出版的《嵩山志》，其中《嵩山风情名胜区区划图(2003—2020)》红绿相间，自西而东“色块”渲染的分别是少室山景区、少林寺景区、法王寺景区、太室山景区、嵩阳书院景区、中岳庙、卢崖瀑布景区、观星台景区。八大景区，前七皆在嵩山，唯有观星台景区在登封城东南约20公里的告成镇。
　　无论古今，在登封说到文化乃至以历史文化发展当下的旅游产业等，都不远嵩山。
　　但嵩山给予登封的，似乎只是文化。要说经济，嵩山不是登封的“支柱”：就在文化带动登封旅游走向繁荣的今天，煤矿因故整顿关停后，登封财政收入一下子锐减75%。
　　煤矿不在嵩山，都远离嵩山。
　　嵩山在北，煤矿在南，都在登封南部。
　　人人都要吃饭，但吃饱饭才能去干文化的人，在登封只看到了嵩山文化，却无视登封经济。
　　登封旅游者无需去说，就是历史上的中国文人乃至登封文人，也无不如此。
　　在浩瀚的嵩山乃至登封文献中，登封窑竟然阙如！
　　煤矿、铝矿是相生矿，铝矿是烧瓷的基本原料——瓷胎，是由铝矿烧成的。
　　在登封，现在产煤的地方，过去大都产瓷——历史上的登封窑，在登封南部、颍河两岸，是一个庞大窑群。
　　这个庞大窑群一直被忽视着，一如我们只见嵩山，不见支撑起当今登封产业之天的整个登封煤矿群体。
　　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最早言及登封窑的，不是登封文献，不是河南文献，不是北中国文献，而是南中国文献。
　　清代景德镇人蓝浦编著《景德镇陶录》，初刻于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该书尽管是一部专讲景德镇地方陶瓷史的专著，但《景德镇陶录·卷七·各郡县窑考附》却第一次明确提出“登封窑”概念——“登封窑：亦自明始，即河南府登封县，今尚陶。”
　　蓝浦认为：登封窑烧瓷始于明代，到了清代，还在烧制陶瓷。
　　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没有根据，因为登封窑在明清之际，已经断烧。当下的田野调查，尚未在登封发现明清时代古窑遗址。
　　就在《景德镇陶录》初刻刊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当时登封县曲河镇的百姓，在自己的家门口立下一通“重修观音文殊普贤三菩萨碑”。
　　这个时代的这类碑记，算不上什么珍贵遗存；因为该碑记有登封曲河窑的一些讯息，而今显得弥足珍贵。
　　碑记云：“地名曲河，面水势也。其中风景物色，宋以前渺无可稽。尝就里人偶拾遗物，质诸文献通考，而知当有窑场环设，商贾云集，号曰巨镇。金、元两代亦归湮没……堂(观音堂)创于何时，蚤无可考。”
　　尽管《景德镇陶录》最早提出“登封窑”概念，但所记文字，几乎没有任何史料价值；而该碑所记，则为当下考古调查乃至宋代有关文献所证实。
　　 “考古调查证实了碑记所言：曲河窑是一处唐宋古窑，金元时期已经断烧。”嵩山古陶瓷研究学会会长、登封窑瓷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景洲先生说，“北宋中期成书的《元丰九域志》(元丰乃宋神宗年号，1078年~1085年)亦云：登封有‘颍阳、费庄、曲河三镇’。”
　　 “北宋登封有‘颍阳、费庄、曲河三镇’，这些文字，以前也曾注意过，至于它们为何会在北宋时期发展成为‘三大巨镇’，不甚了解。”登封市史志办主任吕宏军先生说，“颍阳宋代之前乃至宋代，置县于此，是登封巨镇，当可理解；费庄、曲河‘宋以前渺无可稽’，宋代很快发展成为登封巨镇，这是一个必须设问与回答的问题。”
“三大巨镇”因瓷崛起
　　 “曲河之所以名曰曲河，在于三面环水，这水，就是颍河——颍河在这儿拐了一个弯儿，这就是《重修观音文殊普贤三菩萨碑记》所言的‘地名曲河，面水势也’。”登封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常松木先生说。
　　曲河唐宋瓷窑遗址在登封市告成镇东南1.5公里许的曲河村，而今是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武则天为纪念嵩山封禅登封告成，改嵩阳县为登封县，改阳城县为告成县。历史上，大禹都于阳城，周公测影阳城，阳城一直是颍水之畔的一方重镇，直到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告成(阳城)才撤销县置，并入登封。”吕宏军先生说，“撤县百年，也就在宋神宗时代，曲河取代告成，成为一方巨镇。这中间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曲河因瓷而兴。”
　　曲河镇因瓷而兴，因瓷而衰，其兴也勃，其衰也忽——1.5公里之内，显然不容两镇共生共荣。走过赵宋时代，曲河窑衰落，曲河镇再次沦为小村；与此同时，告成镇再度兴起，直到今天。
　　在北宋登封“颍阳、费庄、曲河三镇”中，不唯曲河因瓷成镇，费庄亦然，只是费庄古镇早在上世纪50年代已被淹没在登封、禹州交界的白沙水库之中。而颍阳，位在登封西南，直到金代才彻底不再设县，并入登封，成为登封西南重镇。在此之前，颍阳忽而设县，忽而为镇，划入登封。在赵宋时代，颍阳当是费庄、曲河诸窑瓷器西去洛阳的必由之路。
　　颍阳、费庄、曲河三镇都在颍河之畔，瓷器让它们在赵宋时代共生共荣。
　　金元时代，颍河之畔诸窑相继断烧，登封东南的告成、登封西南的颍阳自此再也没有设立县置，彻底并入登封小县，颍河流域就此“塌陷”。
　　登封遗存下来的文献，大都是明清文献。此时颍河之畔诸窑已经断烧，自然难见文献记载瓷窑。颍河之畔诸窑辉煌之际，行政区划颠来倒去，诸窑文献阙如，当可理解。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让辉煌灿烂的登封诸窑，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重新发现登封窑，是在1962年5月。
　　冯先铭先生在《河南密县、登封唐宋古窑调查》中这样写道：“1962年5月间与叶喆民前往河南调查古窑遗址……登封之行，是在调查了密县西关窑址之后才决定的。为了搞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密县调查结束后，立即取道前往登封。登封曲河窑址在曲河村，从村西0.25公里许开始到村东，全长1公里左右，匣钵、垫饼、瓷片遍布在山坡田垄间。该村现尚有寨墙，城东部、北部墙上瓷片也很多，系历年修墙时所堆积。”
　　 2008年11月12日，记者来到曲河村，冯先生所言的1公里左右山坡田垄间遍布匣钵、垫饼、瓷片的景象已经不见，唯见“北部墙上瓷片也很多”——该墙周边，亦尽是曲河村民新起的院落。
　　冯先铭先生在该文中还写道：“在登封窑整个烧瓷历史中，其黄金时代是在北宋时期……从采集的标本看，以这一时期质量最高，产量也很大……能够代表登封窑的特征，要算北宋时期的珍珠地划花及白釉刻线两类。这两类装饰方法在同时期其他瓷窑采用较少，而在登封窑所占比重则相当大，具有明显的代表性。”
　　基于冯先生的调查，故宫博物院所藏国宝“珍珠地双龙虎纹饼”，被确认为登封窑作品；其他一些古瓷，由此也陆续找到了“娘家”，以致2006年叶喆民先生撰写《中国陶瓷史》(三联书店出版)时，还在特别强调：“有一种褐色地剔划白花的作品，是在敷有化妆土的白胎上剔刻花纹以外部分，留下白色花、叶再划出花蕊、叶脉，精美异常，而在南北方其他窑址从未见过，可称是该窑独树一帜的代表之作。但在国外图录中则往往误为修武窑或磁州窑产品，应予更正。”
　　叶先生要更正的，是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登封窑独树一帜的代表之作——褐地剔划花纹执壶。叶先生在《中国陶瓷史》亦云：“登封窑为唐宋名窑之一，窑址在河南登封县(今登封市)曲河村。”
　　由于冯先生、叶先生是中国古陶瓷学界的泰山北斗，以致学界乃至民间有了“登封窑=曲河窑”、“登封窑=珍珠地”的概念。因了这一概念，上世纪60年代在“登封窑所占比重则相当大”的珍珠地瓷器残片，当下近乎荡然无存。常松木先生企图在曲河窑址寻得残片，好让记者眼见为实，但寻了1个小时，不见一片珍珠地与白釉划花残瓷。
　　两位先生的匆匆调查，影响可谓深远。但是，两位毕竟来去匆匆，他们揭开的，也只能是登封窑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