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州窑”一词最早见于清代蓝浦著录的《景德镇陶录》。该书对宣州窑的起源情况记载不详，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古宣州窑作为史料中记载的著名窑场，同全国其他窑场一样，都是以州治命的。以州治命名窑场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此一命名惯例一直延续到两宋时期，而在此前后都未见有此例。大量的考古发掘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事实。考古资料表明以州命名的窑场可在其州治境内任何一地。
宣州窑既是州级窑场，按命名法则推论，显然其不会晚于宋。关于这一点，笔者在第二次考察东门渡窑遗址时，采集到刻有“宣州官窑”楷书款识标本壹片，从残片标本形制上分析，应为罐类器物，标本显然是五代晚期产品。目前国内仅存的十余片标本中，最晚的尚在北宋，由此可以认定宣州窑创烧时代是在北宋之前并可能到唐代，而绝不会晚至元代或元代之后。
宣州窑作为皖南地区一代名窑，它不可能只是单一窑场，而应是一群窑。只有这样才符合州级窑场的命名关系并与之相对称。而皖南地区众多窑址，都与宣州窑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它们归类进行综合研究，对于了解宣州窑的发展历史，确定宣州窑的历史地位，是我们今天研究宣州窑的根本目的所在。
数千年来，先民们在长期的劳动生产中，逐步掌握了烧造陶瓷技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对陶瓷需求量的增加，使制陶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规模。进入青铜文化时期后，它与冶铸业同时并存和发展，相互取之所长，互为补充，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
皖南古代地处吴越，这里所生产的瓷器，无论在工艺、造型、釉彩、装饰方法等方面，都带有明显的吴越文化特征，因此陶瓷考古将这里的瓷器产品统称为越窑系。
自唐末以来，由于国内连年战乱，导致了历史上北方民众的南迁。在考察瓷窑址的同时，我注意走访了窑址附近的村民，从中了解到东门渡、琴溪、窑头岭、骆冲等地有相当一部分村民系北方迁居于此。北方移民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北方的民俗文化，更重要的是将北方制陶技术也带到了这一地区，因此出现了自唐代到两宋期间，这一地区的瓷器在釉彩装饰上流露出北方瓷釉装饰上的特征。在此漫长的时间里，所产生瓷器既具南方制瓷的细腻作风，又具北方瓷釉装饰方法上的粗犷特点。这一延续发展的制瓷工艺，后人对它进行断代，提供了较为详尽的实物资料，也是区别于其他窑场产品的明显标志。
古宣州境内多山水，地域内长江、青弋江、水阳江等江河构成了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此地的崇山峻岭中蕴藏着丰富的高岭土、瓷石和粘土等制瓷必需资源，富足的燃料为烧造陶瓷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促使制瓷业蓬勃发展。宣州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创烧的。它的兴起很快发展为皖南地区诸窑，这是历史发展所致，也是商贸经济持续发展之必需，作为江南地区的宣州窑被载入了中国陶瓷史册。
笔者近年来通过对古宣州境内窑址的十余次考察论证，对各窑之间的渊源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东门渡窑最早发源之一
（以下简称东门渡）。《宣城县志》（乾隆版）中的“符里镇”要下注：“於窑旁置铁符，断自符以东可陶。今窑皆出铁符之东……”。东门渡窑位于芜湖县东北面的花桥乡境内，距离县城19.5公里。窑址坐落在水阳江南岸，与宣州市水阳镇隔江相望。遗址散布在营盘山、康王山、蛤蟆地、小竹园、宝塔山等数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器型有碗、碟、壶、罐、缸类器以及少量的动物、人物和明器等。该窑烧瓷所用原料均采自当地盛产的赭红色粘土。器物烧制温度在900~1100度之间。胎体厚重，制作粗糙。胎质中含大小不等的气泡。底足大部分为饼型足，足底内凹，少见圈足器。产品施挂半釉，釉色分酱黑、酱黄二种，剥釉现象严重。个别尚可见器表施白色化妆土。胎色为灰黑、红褐色。器表装饰目前仅见刻花一种，纹饰有莲瓣纹和花卉等。产品器型别具一格，很具地方特色。
东门渡窑烧造陶瓷的特点是，依据器物分窑烧制。如营盘山、康王山以烧造注子、壶、罐为主；蛤蟆地则主要烧制碗、钵、碟类器物，宝塔山、小竹园则是专烧缸类器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在考察窑址时，采集到刻有“宣州官窑”和刻有“章”字窑具标本各壹片，使得对宣州窑的研究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东门渡窑产品在制作工艺上都很粗糙，唯独刻“官窑”铭文的缸类器比其他器物在制作上要考究得多。
东门渡窑产品烧成温度虽高于一般陶器，但仍处于原始状态，因此我认为将其归类于铅釉陶更合乎情理。该窑现存堆积物多为晚唐五代的遗存，个别标本所显示的装饰纹样极具唐代风格，据此可以说明该窑的始烧期应在中唐时期，另外，九四年五月我去南陵工山古矿冶遗址考察时，在塌里牧片带采集到少量古陶瓷残片，其中最醒目的当首推具有典型唐代器物特征的玉壁形钵底标本。排比分析，南陵出土标本的产地出自东门渡窑。从上面所介绍的情况看，我们用大量的物证证明东门渡窑就是史籍中所指的宣州窑场的早期窑口之一。
琴溪窑见证宣州窑历史
琴溪窑位于泾县城南约19公里处，窑址坐落在里、外施窑和陶窑三个自然村落之间的山坳中。遗址面积约4平方公里，地表堆积物绝大多数系晚唐至北宋时产品。器物表层釉色、施釉方法等与东门渡产品差别不大，所不同的是东门渡产品施釉多至肩腹部，而琴溪窑产品施釉近底足。其次是此时出现圈足器。笔者在里施窑村堆积层中采集到残注子标本壹件，它体型硕大，制作规范，与东门渡同类产品相比，不同之处是东门渡为饼型足，琴溪窑为圈足，显然它晚于东门渡窑。琴溪窑产品在胎质上与东门渡窑产品相比，它们都是就地取材，都以当地产的粘土烧成。在工艺上琴溪窑较之东门渡窑有大的改进。琴溪窑产品胎壁很薄，修胎规范，叩之有声，烧成温度约在1250度左右。
琴溪窑与东门渡窑一样，由于历史原因，它们都还处在较原始的状态，尽管琴溪窑在制作工艺上有较大改进，但它尚不能达到细瓷的工艺水平，这一客观事实，只能说是琴溪窑在原东门渡早期窑口产品制作水平的基础上，正逐渐进行改革，同时也可从中看出此时的宣州窑由低级向高级迈进这样一种自然规律。在釉色上琴溪窑产品显然受东门渡窑影响，都使用同种釉色，但两窑的区别都能通过形制来认定。琴溪窑在器型制作方面又具备南方越窑器纤细风格，因此它有其独到的一面。
除了上述提及的东门渡窑与琴溪窑产品的各自特征外，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李广宁先生在考察琴溪窑时采集一件刻“宣”字款识的窑具标本，为此李广宁先生在《皖南瓷器考古的几点思索》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琴溪窑就是宣州窑。我以为从“宣州官窑”到琴溪窑铭文标本中除了证明宣州窑的存在外，更重要的是都表明了宣州窑已由唐末时期的官窑向北宋时的民窑进行转变，这一特定的历史演变，一方面可以从铭文中得到结论，另一方面可以从器物制作工艺的年代划分中找出答案。依据以上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宣州官窑”已随历史的变迁被琴溪窑取而代之，它们之间所形成的交替关系，是当时历史演变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也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摇头岭和骆冲是鼎盛期
摇头岭窑位于泾县城东北10公里处，窑址面积千余平方米，生产细白瓷和卵白釉瓷，堆积遗物中有五代青釉瓷、五代晚期至北宋时卵白釉瓷，该窑产品普遍施有化妆土，“细碎如毛”是该窑产品所特有的釉色表现。产品制作精良，工艺水平较高，尤其是胎质系用高岭土或瓷石烧制，故在釉色、胎质上较琴溪窑有重大突破，它的细瓷烧造成功直接影响着后期的产品制作，可以说摇头岭窑在整个宣州窑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里程碑作用。
繁昌县骆冲窑位于县城西北面约五公里处，窑址建在一座低矮山岗上，面积千余平方米左右。由于窑址被深埋，故地表遗物搜寻困难。笔者在一断层深于一米的土塘内采集到匣钵和瓷片标本若干。标本是青白瓷、卵白釉瓷，另有若干片五代的酱釉瓷。骆冲窑产品胎质以淘洗纯净的高岭土烧制，釉色无论是青白还是卵白釉都明显趋白，产品制作规范，工艺水平几乎与现代瓷相同，骆冲窑产品釉表光润明亮，胎釉结合紧密，产品大多系圈足，器表施釉为半釉，个别产品胎壁极薄，釉质中铁含量极少，与传说中的“雪白瓷”相像。
骆冲窑因位于繁昌县境内，过去曾将它并入繁昌窑，同时断为南宋时窑口。据此笔者似有不同看法：其一，骆冲窑起源于何时尚属不详，窑址中标本虽多为南宋时产品，但同时出土了五代青釉瓷，而五代瓷片与东门渡、琴溪窑产品在胎质、釉色上是完全一致的。其二，任何窑场的形成都不能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当时不可能一开始就烧造出如此精美的佳作，它必然要经历漫长的发展阶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不经调查，盲目判断势必会给后期的综合研究产生极为不利的误导作用。根据骆冲窑目前的状况，因窑址未发掘故而不能妄自裁判。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骆冲窑的青白瓷和卵白釉瓷在釉质上要胜于早期发现的柯家村窑产品，有些产品完全与景德镇窑同期产品相媲美，这是柯家村窑产品所不能及的。有关该窑的起源情况虽不可考证，但它的产品釉色、胎质与摇头岭窑产品几乎是同出一辙，因此笔者在研究时将它一并考虑进去，进行综合分析，当然对于该窑的详细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繁昌县柯家村窑
关于柯家村窑过去有关刊物中曾作详尽报道，在此不予详述。对该窑的考察笔者曾先后八次探访，我只想将其中一些有争议而值得探讨的问题提出来，以便请教各位给予解释。
以往，陶瓷考古工作者也曾断定该窑为宣州窑，并把它的始烧时间定为南宋。现今除了已有物证证实的东门渡、琴溪、摇头岭和骆冲窑是宣州窑外，柯家村窑迹处古宣州境内，但它是否属宣州窑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从以往几次考古发掘情况看，柯家村窑的主要产品是青白釉瓷器，按该窑瓷器标本分析，它们与景德镇窑产品极为相似。所不同的表现形式则是柯家村窑的釉表方面。景德镇窑同柯家村窑的同期产品相比，前者釉表滋润柔和，后者则光洁明亮。景德镇施釉较厚，而柯家村窑则施釉薄，因此柯家村窑产品普遍可透过釉层见胎骨。这也是区别两窑产品的显著标志。柯家村窑中的少数产品，无论是在制作工艺或是在形制上与景德镇产品毫不逊色，同时它们之间又都是以烧造青白瓷而闻名于世。
根据柯家村窑址的情况，笔者以为：A、柯家村窑由于地缘关系属宣州窑。B、柯家村窑是宣州窑晚期窑场。C、柯家村窑属景德镇窑系。
对于柯家村窑的断代问题过去已有阐述，此一结论似有探讨之必要，原因在于柯家村窑创烧时间不详，目前对该窑的创烧时间有三种说法，即：A、柯家村窑创烧于五代。B、柯家村窑创烧于南宋。C、柯家村窑创烧时间可能上推至唐代。尽管对柯家村窑的创烧时间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恐怕都有同一认识，那就是窑址的建立和创烧都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形成阶段，由此推断柯家村窑的创烧时间不应是在南宋，而应上推，至于究竟应定为何时创烧，尚待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通过以上对几个窑口的综合研究，已初步依据年代顺序作了较详尽的说明，同时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实物比较，划清了各时期窑场烧造的情况。
关于“宣州官窑”问题
过去人们对何谓“官窑”有着一个共识，即官窑泛指窑场负有皇命，专为烧制御用瓷而设置的。此次东门渡窑场出土“宣州官窑”款识瓷标本，无论在工艺上，用料上都难以与前后期生产的御用瓷相提并论，在釉色上也很单一，很难引起宫中重视。既然如此又为何要打出官款呢？我认为可能基于下列原因：A、由于历史缘故，从唐末开始，封建诸侯割据，战事频繁，给各地物资流通造成极大困难。定都江南的南唐国因国内酒的需求量大，原有“外来瓷”已不能满足消费的需求。就地设窑烧造器物，以期满足国内生活必需。所以出现草率烧制的情况。B、在烧造瓷器的过程中，为了严格划分官与民用瓷的等级，大凡进御之器统刻“官窑”款识。这在全国窑场中亦有此例，说明早期的宣州窑确是官御窑场之一。C、南唐国君主向以“酒色”败国，此一历史世人皆晓。“日供万瓶”之说，虽有夸张之处，但我们可以凭借东门渡窑堆积物中的大量酒具标本便可窥见一斑。鉴于以上三种原因，设立官窑不是不可能的。倘若我的看法能得到确认的话，那么对“官窑”的总体概念不仅要重新加以认识，更将在“官窑”的定义上增添新的内容。对东门渡官窑问题虽不能与其他官窑器相苟同，但它的标本的出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唐国官窑的存在，从而为宣州窑的起源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物证资料。
关于宣州窑的断代问题
从上文提及的各窑器物造型特征中，已基本划分了它们之间的年代顺序，当然这只是从遗址标本的排比中加以确定的，但无论怎样，它们之间必然有其同一属性，那就是从早期窑场到晚期窑场产品中都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从早期到最后的衰落，历经了初创，成熟直至消失这么一个发展阶段。通过对宣州窑的演变过程的认识以及遗存年代划分的原则，因而认定它的起源时间应在晚唐，下限则是在南宋，这是因为景德镇窑场崛起后的形势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佐证。
《景德镇陶录》载：“宣州窑，元明烧造，出宣州，土埴质颇薄色白。”而民国时《瓷史》作者黄矞则认为：“宣州瓷窑，为南唐所烧造，以为供奉之物者。南唐后主尤好珍玩。”两部论陶专著，见解各不相同。经十余次的考察论证，我认为黄矞的看法是论之有据的，现今大量的晚唐实物显然印证了史籍所载之情况。
《陶录》曰：“元时浮梁磁局，专掌景德镇磁器，世称枢府器。而民间所造者，则有宣州、临州、南丰诸窑，然其成绩不能超过两宋也。”该书所载枢府器，特别提及宣州窑产品，我认为是指柯家村窑的卵白釉瓷，这是因繁昌柯家村窑同釉色器在制作或釉色上难与景德镇窑相抗衡，故而有此一说。但《陶录》作者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柯家村窑降及元代时已不再烧造，何以能将它列入元时所烧呢？显而易见作者颠倒了时间关系。据我看来《陶录》作者之所以指出宣州窑卵白釉器，除刚才讲述的柯家村窑产品外，摇头岭和骆冲窑早期卵白釉瓷和晚期柯家村窑近似，有无可能混淆了窑口？
关于“宣”铭问题
琴溪窑址中所采集的“宣”铭窑具标本，一来就其本身而言，向世人表明了该窑属宣州窑。二来自南唐国被灭后，宣州官窑停止烧造，为了延续这段历史，故用“宣”铭代替。三来琴溪窑在始烧时间上明显晚于东门渡，应当视为琴溪窑在继承了东门渡窑产品形制的基础上，对工艺作了较大改进，由此才得以在江南窑业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可以从宣州窑的早期创烧直至其中期的发展进程。领悟出当时由官窑向民窑过渡演变的全部过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史籍中将宣州窑划入民窑范畴之道理了。
综上所述，宣州窑的形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它形成到最后消亡，经历了几多沧桑，我们研究宣州窑的目的在于，全面探究窑场历史，还历史本来面貌。若干年来，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攻克宣州窑寄予了厚望，近年来的调研工作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展。我作为生活在皖南地区的陶瓷爱好者，有义务对它进行必要的综合考察。以上谈到了皖南诸窑与宣州窑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如果按特定窑口研究，势必会造成研究中出现的倾向性，所以我在总结了他人经验之后，结合自己考察时发现的若干问题，提出来向各位老师请教，由于自己学识浅薄，研究工作不够深入，如果说有收获的话，那仅仅是研究工作的开始，因为有的窑址至今未发掘，尚有一些令人费解的课题至今不得要领，只能有待今后考古发掘来加以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