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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吉州窑精品瓷器欣赏






[日期:2015-08-02] 来源:网络  作者:绿宝石 [字体: ]

 


    “吉州窑瓷器特展”由上海高悟楼、观叶楼、九砚山房以及江西省博物馆、吉安市博物馆、吉安县博物馆、婺源博物馆、樟树市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等十余家公私收藏机构共同协办。该展分为“禅茶一味”、“士人逸趣”、“世俗风情”、“法效百工”、“蒙元新象”、“南粤余响”六个单元,共展出宋元时期吉州窑瓷器95件(组)及重要标本46件,其中许多珍贵文物属首次亮相,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研价值。展览在系统展示吉州窑瓷器工艺之美的同时,通过深入开掘、揭示吉州窑与宋元时期社会文化、宗教生活的深层关系,使观众充分领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非凡创造力,进一步推进吉州窑的研究。

釉下褐花菰蒲鸳鸯纹盒 南宋至元 九砚山房藏

釉下黑花开光鸳鸯蒲荷纹长颈瓶 南宋 江西省博物馆藏

    吉州窑位于江西中部的吉安市永和镇。吉安古称庐陵、吉州,元代始称吉安,素有“江南望郡”、“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永和镇旧名东昌,吉州窑因州冠名,或以地名为永和窑或东昌窑。该窑创烧于晚唐五代,发展于北宋,南宋时达到鼎盛,元代后期逐渐衰落。吉州窑陶瓷艺术特色鲜明,以具有禅意之美的桑叶盏、别具一格的漏花工艺、夺造化之美的玳瑁釉及质朴秀雅的釉下彩绘等最负盛名。其产品融会禅儒、法效百工、迎合世俗,造型与装饰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宗教、士人与世俗文化等宋元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对宋元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釉下褐花海棠啼莺纹长颈瓶 南宋 吉安市博物馆藏

漏花折枝花纹执壶 南宋 上海私人收藏



    吉州窑瓷器中,有一类人们习称的“剪纸漏花梅花纹盏”。此类盏外壁多施黑釉,造型分斗笠盏和弧壁盏两种。刘新园先生认为,此类盏中所谓“梅花”,实为花中禅友—薝葡。薝葡,原产印度,据说释迦牟尼成道时,其背后即有此花。而宋人所称之薝葡,已非印度所产,而是中国化的薝葡,又称栀子花,花瓣六出,与五瓣“梅花”明显不同。吉州窑葡薝纹装饰,除盏以外,还有梅瓶、罐等。

釉下黑花双狮戏毯纹长颈瓶 南宋

釉下黑花开光奔鹿纹盖罐 南宋 江西省博物馆藏

    南宋吉州窑瓷器流行梅花纹。其装饰技法,或以釉下彩绘,或以黑地釉绘,或以漏花,或以黑釉漏花、划花、绘画复合手法,装点于各类瓷器之上;构图上,或一枝梅,或梅梢月,或梅竹双清,或梅鹊报喜,体现了南宋吉州窑瓷器特有的文人气韵。一枝梅装饰工艺较为复杂。首先,以漏花工艺形成梅花及主枝干,然后刻出细小枝条,接着以黑彩在花朵上描绘花蕊,最后在花朵部位补一层透明釉入窑烧成。吉州窑瓷器的桃花纹,多为黑釉漏花品种。这件观叶楼所藏黑釉梅瓶,将桃花与折枝梅集于一身,为目前仅见一例。

黑釉酱彩仿剔犀纹梅瓶 南宋 樟树博物馆藏


黑釉刻花卷草纹梅瓶 南宋 宝光艺术藏

    宋代城市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催生了丰富多元的市井文化。虽说宋代是以士人精英文化为代表并引领社会风尚的时代,但在市井文化熏染之下,宋代工艺美术不免同时兼具市井文化世俗和功利的特质。吉州窑瓷器装饰当然也不例外,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吉祥寓意装饰的普遍流行。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被视为祥瑞之物。其既被看做古代君王的瑞征,也被道教视为“寿千岁”之仙兽。在古代俗信中,鹿还是高官之兆。在以科举决定士人命运的宋代,出仕为官成为世俗社会的普遍追求。因“鹿”“禄”谐音,鹿遂被宋人视为“禄”的化身,并受到士人尊崇,这大概就是吉州窑鹿纹流行的真正原因。

玳瑁釉罐 南宋 高梧楼藏

玳瑁釉梅瓶 南宋 高梧楼藏

  南宋以来,丰富多彩的织锦、花罗、缬染纹样,对吉州窑装饰影响很大。而金银器、漆器以及龟背、玳瑁等珍稀材料制作的奢侈品,在宫廷和上层社会的流行,更是直接刺激了吉州窑模仿其质感和表面肌理工艺的发展。漆器在宋代属富贵之家的奢侈品,其制作工序复杂,产量非常低。与当时瓷器等工艺品相比,其价格不菲。正因如此,漆器自然成为成本低廉瓷器的追模对象。吉州窑对南宋漆器的模仿,主要是当时比较贵重的剔犀漆器上的花纹。不过,这类纹饰同样流行于南宋银器之上。这一现象,一方面反应了作为宋代奢侈品的金银器同样是吉州窑的追模对象,另也说明南宋各类工艺间的互相仿效已成为普遍的现象。

褐彩开光月影梅梅瓶 江西吉安县博物馆藏

釉下黑花龟背锦纹琮式瓶 吉州窑出土

    宋末元初,蒙古军队南下,吉州窑生产一度受到影响,但未遭受大的破坏。在经历了赵宋灭亡的短暂阵痛之后,吉州窑很快恢复了生产,并在大德年间达到了鼎盛,形成了其瓷器生产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元代吉州窑最突出的成就是釉下彩瓷器的大发展。受外族侵入带来审美风尚变化的影响,此时釉下彩瓷器装饰风格变得繁缛细密,纹饰多布满器身,不留丝毫空间,如精工细绘的卷草纹、各种锦地纹、波涛纹,其精细程度甚至超越了南宋。至于波涛纹流行背后的社会原因,从宋邵雍《梦林玄解》卷二十九原·山川条“江海波涛为财富之薮”的记述可知,在当时商品社会追财逐利的背景下,这种波涛纹的设计,或有可能正好迎合了人们普遍渴求财富的期盼。

釉下褐彩海棠啼莺纹梅瓶 南宋 九砚山房藏

釉下黑花银锭锦开光芦塘鸳鸯纹长颈瓶 广东省博物馆藏

  宋元时期的吉州窑产品沿内陆河流南下,从广州通商口岸销往日本、高丽以及东南亚各国。吉州窑由此影响了南粤地区的陶瓷生产,如广东地区佛山的奇石窑、番禹的南海窑、雷州半岛的海康窑等重要窑口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吉州窑釉下彩绘工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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