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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真的源自“昌南”吗?






[日期:2016-05-12] 来源:网络  作者:罗学正 [字体: ]

 

      近年来,景德镇一些有识之士处于爱市心切,杜撰了一个“China”即来自于“昌南”谐音的神圣命题。其逻辑是:英语中的“China”即指中国,又代指瓷器,而景德镇是瓷器的故乡,曾俗称“昌南”。于是,“昌南”——“China”便顺理成章了。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推论!景德镇的各种媒体、各级领导无不欢欣鼓舞,广为传播,甚至省级和中央部分媒体也欣然接受,参与宣传。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听到不同的声音。
      笔者也曾激动过,但仔细想来,又觉得许多地方说不通,想批驳它又嫌史料不足难以服人,也就搁了下来。近来搜寻到了一些相关资料,觉得有理有据,于是,近乎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先说说英语中称中国为“China”的源流。查阅一下新版《辞海》就会知道,原来“古代印度、希腊和罗马等等地人称中国为Cina、thin……后在佛教经籍中译作支那、至那或指那等”。如唐代名僧玄奘,在其所著《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他与印度戒日王的一段对话:“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在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是也’。”摩诃至那就是大支那的意思。《慈恩法师传》也记载:“三藏至印土,王曰:‘支那国何若?’对曰:‘彼国衣冠济济,法度可遵,君圣臣忠,父慈子孝。’”玄奘所谓的“文教之邦”,正可看出他对“支那”的具体描写。据冯庆钧《西域地名》考证:支那(Cina)是“梵文边鄙之称,原为雪山以北诸神之名,后以为‘中国’之号。那么,支那为什么用作中国之号?其本意又是什么?还须作进一步的考察。
      与玄奘相去不远的唐代高僧义净,曾由海路往印度取经,归国后又曾在东(洛阳)西(长安)二都主持译事,著译甚丰。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说:“且如西土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这一有名无义的说法,得到比义净稍晚的唐代高僧慧苑的纠正,他在所撰《华严经音义》曰:“支那,此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制作,故此得名,即今汉国是也。”宋释法云的《翻译名义集》则说:“支那,此云文物国。”这是两部专讲梵语语义的辞书,当是可信的。与之佐证的,则是近代对梵语文学有精湛研究的苏曼殊大师,他在《曼殊全集·书扎集》中所作考证认为“支那一语,确非秦字转音,印度古诗《摩诃婆罗》中已有支那之名,《摩诃婆罗》乃印度婆罗多王朝记事诗,婆罗多王言:‘尝亲统大军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
      考婆罗多朝在公元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时。当时印度人慕我文化,称智巧耳。”这就足证,“支那”一辞不仅有“义”,而且是古印度人对中国的尊称,包括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友好感情。至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侵吞中国,采用佛经中对中国的称谓,不称中国国号而称“支那”,妄图以此来侮辱中国国格,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从史料分析,早在印度婆罗多王朝,约相当于我国殷商时期,印度就有代指中国的“支那”之名。古代印度高度发达的文明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对欧亚两大洲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支那”(thin、sinal)称谓中国,正是古希腊、古罗马接受印度现成说法的例证。而英语中对中国称“China”,便是从希腊、罗马语中转换而来。
      那么,英语中“China”一词,语意既指中国,又指瓷器,这是怎么回事呢?拒以上分析,代指中国的“China”(支那),早在我国瓷器还没有真正产生的殷商时期便已出现。而代指瓷器的“China”却出现的很晚。众所周知,十七世纪以前,欧洲还没有生产真正的瓷器(硬质瓷)。欧洲人见到中国瓷器最早不会超过十三世纪(相当于宋、元间),早期只是通过阿拉伯商人经地中海转口。景德镇瓷器大量出现在欧洲市场上,是十五世纪以后的事。精美的中国瓷器不仅给欧洲人带去了意想不到的美的感受,更给他们的生活带去极大的方便。然而,这些妙不可言的器物该怎么称乎呢?既然是从中国来的,英语中又没有现成的称谓,那就叫“China”吧!
      根据英文《韦氏大辞典》所载,瓷器(China)一词最初即来源于支那(China)。由此可见在西方是先有中国之名,后有瓷器之称。其实这种借代称谓在欧语中并不鲜见。如青绿色的龙泉青瓷,便是以法国田园戏剧《阿司特萊》中牧羊人“雪拉同”(celadon)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他的舞台服装色彩很接近龙泉青瓷。再如,十七世纪初,荷兰人在海上俘获一艘名为克拉克(kraak)的葡萄牙的贸易商船,上面装载大量的景德镇及福建沿海等地生产的青花瓷,这些满饰开花图案的盘、碗、杯、碟等,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公开拍卖,给欧洲人以巨大的影响。以后这类外销瓷便以船号命名,统称“克拉克”瓷。
      回头再说说景德镇俗称的所谓“昌南”镇。严格地说,宋代以前,地处浮梁县兴西乡的现景德镇所在地,还只是个江村草市,名不见经传。瓷器生产大部分散落在浮梁县境内各地,以南河、小南河两岸为中心。明嘉靖《江西大志·陶书》云:“陶厂景德镇在今浮梁县兴西乡,水土宜陶,宋景德中始置镇,因名。”清乾嘉间蓝浦在其所撰《景德镇陶录》中则作了进一步发挥:“景德窑,宋景德年间烧造,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素润。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置’四字……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考古资料证实,北宋景德镇瓷器属吊脚装烧,器底无釉而多粘渣,不可能书底款,也从未发现过。可见是他根据清代的官窑烧造而杜撰的。
      同样,所谓“昌南”之说,也是发挥文人的想象而杜撰的。他在《陶录》卷一《图说·景德镇图》中谓:“景德镇兴西乡,去城二十五里,在昌江之南,故称昌南镇”。这是站在浮梁县城看景德镇,昌江河浮梁段由东西向改南北向,景德镇自然在昌江之南。既使如此,“昌南”镇也只是在文人中流传的雅称,并非官府设定。而且据蓝浦所说,自宋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设镇后,“昌南之名逐微。”可以想见,这样一个仅在地方小范围、短时间流行的名称,何以与代称中国的英文“China”挂上钩呢!
      景德镇的人民十分朴实,爱市之心溢于言表,在保“瓷都”地位的热潮中表现尤为突出。但是,著名学者刘新园先生有一句恢谐的名言:“如果自己不漂亮,老在人前吹嘘:我母亲漂亮,母亲的母亲更漂亮,会让人笑话的。”景德镇“瓷都”地位的确立,是靠我们先辈工匠自强不息的精神,海纳百川的胸襟和强烈的创新意识与竟争意识。我们所要继承的,正是这些优良传统而不是徒有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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