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少数古董商高薪聘请了一些宜兴紫砂名家至沪上私密作坊，仿制或臆造了大量著有明清名家印款的紫砂器。现在我们所知当年去上海的紫砂名家有蒋燕亭、裴石民、王寅春、顾景舟、蒋蓉等等，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以及当事人缄口不言，这一段历史的很多细节，至今仍是谜团重重，就连顾景舟先生，何时参与上海仿古，也没有一个定论。本文希望通过一些资料的挖掘整理，以及间接相关人士的访谈回忆，尽可能复原出事件真相的大概轮廓，为专家学者进行深一步的探讨研究提供一些铺垫。
一、顾景舟在上海紫砂仿古的时间
首先查阅了赵岳先生的《紫音希声——顾景舟紫砂艺术研究》一书，其中早期有年款的作品如下：（以下作品照片均由赵岳先生提供）
1934年“传炉壶”
1935年“小石瓢壶” （龙溪魏梓敬珍藏）
1936年“汉君壶”，落款“二五年秋于阳羡”
1942年“洋桶壺”（赠徐祖纯、壬午兰秋）
1942年 “四方侧角壶”（壬午冬月）
1943年“洋桶壺”（癸未仲夏）
1943年“玉露套壶”（癸未仲秋）
从存世的作品年代分布来看，1936年秋天到1942年的这段时间里，顾景舟先生几乎没有作品；而恰恰是这一段时间，包含了顾景舟先生在上海仿古的时间。
在其它研究书籍之中，关于在顾景舟先生上海仿古的时间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1936—1938年在上海仿古。
如《紫砂泰斗——顾景舟》（徐秀棠 山谷著）、《中国紫砂大师》（山谷编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高英姿著）。根据《中国紫砂大师》记载：1936年，21岁的顾老应聘于“朗氏艺苑”，在上海仿古做壶两年多；1938年 回到宜兴；1939年2、3月得天花（山谷采访顾景舟的弟弟所得）；1942年去上海标准利用公司。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中提到：1936年顾景舟被上海的古董商郎玉书看中，……据他自己回忆，这一段时光大约三年多（23-27岁）……
另一种说法是：1939年—1942年在上海仿古。
如《北山汲古》（谢瑞华、黎淑仪著）、《布衣壶宗》（徐风著）。在《布衣壶宗》中说明了其主要依据：顾景舟徒弟潘持平回忆说，1985年12月2日，顾景舟与潘的谈话中，确认自己是1939—1942年在上海仿古，开始在朗氏艺苑，后来到标准陶瓷公司……1936年顾景舟才22虚岁，虽已在蜀山窑场小有名气，但技艺还不够全面。郎玉书不可能花60大洋聘请一个不太成熟的年轻人去上海。而1939年，顾景舟已经25岁，无论名气、年龄，都较前大的多……”。
从顾景舟先生存世紫砂壶上落款的年月可知，1936年秋天顾老还在家里做壶，当时应该还没有动身或将要动身前往上海。另外顾老做洋桶壶时应该也是在宜兴家里，不可能在上海仿古做壶，所以1942年八月顾景舟先生已经返回宜兴。根据紫砂工艺的特点，或许时间还要提前一点。那么，顾景舟先生在上海的仿古时间究竟是哪一段，为此本文专门作了以下访谈和研究：
1、徐耀堂先生的回忆。
徐耀棠是我的大伯伯，1927年出生。他回忆说有几件关于顾景舟的事特别印象深刻。
一件是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顾景舟经常来我们家，大伯听说顾景舟从上海回来后能刻印章，也想让这个大哥哥刻印章，特意从吴同构的家里找来章料交给他，但从此就杳无音信。 后来大伯伯私下问我祖父，我祖父就告诉他：景舟可能是看你是小佬家，用什么印章，所以没有给刻。由此我大伯伯心里感觉特别不舒服，所以记忆特别深刻。那一年我大伯伯应该是12或13岁，也就是1938或1939年（因为五年级跨年）；
另一件令他记忆深刻的是“逃日兵”。八年抗战期间我们全家“逃日兵”，一次逃到双桥，一次逃到吴洋渚。最后一次先是跑到了上袁村，回来又与顾景舟一起跑，等安定后回到上袁村住了几天才回家，此后一直到抗战结束再也未听说顾老到上海去（当年在宜兴乡下亲戚朋友去上海是一件大事、大新闻）。关于顾老逃日兵的事，我与我父亲也亲耳听他说起过，有一次他是躲藏在院墙大门的门楼背面，才侥幸逃过一劫。另外，我大伯回忆，顾老在1939年已经回家，并在上半年得了天花。（附录为我大伯伯的口述笔录）。
我在宜兴市档案局编著的《宜兴民国往事》中查找了一下，其中有几条蜀山百姓逃日兵的记载和重要信息：
1937年11月16日，日本侵略军飞机首犯宜兴城区。
11月28日，寇由太湖湖口登陆宜兴，其中一路从丁蜀镇大港村进犯宜兴。
11月30日，日寇从大浦进军侵占宜兴县城，宜兴沦陷。
12月，宜兴成立伪县维持会，丁蜀汉奸头子王邦硕成立伪武装组织，史耀明开始发迹。
1938年6月25日，日寇约60人由张泽桥乘汽艇进犯蜀山。
1939年4月，史耀民部队成立，番号宜兴县第八自卫团。
1940年3月，南京汪伪政府成立。
1940年4月，日寇在宜城、丁蜀等除开枪、开炮，滥杀无辜。
1940年11月，史耀民成立“陶业联营处”，强迫窑户生产茶壶，以低价收购后销往日本……到1943年解散。
从上面的资料可以知道，1939年史耀民部队成立后，丁蜀地区虽然是国民党部队、新四军与日寇、汪伪军队的交战区，但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蜀山地区基本上一直由他控制，老百姓就不用逃日兵了，而我大伯关于“逃日兵”的记忆还是吻合历史档案记载的。如果顾老1939年离开宜兴，那他“逃日兵”的经历好像与我大伯的回忆就不符合了。另外我大伯回忆的顾老得天花的时间，也与山谷老师文章中提到的顾老1939年2、3月在家得天花的时间吻合，而与一种有关顾景舟22岁得天花的说法不吻合。
2、上海“铁画轩”在同一时期的经历也可作参考
民国时期上海有名的陶器店“铁画轩陶器”号由戴国宝创立于1911年，店址在卢家街（今福民街52号），是上海颇具规模的紫砂陶器专营店。
1937年抗战爆发，铁画轩地处上海南市沦陷区（福民街52号），不能开门营业，稍后移至法租界412弄石库门内居住，靠卖存货维持。其时上海租界市面异常繁荣，但是宜兴窑场停业，路上交通阻隔，货源中断，铁画轩靠卖存货中的花盆与茗壶，获利颇丰。直到法租界被占领返回福民街。（引自《紫玉金砂》——铁画轩的介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于12月占领公共租界，由于当时法国维希政府已经投降德国，因而日军并未马上占领法租界，但是仍然进驻并接管了法租界事务。1943年2月法国维希政府宣布放弃在华租界，日军正式占领各地的法租界。据戴佐民先生回忆，父亲戴相明是1942年接手铁画轩、并登报启示。1943年春天首次经常州抵宜，翻龙背到潜洛，拜会顾景舟及当地紫砂窑户，才慢慢恢复供货关系。
我们从铁画轩的经营历史可以知道，在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1940年，江浙沪（尤其宜兴地区）一直是新四军、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交战区，上海到宜兴的交通中断或不便，宜兴窑场也时停时歇。当时上海没有柴窑或类似现在的高温电窑，古董商不可能在上海烧制紫砂壶，如果上海滩还在仿古，那么泥坯的紫砂壶要从上海运回丁蜀地区（包括潜洛、上袁）烧制的可能性极小。
从现在存世的民国顾老等人做的仿古壶看，当年仿制的紫砂壶的品种与数量也不算少，不是一次、两次能够完成从上海运到宜兴烧制、然后再从宜兴运到上海。所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在租界里上海古董商的生意可能不错，他们只是卖库存，或者从逃难人群中低价收入高价卖出，不可能有心思或条件从宜兴请人去仿古。
3、吴儒林老人的回忆
据吴儒林老人回忆，他父亲吴祥大1928年在上海闸北新民路823号（火车站边上）经营紫砂陶器店，生意兴隆，一直到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宜兴货源中断，只能在上海其他店里批一些紫砂小杂件在租界卖，顺便也收一些好的紫砂再加价卖，但是全家生活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吃老本。一直熬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实在没有活路，只好在1942年正月返回蜀山，全家乘火车到无锡，再乘轮船到新庄圩，再往前是史耀民的地盘。当时，轮船交通已经中断，只能租乘小船回到蜀山，一路上历尽艰辛。史耀民部队从1940年开始就盘踞在蜀山，他几乎天天杀人，窑场一片萧条，老百姓有一个顺口溜：“一年四季太平窑，磷眼洞里长青草”。如果上海还有仿古的紫砂拿回来烧制，到了史耀民的地盘（包括上袁村、潜洛村）就很难通过与保密了。（当年仿古制壶、烧制的过程都是保密的）
从上述回忆可知，在1939—1941年，上海到宜兴的交通联系几乎是中断的，上海的古董商无法在上海仿制好紫砂、运到宜兴烧制再拿回上海贩卖。抗战爆发后在上海从事仿古的王寅春、裴石民等紫砂艺人都回到了宜兴，如果1939年郎玉书从上海来到宜兴聘请紫砂艺人去上海仿古，又怎么会只请顾景舟一个人去呢？另外1936年左右，顾家的经济收入主要是靠顾景舟，这样的话，1936年—1939年顾老肯定在制壶，尤其1937年抗战爆发前是紫砂生意的兴旺期，那顾老的制壶史上留下空白的可能性极小。
根据以上资料分析，笔者推测：顾景舟先生应该是1936年下半年至1938年与王寅春等紫砂艺人一起在上海从事仿古，真正做仿古紫砂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在抗战爆发后中断。1938年后宜兴地区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宜兴窑场一片萧条，从上海回来的顾老做的细货没有了市场，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江南地区老百姓的生活才慢慢安定下来，顾景舟先生才有可能开始制作高档的细货壶，这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在1939年—1941年期间没有出现有年、月款的顾老的茶壶。
二、顾景舟在上海仿古紫砂的品种与数量
我们探讨、研究顾景舟先生在上海仿古时间的另外一个目的，主要想从中知道、印证顾老当年在上海仿古时制作的紫砂壶数量。根据目前能收集到的资料以及我们自己的亲身体会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可以确定为顾老在上海仿古制作的作品有：
《时英款方壶》香港茶具文物馆收藏 1件
《陈鸣远款方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1件
《陈鸣远款直嘴方壶》黄正雄先生收藏1件
《陈鸣远款二弯嘴方壶》上海博物馆收藏1件
《陈鸣远款二弯嘴方壶》三峡博物馆收藏1件
《陈鸣远款六方壶》上海博物馆收藏1件
《陈鸣远款笋形水盂》南京博物院收藏1件
《陈鸣远款龙把风嘴壶》故宫博物院收藏2件
《天鹅樽 》（据潘持平老师所说） 2件
《供春款的供春壶》（不确定）
从上面罗列的茶壶的造型所知，主要是方壶，这几把方壶造型大致类同，只是泥料、壶嘴、壶把略有改动。笔者猜测：当年郎玉书看顾老刚到上海才20岁出头，从评估顾老制作技艺的角度出发，先让顾老做了造型简单的一系列方壶，随着对他的技艺的肯定，后面让他仿制的作品更复杂、更精致。
2、在《阳羡砂壶图考》下册上有“陈鸣远款方壶”与“沈子澈扁方壶”（见《宜兴陶器图谱》P108、P113 ），这两把方壶与顾景舟仿制的方壶基本一致，顾景舟生前对《阳羡砂壶图考》一直持怀疑态度，不止一次在我父亲徐秀棠面前提到它里面的作品不可信，或许就是因为他看到书中有他当年仿制的作品在里面。（《阳羡砂壶图考》上册的成书时间是1937年，下册中对应的图片也在1937年左右制作。）
3、我父亲在参加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陈曼生艺术研讨会”中看到的曼生壶——“乙亥铭直腹壶”（《书*画*印*壶：陈鸿寿的艺术》P258)、以及我们在重庆市三峡博物馆看到的“陈鸣远款委足方胜壶”（见《初梨藏砂》P25），我们认为应该也是顾景舟所作。
从上面几点看，可能因为抗战爆发，顾景舟先生所仿制的作品数量并不多，品种也很少。与蒋燕亭、裴石民相比，顾老在民国上海紫砂仿古做假中的影响并不是最大。只是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有古代文人风骨的紫砂艺人，羞于此事而难以启齿，留下了许多疑团，有待我们去了解与解开。此文也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紫砂爱好者来共同探讨、研究顾老的艺术人生与成果。
附录：徐耀棠口述回忆景舟大师的几件事
一、抗日战争开始，什么时候从上海逃回家乡的？
回忆：顾是1938年春在上海沦陷后逃回家乡的，回到上岸后，好象再没有去上海工作。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是从浙江乍甫突破，由宁杭国道直攻南京的。因此，蜀山在1937年11月先于上海就被日本军占了。1938年春，日将松井石柏占领全上海后，本地在沪就业的人员才逃回家乡，如蜀山有吴祥大、陈祥宏、陈祥羲，上岸的顾景舟、王寅春等。顾回乡后一直宅居上岸，直至抗战胜利，没有听说过又去上海就业。因为1937－1939年，战乱时期，紫砂业一落千丈，尤其是细货，无人问津，这时他不可能再去上海谋生。1940年以后，我就常有机会见到他。（经常上街来我家玩），从没有听到他去上海工作的事。
二、关于哪年得天花病？
通过回忆与联想，大概是1939年，因为之前我们没有见过面，只听我母亲说他原来是很英俊的青年。1939年下半年，我家搬到租曹荣军家后才和他初次见面，这时见到他脸上已有麻点，问我母亲，告知刚得过天花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