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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






[日期:2017-09-22] 来源:网络  作者:程彦林 [字体: ]



      陈万里(1891年—1969年), 又名冥鸿,夷初,江苏省吴县人。中国乃至世界的最著名陶瓷学家,古陶瓷考古之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研究部首任主任,中国最早批的摄影艺术家。民国6年(1917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曾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江苏省卫生署、故宫博物院等处任职。兴趣爱好非常广泛,爱音乐,会演戏,会昆曲,又好绘画,还是摄影大师。
      陈万里在陶瓷方面的成就
      陈万里先生是现代享誉世界的中国古陶瓷专家,近30年来,我国在陶瓷考古与科研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与陈万里先生是密不可分的。


      近代瓷学研究史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文献考据阶段,一为考古调查发掘阶段。1930年,陈万里赴欧洲考察,接触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陶瓷学者和考古学家,学习了丰富的现代科学知识,将当时在西方流行的田野考古方法运用到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中,他这一考古思路和方法的创新,开辟了一条陶瓷考古的新途径,使我国陶瓷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为现代陶瓷学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陈万里因此被学术界誉为“中国陶瓷考古之父”。

 陈万里先生实地考察窑址(右第二位起至左依次为陈万里、冯先铭、李辉柄)

      前人研究古陶瓷,大都是从文献到文献,不太注重野外考察。陈万里与他们不同,他走出书斋,为考查浙江龙泉青瓷,自1928年起他“八去龙泉,七访绍兴”,在龙泉和上林湖艰苦搜寻,先后发现龙泉窑大窑遗址、上林湖越窑遗址,搜集了大量瓷片标本,进行排比研究,并在龙泉大窑村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察报告《瓷器与浙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也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故宫百废待兴,专业人才奇缺。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请当时在卫生部工作的陈万里去故宫工作,但卫生部也想留他,这让陈万里左右为难。消息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拍板:故宫少不了陈万里。1949年11月起,陈万里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研究部主任。从此,陈万里精神抖擞,脚踏实地,遍访南北,为拯救国宝出力,成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




      50年代以来,陈万里先生更是不辞辛苦地走遍了我国南北各地,调查了许多窑址,发表了许多调查报告与重要论文。 著作有《瓷器与浙江》、《越器图录》、《陶枕》、《宋代北方民间瓷器》、《中国青瓷史略》、《陶俑》等。长篇论文《中国历代烧制瓷器的成就与特点》,对中国瓷器的工艺特点和艺术成就进行了系统、科学的总结,还对典型瓷器的具体鉴定事例,深入浅出,实用性极强。
引经据典,发现越窑青瓷
陈万里认为任何一种古代瓷器,都要从文献、实物以及窑址三方面找到对应的认定关系才行。关于龙泉窑的考察与研究,陈万里以南宋庄季裕的《鸡肋篇》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王所供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为依据展开,他在1928年5月的日记中指出:“民国(1928年)十七年夏,余以视察旧处属各县地方政务南行,其初也,即以龙泉青瓷之见于载籍者,摘录若干则置之行箧,为便中实地调查时参考。最近旧瓷碎片之成箱装运外邦者尤多,夫在清初已有‘李唐越器世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之叹,而运会所至,乃有今日之发现。顾出土器物虽丰富,国人茫然视之,竟不以为宝也。因此发愤,愿以视察余暇,从事勘查,勘查之后,试记大概,以唤起国人之注意,自问固谫陋,亦不暇计矣。”



  1935年,陈万里去余姚上林湖考察,目的是为了寻觅青瓷中最佳者―秘色瓷。唐代秘色瓷的诞生,将越窑青瓷艺术推向完美的境地。唐朝茶圣陆羽经过多年考察后,将越窑位列榜首,称其为“类玉类冰”。可是,人们在传世文物中从未见到过秘色瓷的实物。唐灭后,拥有江浙十三州之地的吴越国王钱镠出于政治需要,制定了“事奉中原,岁岁朝贡”的政策,这样,利用上林湖精良的制瓷技术烧造的秘色器,除供自己享用外,还作为结交中原称臣纳贡之物品。


  1935年5月15日,陈万里在《余姚上林湖访古记》中记载:本日午前在甬参加夏季卫生运动大会以后赶往上林湖。“湖水清澈见底,浅处有芦草,微风拂之,荡漾有致。黄花小草,亦随处可以见到,风景之佳,实不让杭州西子湖也。四围山色葱翠可爱,低诵陆龟蒙‘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翘首南望,早已神驰于湖西村矣。自薤云亭南行折东几穿湖而过……居民均业砖窑,殆为千数百年由制瓷而转为制砖欤!”这是陈万里初到上林湖越窑的印象,文字清新活泼,对国家文物保护的忧患意识贯穿于著作之中,读之令人肃然起敬。



  尔后,陈万里多次来浙江寻找秘色瓷,他想,如果“秘色越器”指的是“秘色瓷”,浙江就是越窑的产地。陈万里下定决心一处一处地找。当大多数对考古感兴趣的国人还停留在纸上谈兵时,30岁的陈万里已经迈出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步。一个时代过去了,陈万里的努力没有白费,经过反复调查、对比、走访,考古界达成了共识:浙江余姚、上虞、慈溪一带的“上林湖”,就是越窑秘色瓷的中心窑址,这里正是陈万里第一次考察越窑的地方。




      1987年陕西法门寺终于出土了秘色瓷,证实了陈老先生的判断,但老先生终究没能看见,甚是遗憾。
煞费苦心,慎寻哥窑踪迹
  哥窑是中国陶瓷史上最富争议的一种奇特瓷器,长期以来关于哥窑的记载,广泛存在于多种文献之中。故宫的哥窑器物,是否真的在800年前的宋代就存在?民国初年,龙泉发生盗掘古窑之风,再次引起人们寻找哥窑的兴趣。


  哥窑瓷片,金丝铁线,紫口铁足,厚釉薄胎,如同夹心饼干。最早记载哥窑的是明嘉靖年间上海人陆深,他在《春风堂随笔》中云∶“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大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大窑村里有窑神庙,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定祭拜。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还会走乡串户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



      当年陈万里发现龙泉窑时,在考察报告中多次写到了溪口窑。1938年9月,陈万里第二次赴溪口调查,认为此处系古代龙泉烧瓷精华所在。他在笔记中指出:“溪口大麻之有窑,原为典籍所不载,我于民国二十三年发现以后,曾将所获碎片与同好者商讨,并于浙江文献展览会上陈列之,于是湖滨骨董贾客,始知大麻二字,其黠者因此遂能道及溪口大麻,历历如数家珍。”陈万里认为:“墩头作品中,颇多仿自铜器之式样,其为沿袭两宋官窑之作风,昭然可见,此实为龙泉造瓷中之黄金时代。”溪口黑胎青瓷无论是产品种类、器形设计、工艺特色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均受到北宋中原诸多名窑的影响,其中以汝窑为最深,可以说是北宋汝窑青瓷在龙泉的延续。



  1941年9月19日,陈万里在日记上写道:“此次来龙,曾听某贾(指古董商人)说龙泉古窑址出来黑胎物品,到了上海,专销几位研究古瓷的外国人,就说是杭州乌龟山出来的东西,并且说得煞有介事,哪一处地方出土,出土的情形是怎样,当然还要编造一串假事实,于是一件龙泉黑胎物就可以冒牌卖出一个高价。事情既然是这样,所以龙泉的黑胎,虽说是有了这样的幸运,其实可惜了龙泉的真价值,而竟戴上了毫不相干的乌龟山官窑的高帽子。”



      陈万里当年无法确定哥窑产地的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各地的古董商发现龙泉窑址后,使遗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据一些老农回忆,当时中外古董商纷至沓来,云集溪口一带,雇用当地农民对窑址进行大肆挖掘,并廉价收购所掘遗物。一时间,溪口的旅馆、餐馆、赌馆、妓馆应运而生,好不热闹,遗址被翻了几遍,其破坏程度之严重可想而知。从陈万里的笔记中可以看出,溪口窑在龙泉具有崇高的地位。陈万里甚至一度认为这里就是哥窑的产地,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放弃。大窑村目前仍是公认的龙泉青瓷的主要产地。



  判断龙泉溪口窑是否就是哥窑,需要有文献记载,要有朝廷派出的督造官员名单等,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寻找哥窑产地的过程中,陈万里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他没能寻找到文献记载的实证,故悬案依旧。


龙泉大窑村陈万里纪念亭

      眼光独特,为救国宝殚精竭虑
  陈万里不顾年事已高,带领青年学者到各主要产瓷地区调查窑址,足迹遍布中华大地,调查中发现了大量中原地区的古窑遗址,拍摄了很多照片,还发表了关于越窑、邢窑、定窑、钧窑、汝窑、龙泉窑、磁州窑、山西琉璃、中国瓷器的外销等数十篇论文。
  钧窑是中国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因为以河南禹县后改为禹州市内的钧台及八卦洞一带窑址所产品质最高,故统称为“钧窑”。1951年,陈万里在此发现一批窑址,1962年,他又对此处进行考古调查,1973年,河南省博物馆在禹县钧台、八卦洞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证明此窑在宋徽宗时期最为兴盛,是为宫廷烧制瓷器的窑场。
  汝窑为五大名窑之首,陈万里十分关注,他亲自到临汝、宝丰、鲁山等地寻找古窑址。回京以后,陈万里就汝窑问题发表了有独到见解的文章《汝窑的我见》,他指出:“汝窑以何缘而烧造青器?我怀疑受到南方越州秘色瓷的影响。因为南方之越,在唐是邢越并称的,何况秘色瓷之在唐,经过了宫廷间的应用,它的影响,说不定在邢之上。”他的见解,在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那里得到佐证。
  耀州窑唐宋瓷窑遗址有一块石碑,碑首镌刻着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德应侯碑”,此碑是20世纪50年代陈万里在调查时偶然发现的。该碑刻于大宋元丰七年(1084年),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窑神庙碑,也是最早记载陶瓷生产状况的石刻文字史料,弥足珍贵。
  陈万里先后出版的《中国青瓷史略》一书,将纷繁杂乱的中国青瓷发展史整理得有条有理,许多论点十分精辟,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为中国赢得了在世界古陶瓷研究领域里的话语权。
  陈万里曾主动将历年来收集的55件青釉陶瓷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这批陶瓷从汉晋至唐宋,其中的精品青釉陶楼,是汉代永康二年(301年)的墓中文物;黄釉大陶盘和陶壶,是鲜见的汉晋六朝时期的精品,此举受到文化部的奖励。
      陈万里先生在摄影方面的成就
      陈万里是个“永远生活在趣味中”的人,他平生爱好广泛。作家叶圣陶说:“陈万里先生富于艺术天才,文艺、戏剧、绘画、书法,他没有一项不笃好,也没有一项不竭思尽力去擘摩。”
      陈万里先生1919开始钻研摄影,从1919年至1921年在北京大学连续三年间,举办了三次摄影作品展览,他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当时摄影普遍被认为不是一种艺术,学者钱玄同甚至说“凡爱摄影者必是低能儿”。陈万里认为“摄影艺术不仅须有自我个性的表现,从美术价值而言,最重要的在能表现中国艺术的色彩,发扬中国艺术的特色”。他出游随身带着相机,一边进行摄影艺术的探索,一边用它记录所见到的文物胜迹。1922年,他和顾颉刚一起从北京回苏州,在甪直拍摄了保圣寺的唐塑,当时佛像和塑壁尚未完全坍塌,顾颉刚著文呼吁保护这些珍贵文物,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组织唐塑保存委员会时,陈万里与蔡元培等人一起被列为委员。1923年冬,陈万里和黄振玉、吴郁周,钱景华、汪孟舒等发起组织我国最早的摄影艺术团体——艺术写真研究会,后改称光社。陈万里被称为“光社四杰之一”。1924年夏,北京光社第一次摄影展览会上,他展出作品60余幅。后来从中选出12幅制成珂罗版,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个人摄影艺术作品专集《大风集》。


      1924年6月,光社在中央公园举行了第一次社员摄影作品展览,陈万里选送了60幅作品。同年8月,《大风集》出版。该书为大开本,布面精装,墨绿色的封面上烫银“大风集”三字,由马夷初题署。书中有俞平伯题词及钱稻孙、顾颉刚两位的序。它显示了我国早期摄影的美学观念,即依据古典诗词与绘画的意境,拍摄风景或静物。




      1924年,在国民革命的冲击下,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逐出故宫,陈万里参加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承担摄影任务。陈万里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拍摄到了许多珍贵的镜头,辑成《民十三之故宫》一册,对以后宫廷历史陈列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陈万里对古陶瓷发生兴趣,可能与他早年拍摄故宫收藏的瓷器有关。



      1926年夏,应厦门大学聘请南下,在上海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是我国摄影家举办个人展览最早的人。在上海时,他还参加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天马会”举办的展览活动,并和摄影家郎静山等相识,共同酝酿组织摄影团体,终于在1928年初,与郎静山,胡伯翔,黄伯惠等组成“中国摄影学社”(简称华社)。他在华社举办的历次影展中都有作品参展。陈万里各方面造诣都很深,著作很多。其中摄影专集除《大风集》、《民十三之故宫》,还有《西陲壁画集》、《越器图鹿》和《故宫图录》等;他的《云岗图录》摄影集,原稿毁于“一.二八”炮火,未能出版。他还在著作如《西行日记》、《闽南游记》、《湘川道上》中,附上他的摄影作品,图文并茂,很有特色。
      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摄影家,陈万里先生的摄影记录和传承了历史。
      作为摄影界的前辈,新中国成立后,陈万里先生当选为中国摄影学会理事。
      陈万里在其他领域的成就——游记《西行日记》
      1925年春,美国哈佛大学考古队华尔纳(LangdonWaner)等将赴敦煌考察, 出于其辨认沿途文字古迹、寻求向导协助的需求, 邀请北京大学研究所派人参加,这个任务落到了极具传统文化造诣的陈万里身上。此次西行之行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暨考古学会第一次实地调查, 是中国人调查千佛洞之始。考察团于2月16日从北京出发,7月31日回到北京,历时五个半月。返京后, 陈万里把沿途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日记体的游记——《西行日记》。


      《西行日记》内容丰富, 集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资料于一书, 其内容涉及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书中所记邠州(今陕西彬县)的大佛寺、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南石窟寺和丈八寺, 兰州白塔山、五泉山、黄河铁桥、金天观、敦煌千佛洞、安西东千佛洞等极具价值的文化遗迹, 在这部日记未发表之前, 由于缺乏实地考察, 许多内容以讹传讹, 以致史书里留有许多错误, 经陈万里先生实地调查, 辨明了方位, 改正了以前史书记载的错误。如作者游历甘肃武威时对《西夏天佑民安碑》所在的寺院进行了考证, 认为此碑所在的寺院应为大云寺, 清应寺为错误的记载, 并指出《甘肃新通志》中对于西夏碑的著述遗漏而未有记载。



       作者每到一地即对此地的地名、山川、名胜、遗迹、民俗、风土人情进行了详细的了解与考察。由于作者博览群书, 在考察西北地名时就能旁征博引, 例如:作者到达甘肃山丹县、阅《河海昆仑录》关于山丹的大黄山与焉支山(今胭脂山)的地名做出了详细的辨析考证并查对《括地志》、《方舆纪要》得出大黄山与焉支山的地名及具体地理位置, 说明大黄山与焉支山是两座山。可以看出作者治学之严谨, 学识之渊博。

      考察敦煌千佛洞、搜访佛教艺术作品, 原本是陈万里先生此次旅行的主要目的, 但由于各种原因在千佛洞中只停留了三个半天, 这对先生而言是一大缺憾。尽管这样, 作者对敦煌千佛洞的洞数、洞高、洞宽、洞长、塑佛数、画壁完全与否、被毁尺寸、附记等尽可能进行详细的考察并对敦煌学的研究提出了诸多很好的建议与计划,希望未来者对敦煌的研究应有组织、有计划、有专门学者分工担任中国敦煌考古队来从事各个方面的研究, 并在实地经验上计划保存敦煌宝库的方法。
      书后的附录中专门列出“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 文中保留了大量的洞窟题记, 记录了各洞窟供养人的名字, 为研究敦煌千佛洞供养人保留了珍贵的资料。同时,这些题记还可补正史之不足或校正史之讹误, 为研究西北历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归义节度史曹元忠,《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沙州传》并称其卒于宋太平兴国五年, 继位者为其子延禄。而据“ 敦煌千佛洞间所得之印象”中所记千佛洞第300、第60 洞梁上的题记可知曹元忠卒于宋开宝八年以前。归义军节度使在曹元忠后为其子曹延恭,在曹延恭后为曹延禄,曹延禄继承曹延恭的职位在北宋太平兴国五年以前。
      书后还附有“ 泾川石刻校释及考证” ,“ 万里校碑录” (包括“增补六种” 和“校释十种”),保留了大量陇右金石方面的史料,为研究陇右金石者提供了较原始的金石文字记载的资料。


      作者还记述了各地的民俗、方言、戏剧、歌谣,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风情画。

      陈万里先生克服旅途中的种种艰难, 边走边记, 体验全面, 记录真实, 并由于他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研究方面的深厚的造诣, 使得这部《西行日记》具有从多方位了解西北、认识西北、研究西北的较高的、也是最详实的史料价值, 可以为今天大西北的开发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决策方面的依据, 并为今天研究世界宝库敦煌、甘肃泾川等石窟艺术及碑记、造像、彩陶艺术、佛教艺术等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这部著作集考古学、敦煌学、民俗学、地理学、语言学等于一书, 真实地记录了西北地区的方方面面, 堪为游记文献的典范之作。
      这部日记所记录除考古资料之外,最触目惊心者为政治的黑暗,和老百姓生活的艰窘。


      甘肃省图书馆藏的这部民国十五年(1926年)版的《西行日记》是陈万里先生赠与学界泰斗叶圣陶先生的, 封面有作者亲笔题记“ 圣陶先生指正” ,“陈万里敬赠” 。封面“西行日记”为胡适先生的题字,李有行先生绘画“ 万里向安西”;卷头为朱乐之先生题诗;李有行先生绘“ 敦煌120 洞北魏图案及塑像”。

      《西行日记》做为民国时期游记类图书, 不仅从内容、形式方面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史料价值, 而且图书装帧、设计也极具艺术价值。


      2009年,故宫博物院为纪念陈万里先生逝世40周年,在《紫禁城》12月版专门出了一个专题“明净的碎片”来纪念陈万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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