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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告诉世界:最早的陶器在中国






[日期:2019-12-01] 来源:网络  作者:岳修寅 [字体: ]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张弛研究成果在《科学》杂志发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和张弛教授等于2012年6月28日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仙人洞遗址两万年陶器”的文章。该研究将中国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确定为两万年,这是目前世界已发表陶器的最早年代。这一研究成果最终入选了2012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扑朔迷离的早期陶器年代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远古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创造,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
  近几百年来,陶器的出现、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养等文化特征一起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来临的标志,包括中国在内的学术界长期以来也都持守了这一观点。据吴小红介绍,学术界对此的推理是,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处于狩猎状态,没有对陶器的需要。陶器应当是随着人类农业和畜牧业出现,由于定居生活的需要而出现的。
  由此,陶器出现的年代应当是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后,最早的时间基本上应在距今一万年左右。
  但这个观点现在越来越受到挑战。在西亚,该地区农业起源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11500年,陶器则要晚于这个时间,直至9000年前才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不少遗址也出土了早期陶器,年代都早到了更新世晚期,当时的环境处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之前的寒冷时期,并不适合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而且也无法确证当时的人类在掌握了制陶技术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养。
  这些证据表明陶器在新石器时代来临以前就出现了。尽管在中国南方不少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年代都被推定到了更新世晚期,但由于没有办法直接对陶器进行年代测定,所以其年代问题始终受到质疑,无法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本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张弛及他们的团队所进行的研究,就是通过多学科结合的方式对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进行了年代测定,最终确定了南方出土陶器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为目前世界最早的陶器。

等时关系确定陶器年代

     仙人洞遗址坐落于江西万年县大源乡境内,地处赣东北石灰岩丘陵地区的一个山间盆地。仙人洞最早发现于上世纪60年代,先后经过江西文物部门1961年和196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1993年和1995年、北京大学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年和2000年的发掘,出土了丰富的旧石器晚期遗存,包括石器、骨器、蚌器、动物骨头、陶片和植硅体等。
  在吴小红进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工作后不久,就在学术前辈们的影响下对中国早期陶器的年代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片的年代问题给予了关注。后来有幸从同事黄蕴平教授那里得到了可以进行年代测定的仙人洞遗址出土的动物骨头标本。由于陶片本身无法提供可供测年的含碳组分,只好用与陶片同层位出土的动植物等标本来进行年代测定以解决陶器的年代问题。所幸的是这些动物骨骼样本保存情况比较好,能够提取出足够量的骨质蛋白进行年代的测定。这样依靠这些骨骼样品得到了仙人洞遗址几个不同地层出土陶器的年代,数据的早晚关系与地层关系吻合得很好,且最早的年代比当时所知道的其它遗址出土的陶器年代都要早。
  “2000年前后,论文都已经写好了。”吴小红笑着回忆说。但出于谨慎,她没有将论文送交杂志发表,而是将论文拿到了相关的学术会上进行讨论,却未得到相关学者的支持。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保证用来测定陶片年代的骨头样本是和陶片同时代的,也就是说学者们对骨骼样本的年代能代表陶片的年代表示怀疑。从考古发掘过程来讲,在同一个地层里面出土的遗存就是同一个时期的,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则,用于测定年代的骨骼标本是在发掘结束之后在收集整理好的样品中选取的。由于学术目的的不同,当时发掘过程中并没有针对每一块骨骼标本进行出土坐标的记录,也就是说我们无法重现用来测年的骨骼标本与陶片的出土位置关系。当然从原理上来讲,保证样品是同层位的实际上就是保证了样本是同时代的,但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排除地层堆积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自然过程或者动物行为等的影响,比如,水的作用可能会将洞(外不同时期的东西带入洞内形成地层,或者是老鼠打洞,把上面地层的陶片带入了下面的地层当中等等。当然一个好的发掘过程是可以排除上述干扰的,但是当时的吴小红拿不出证据。
  几年后,吴小红参加了由北京大学、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与哈佛大学组成的中美联合研究项目,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进行考古研究,成功地对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的年代进行了测定,文章发表在2009年的《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参与其中的吴小红深受启发,意识到,要解决中国早期陶器的年代问题,需要从考古发掘现场的工作开始,从陶片出土背景,与测年样品的堆积关系,到测年样品的筛选,到实验过程的控制,每个环节都要保证数据信息的准确可靠,而这,需要一个多学科学术团队的共同参与和配合。她和同事张弛教授、曲彤丽博士、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考古学系的戈德伯格教授、戴维·科恩博士组成了一个多学科团队,在国家文物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万年县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对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地层剖面进行现场样品采集,开展地层堆积微结构研究和年代研究。
  对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进行年代测定最大的障碍,在于测定的间接性。因为出土的陶器碎片过小,而且含碳量也极少,其中包含的残留物可能是烧制时粘土矿里的碳元素或者后来的食物残留物,碳元素来源的不确定会直接影响测年结果的准确性。需要利用与陶器同出的可测年样品来断定陶器的年代,比如植物种子、动物骨骼、木炭等。由于这一类样品在遗址中是比较容易得到的,所以采集与陶器同出的碳十四测年样品进行间接的年代测定是解决陶器年代问题的有效手段。而其中的问题又在于:所采集的碳十四测年标本的年代是否能够代表陶器的年代?由于时间的久远,仙人洞内的堆积很可能并不是陶器初次埋藏时的原貌,有可能是后来人工作用形成,或者自然作用的参与,甚至受到过某些动物行为的影响。这样形成的二次堆积,即使出土陶器与测年的标本出在同一个单位或是同一个地层当中,也不能说它们是等时的。
  以这一问题为导向,研究小组来到了仙人洞遗址现场,清理出了洞(东侧和西侧两个以前发掘的剖面进行研究。此次研究在现场的研究过程中就考虑了多学科的介入,比如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具有地质学和考古学双重学科背景,而且具有洞(发掘的丰富经验,具有全球视野,是国际顶级学者;来自波士顿大学考古学系的戈德伯格教授则是研究地层微形态学和矿物学等方面的国际一流学者;戴维·科恩博士精于考古文献、特别是东南亚考古资料;而北京大学的学者们更是兼顾了新旧石器考古和年代学的结合。
  本次研究的重点在于弄清遗址的堆积过程和解决陶片的年代问题,考虑到对遗址的保护,团队以最小破坏遗址为原则,没有再做现场发掘,而是有选择地在剖面上采集了地层微结构样本,并在现场剖面观察“透镜体状”堆积,采集测年标本。地层微结构样本被带到了美国,在波士顿大学考古系实验室完成了从样本制备到显微镜观察分析研究的全过程,研究证实以前发掘的考古地层是人类活动形成的原生堆积,不存在自然过程或者后期活动的扰乱,动物活动的尺度很小,不足以影响到样品脱层移动。同时根据遗迹现象采集碳十四测年样本,可以有效地保证测年样本与陶片的地层等时关系,同时根据地层堆积情况采集系列碳十四样本,可以有效地排除由于单一样品的不确定性而导致年代结果的偏离。至此,团队成功地证实了仙人洞相关地层是人类活动形成的原生堆积,所测定的碳十四年代代表了同层位陶器的年代,准确得到了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的年代。

颠覆、重构与期待

     早在对湖南玉蟾岩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进行的年代测定中,就确定了其出现的时间约为距今一万八千年,这要比学术界之前普遍认定的一万年要早上八千年,而随着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早期陶器的年代的成功确定,我国南方陶器的出现年代又被提前至两万年前。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陶器是在中国,并从江西的仙人洞遗址和湖南的玉蟾岩遗址开始向外扩散,先后到达俄罗斯和日本,并在亚洲地区被保留了下来。这个过程体现了文化和科技传播的重要意义,也是中国早期人类对区域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这是发生在中国这个地理区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厘清人类发展的历史,揭示并还原其本相是考古学者的本分,我能够参与其中是幸运的。”吴小红回忆起这十几年的孜孜以求,不禁感慨。
  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年代的成功断定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为探讨现代人行为、特定文明要素的出现和传播机制等提供了重要资料,研究成果被美国《科学》杂志收录,并入选了2012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这一成果直接颠覆了“陶器是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后才出现”的观点,推翻了以前学界普遍持有的“陶器最早出现的时间基本上应在距今一万年左右”这一判断,将目前世界上已发表陶器的最早年代确定为两万年,重构了人们对于末次冰期的冰盛期人类活动的认识,表明中国南方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此后一直延续使用没有中断,并在冰期时传播到日本和远东等邻近地区。
  那么,早期陶器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两万年前出现的陶器显然与农业的出现无关,是否是末次冰盛期的采集狩猎者用来炊煮的工具,抑或是一种取暖的方式,用来满足生存的需要?这些都尚未得到明确的答案,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期待,在不久的未来,能有新的成果产生,让人们对中国的陶器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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