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4、北宋汝窑 青瓷纸槌瓶
十一世纪后半期——十二世纪早期
高20.5公分 口径4.0公分足径8.7公分 故瓷4371
图24底、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76）：「陶得纯青生二城，果然色质勝难兄。绿铜试看守口器，书座堪思防意成。簪朵雅意名意蕊，称怀已自息心旌。足钉薛暴诚何碍，讵以微瑕弃美琼。」乾隆丙申仲春月御题。钤引二：「三」，「隆」。
图25、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纸槌瓶
十一世纪后半期——十二世纪早期
高22.4公分 口径4.4公分足径8.6公分 故瓷17856
图25底、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78）：「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口欲其坚铜以锁，底完而旧铁余钉，合因点笔意为静，便不簪花鼻亦馨，当日奉華陪德寿，可曾五国憶留停。」乾隆戊戌仲夏御题。鈐印二：「古香」，「太璞」。
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两件汝窑纸槌瓶（图版24、25）其形制类似，皆圆口微奢，细长颈，斜宽肩，圆折为上丰下敛腹，平底无足，口部皆已损，编号为故瓷4371的铜扣已失。薄胎上施满淡灰蓝色釉，釉多腴润。薄釉处透明见香灰色胎，在光线照射下，呈现淡淡的粉红色和密布的浅黄色细纹。底周有芝麻支钉痕五枚。以手抚器表，胎体多有不平整处。然而X光片（插图1）所摄影出的纸槌瓶器壁厚薄匀称，足见工匠技术熟练；细品其釉色，亦见因年岁而已呈黑色点状缩釉多处。
然而此工艺上的不尽完善，并未影响到其整体所呈现出的安静典雅气质。对於汝器有缺陷美的赏析，清高宗乾隆亦将此情怀表达於刻铭中，刻在故瓷4371器底的诗句中，诗云「足钉薛暴诚何碍，讵以微瑕弃美琼。」纸槌瓶支钉的缺陷，虽然被认为是一种瑕疵，但并未影响到清高宗乾隆对汝器整体美的珍视。乾隆对古陶瓷遐而无碍的鉴赏及珍惜的心情，谢明良已提出了诠译；并解译乾隆对「有瑕」古陶瓷的补救措施，镶铜扣即为其中一种方法。此亦可由纸槌瓶的御制诗「绿铜试看守口器，书座堪思防意成」及故瓷17856的「口欲其坚铜以锁」读出乾隆以铜扣来补强及美化已损的纸槌瓶口沿，并藉此铜扣以防不小心再次被损的用心。院藏故瓷17856纸槌瓶的铜扣依在，而故瓷4371的口沿边有不平整的露胎表面，且由口沿边一圈类似胶著剂的痕迹来看，过去也应镶嵌有金属扣。口沿不平整现象的产生应为成器后，器物被切磨而造成。据谢明良的考据，乾隆十九年（1754）皇帝曾下令磨去一件哥窑洗破口的一部分，并镶铜扣以固定。
早在90年代谢明良已强调院藏的纸槌瓶应该为盘口槌瓶器的看法。此亦可由1987年河南宝丰清凉寺出土了相仿的盘口槌瓶（图版23）及传世高丽青瓷槌瓶，其长颈、斜宽肩及上丰下敛腹的造型，与院藏槌瓶型似，且有盘口的情况得知。
其实有关汝窑纸槌瓶，学界讨论甚多的是底款「奉華」两字。器底上，乾隆皇帝的御制诗道：「当日奉華陪德寿，可曾五国憶留停」点出「奉華」（刘妃）与南宋高宗的关系。又因院藏品中尚藏有仿汝釉奉华尊（图版16）及汝窑青瓷奉华碟（图版33），而器上「奉華」两字所在的位子、字体风格及成字工艺皆有所差异，也因此令学界对「奉華」器所属者及成字年代有诸多讨论。根据文献《六艺之一录》续编十二卷的记载，南宋高宗宠妃「刘夫人…内翰文字及写宸翰，…善画，上用奉华堂印」；卷四百六又记：「奉華堂乃宋高宗内待刘夫人所居之室也，高宗所得珍秘悉令掌之。用此印钤识，然非极品不轻用也。」的说法。而目前学界多采用「奉華」堂为高宗时德寿宫的配殿，为高宗宠妃刘夫人所用的看法。最近学者以铭文所在的位置、书体风格，并比较定窑传世品有「奉華」、「禁苑」等铭文的藏品，且籍由伦敦大卫德基金会藏的汝窑盘盘铭「寿成殿皇后阁」等来谈「奉華」铭的镌刻时代，认为院藏汝窑奉华尊及奉華纸槌瓶为清代后刻，而奉华碟的字体古朴有南宋风格，应为南宋的琢款。
由文字的布局来看，故瓷17856瓶底的五个支钉中间刻有乾隆御制诗及款，诗的左侧刻有「奉華」楷书名。诗及款的文字共分九行，为首及结尾皆为四字，其它七行以最高的支钉点为中轴点，左右两边平均分配诗句，使文字的连线形成一个圆形，此为乾隆朝在御制诗的刻琢上常见的布局构思，是有计画性的。而刻於诗左侧的「奉華」铭亦有计画的呼应，以左上方支钉点为起首，字体大小适中的刻於器底的左侧中间。再「奉華」字体风格上，纸槌瓶的字画结构圆转匀正、字体布局严整，清代中后期的馆阁体。而不同於「奉华碟」铭（图版33）平直劲瘦的字体虽居器外底的中间，但位子偏高，为一种较随性的布局概念。整体上，无论字体或布局的表现方法，「奉华碟」铭皆较接近本展中「丙蔡」款小蝶的「蔡」字的构想，或亦为南宋刻款。
汝窑纸槌瓶原型的来源可追朔到九至十世纪的伊朗及埃及的玻璃工艺，为流行於九到十二世纪间的玻璃作品。因瓶的器型长颈，斜方肩如一把槌，西方学者再二十世纪因其型，称其为「槌瓶」，此或借用中国早在明代已用的「纸槌瓶」一称而来也说不定。Stefano Carboni猜测此为伊朗泥沙布尔特的玻璃制品，器用途可能为装油或酒。有些学者则认为盘口，细长颈，大腹的瓶子，适宜装蔷薇水。
虽然目前尚无法得知纸槌瓶於宋代的用途，但北宋宫廷使用西亚贡入的玫瑰水，文献上记载极多。《铁围山丛谈》卷五：「奉宸库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并奉承俱入内藏库。…大食国蔷薇水虽贮於玻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澈…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宋史·大食传》至道元年（995）载「来献蔷薇水二十琉璃瓶」。文献上虽然并无记载来献的蔷薇水以何类玻璃瓶来装盛，但纸槌瓶有可能为装蔷薇水的其中一类瓶子。
纸槌瓶的器型到达东亚的其中一条路线为经由东南亚海路而来，1997年印尼海域发现的lntan号即出土了许多纸槌瓶残器。与此批玻璃器同出的尚有北宋初年的青白瓷、白瓷及越窑系的青瓷等。依笔者之见，此船的年代应在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的北宋初年，由其装载的器物来看，海运而来可能为玻璃纸槌瓶输入中土的一条路线。
而於中国境内，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最晚在1018年入葬的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玻璃纸槌瓶（插图2），置於尸首所在的墓后室，可能为生活日用品；1983年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上层塔室亦出土的玻璃纸槌瓶。由此得见玻璃纸槌瓶最晚在十一世纪初已进入宋朝北方的辽境内。而且前陶瓷纸槌瓶以十二世纪的汝窑器为最早见，且从此开始被中国陶工取型烧成陶瓷器。关于陶瓷仿玻璃器的记载，见於《新校本北史·列传》卷九十，其中记载何稠曾以绿瓷仿玻璃器：「何稠字桂林，…善琢玉。稠年十余，遇江陵平，随妥入长安·仕周，御节下士·及隋文帝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开皇中，累迁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线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作，匠人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而隋唐时期的青瓷力求青绿，如越窑系所烧的秘色瓷等，通常认为是追求青玉的质感，而此纸槌瓶器型为仿玻璃器的一个例证，在釉色上，中东生产的玻璃纸槌瓶亦常为青绿色，此或为仿玻璃器之故吧！同时或之后的朝代，纸槌瓶持续的被烧造，并亦以不同的材质。如院藏中尚有青绿色的南宋官窑纸槌瓶（插图3）、扁圆身的定窑白瓷纸槌瓶、天蓝的龙泉窑龙耳或凤耳瓶等，而明朝亦有雕漆花卉纸槌瓶（插图4）的制作。成为一种仿西亚玻璃纸槌瓶而来的中国器物类型。（陈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