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高中毕业，报名参加了江西省高等学校暑期招生考试，掂量自己的成缋，觉得报考医农类的录取把握稍大些，于是填了医农类的志愿，领了准考证，准备应考。就在此时，景德镇陶瓷学院提前到宜春招生，其中美术系有彩绘专业。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负责招生的老师叫龚龙水，于是我毫不扰豫地便去报名应试，考素描、水彩，劲头十足。
高考统一考试是从7月20日开始，考前三天，景德镇陶院通知我被录取了，听到消息，简直是兴奋死了，我终于跨进了大学的门槛，这对于全家来说也是天大的喜讯。因为披提前录取，也就不用参加统一考试了，同学们去考试，我就给他们送包子，心里快乐无比。上景德镇陶院是我人生的新起点，8月28日报到，9月1日开学，我提前早早地到校报到。
高考准考证
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五九班团支部合影，后排左三为夏侯文
1962年毕业实习在北京，后排左一为夏侯文
大学一年级时，因我年长一点，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当时政治运动多，一学期就有一两次，同学们部厌烦了，周末就不想窝在学校，想到外面去听听越剧，放松放松，同学们找到我，我不去但同意他们去，不巧老师来检查，发现许多学生不在校，一问得知是我同意他们请假外出的，便对我大为不满，第二年就不让我干了。我也比较喜欢越剧，越剧是浙江的地方戏，这好像冥冥之中注定日后我到越剧的家乡去工作似的。
大学四年，除学习外，我小心翼翼地、被动地参与各种政冶运动，不多言不多语，没有任何棱角，也不吹牛拍马，一来是因为听到和看到“反右”时的种种故事，二是农村土地改革后，祖母的成分被划成地主，我算是有“辫子”的人，稍有不慎就会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危险，我不能不谨慎，心里不断告诫自己不能出任何问题。我在校的生活比较艰苦，父亲每月只能寄10块钱生活费给我，我就靠这点钱生活，努力学习，专业成绩相当好。
大学我学的是彩绘专业。彩绘是陶瓷装饰的一个专业行当。特别是景德镇的釉上彩、釉下五彩，珐琅彩，都是比较强调彩绘的，景德镇民国时期有名的彩绘工匠是珠山八友，现如今不少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也是以彩绘见长。后来我被分配到龙泉来，传统龙泉青瓷不以彩饰见长，但却为我日后在青瓷的装饰创新上奠定了文化和技术基础。
1962年后大学进入实习阶段，准备毕业没计，我们美术系的全体同学，25个学美术的、15个学雕塑的，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从景德镇到南昌，经武汉北上，到北京参观后再一路南下，先后到天津、山东济南、浙江杭州，最后回到景獭镇，历时一个月左右。我们是在国庆节后的10月20日到的北京，天气转冷，沙尘暴刮个不歇，昏天黑地的，街上走着的女人都用纱布遮着脸，我们初看还以为是得了神经病，天气的恶劣让我对北京没生好感。印象深刻的是在北京故宫参观陶瓷馆，在这里我第一次全面地领略了我们老祖宗的许多陶瓷珍品，也是第一次见到了龙泉青瓷，肥厚的釉色和敦厚的形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浙江省会杭州，我们参观了浙江博物馆，浙江是青瓷的故乡，越窑青瓷历史悠久，从东晋的缥瓷到修内司官窑的瓷器，精品很多，满当当地有两大间房子，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却是浙江的富庶，“钱塘自古繁华”，是个生活比较好的地方，尽管其时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日用品十分匮乏，但杭州的情况比全国其他地方要好些，比我们江西自然更好，山川地理也不错，气候温和，虽然进入冬季，山寒水瘦，但柳色依然发青，风不大也不很冷，临别杭州，临别杭州，我在街上还买了几斤地瓜（山芋）带回家。当时就心存一念，毕业在即，希望能分配到杭州工作。回到陶院，在毕业分配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填写了浙江。
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中国访问提出来要“雪拉同”，外事人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到故宫陶瓷博物馆问陈万里先生，才知道“雪拉同”就是龙泉青瓷。这事被周总理知道了，原来龙泉瓷失传已经几百年。这一年，轻工业部在南京召开了全国轻工厅长会议，周总理出席并讲话，提出：“要恢复五大历史名窑，特别是要先恢复龙泉窑和河南汝窑”。国家轻工业部立即作出“关于恢复历史名窑的决定”。195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龙泉青瓷恢复委员会”，组织人员对龙泉青瓷进行了系统的考古挖掘和调查研究，着手青瓷的恢复性生产，并在人才引进上做了许多工作。1963年，我们毕业分配之前，浙江省轻工业厅人事部门派人到景德镇陶院点名要两名学生，学校根据每人的志愿，于是把我分配到了浙江。我如愿以偿，听到这个消息，走出办公楼，二十多级台阶，三步两跃就跳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