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分配到位于上垟镇的国营龙泉瓷厂，这儿的海拔比龙泉县城高多了。俗话说龙泉是“九山半水半分田”，上垟更是如此，在崇山峻岭深处，山连着山，一条名叫上垟溪的河流从山里婉蜒而下，河面宽有三四十米，下大雨时溪水澎湃作响，很有气势。龙泉瓷厂建在溪边，只有一道桥与外面公路相通，整个工厂占地面积也不大，只有五十多亩。与我同分配在龙泉瓷厂的同学毛松林，他成家早，工厂照顾他，给他分了一个单间宿舍，我则与六个采矿工人挤住在一间18平米的集体宿舍里，三年时间换了三个地方，直到我要结婚了，才给我一间单人宿舍。
我这人平时不爱说话，分配在技术科搞设计，毛松林先在技术科，后去当干部搞供销，后来分管生产。同班同学，两种不同的境遇，我没有任何不满和意见，我们性格不同，我喜欢干实际工作，毛松林喜欢与人打交道，可谓各得其所。记得当年景德镇陶院有两个中央美院分配来的同班同学，一个姓丁，一个姓施，丁老师一步步成了系主任，施老师一直是普通教师，施老师对这个情况表示过不满，“反右”时鸣放，运动后期就吃了苦，被打成了“右派”，放了四年牛。这就是心理失衡带来的后果。我生性喜欢埋头干活，别人如何与我毫不相干，没有丝毫的忌妒，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我在瓷厂几十年，一直保持着这种良好的心态。
我喜欢我的工作，多干事少说话，从不讲人的坏话，除非全厂开大会，能不参加的会我都不参加，埋头设计工怍。
到瓷厂后不久，“文革”开始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很浓，“破四旧，立四新”时，产品名称都换了，供出口用的罗汉汤碗，改名为“胜利碗”之类，产品连龙凤图案都不能用，不要说我们瓷器产品，就是老百姓盖的棉被被面上有龙凤图案也要刮掉。写标语抄大字报，我是谨慎又谨慎，反复核对。在学校读书时有个人写“万寿无疆”，笔误写成了“无寿无疆”，被打成“反革命”，判了刑，让人不寒而栗。早在宜春中学读初中时，恰逢“反右”，当时学校领导动员教师提意见，要求每人最少写20条大字报，第二天派人抄下来后再一个个谈话。我的语文老师张锐光就因为提意见被扣上了“右派”帽子，每天三班倒的人轮流批他，被搞得很惨。对此，我心里有警觉，不断提醒自己：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坚决不能说。
龙泉“县联司”和“阶联总”两派斗争，我是一派不参加，只顾干活，不多话，谨慎又谨慎。1969年上海进出口公司来工厂定货“胜利汤碗”，大中小三个品种，此碗我原先的设计是，外边上部只有荷花鲤鱼，寓意年年有余，下部没有装饰，比较空，上釉后，温度稍高，就会淌釉，成品率不高，我新的设计，就是在碗的下部增加一圈水波浪，即与上部图案协调、美观，又因有装饰纹路可以有效地阻挡釉水下淌，提高正品率。只要是设计，我给自己定的规定是，凡有可能涉及与国民党有关的图案不搞，只搞奇数不搞偶数，不论怎么做，都不可能与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章的12个角联系起来（当时抓国民党特务成风），因此我画了15个头的水波纹，并且让管生产的革委会盖上他们认可的公章。不仅是这张图纸，凡是我设计的图纸，我都请有关部门集体讨论，通过后再盖上公章加以组织认定。这是我保护自己的有效办法。我至今还保留了一些加盖过公章的图纸。
“胜利汤碗”的设计图我画好后，交一位姓韩的女技术员刻制，这位女技术员是1959年分配到瓷厂的中专生，不知为什么，她见我的汤碗图纸比较复杂，就把碗下部的水波纹从15个擅自改为12个，产品出来后，送到一位胡姓的检验员手里，这位检验员是国民党起义人员，办事稳妥有余，工人形容他是骑马还要拄拐杖的人，他把碗拿在手里反复数波浪纹，心存疑虑，就来找我，他知道我是负责设计的，一时间没能找到就直接找到了生产科长汇报，科长找到生产指挥部，一级级汇报上去，后来报到广州的外贸公司，广州方面回答说扯不上敌我矛盾，没有什么关系，不是政治问题。但厂里有人把此事汇报给了龙泉县公检法，立刻引起公安局的重视，问为什么是12个波浪，是不是用国民党的党徽来为国民党招魂，反攻倒算？事态立即升级，被作为“反革命”案件立案审查，矛头也转到我这里，说我是始作俑者，我于是把图纸翻出来一张张审核，上面大红公章证明我绘的是15个波浪而不是12个波浪，于是撤消了对我的怀疑，我才得以舒了一大口气。但是那个女同志没有逃过劫难，被判了刑，坐了半年牢。通过这个事情，我对设计图案更是小心又小心，自己跟自己说，不能掉以轻心。
龙泉瓷厂在“文革”中维持着生产，广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是我们获取出口订单的一个渠道，作为设计人员，我有时被派去参加广交会，参加订货，包括和外宾打交道。1968年4月，我去广交会，离开时是5月3日，准备回龙泉，可是龙泉两派武斗正厉害，交通瘫痪，我无法回去，当时厂部给我发来电报，让我回老家待段时间，何时回来等他们通知。因此我就折回老家江西宜春住了一段时间，瓷厂给我寄工资和粮票。在老家无事，我去了趟景德镇买毛主席像章，到母校陶院去转了转，看见七十多岁的老教授被劳动改造，搬砖头，心里很不是滋味。离奇的是，我在家乡时，被当地造反派看见，他们竟然怀疑我从广州回老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怀疑是不是里通外国，到老家来串联的？还派人到龙泉去调查，问为什么我在宜春呆了那么长时间?这情况是我回到龙泉后才知道的，瓷厂的党委秘书对我说，你们老家的人真差劲，还来到我们这儿了解你去广交会的情况，我们回答说：夏侯文接触外宾是工作需要，我们对他是完全信任的……将宜春外调的人顶了回去。这件事让我对家乡有点失望，也对龙泉增添了一份感情。
上垟溪，溪边是龙泉瓷厂总厂厂部大楼
位于上洋镇的龙泉瓷厂
夏侯文在龙泉瓷厂的旧居
夏侯文在龙泉瓷厂
夏侯文在设计图稿
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人人紧张，处处怀疑．正常人被搞得神经病似的。由于我小心谨慎，虽说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整个“文革”期间，造反派抓不到我的辫子，幸免被冲击。上班时我伏案设计画图，下班后也不串门、不与人闲聊，更不到干部、领导家去串门，就在办公室看书或加班，由于我任劳任怨、肯吃苦，工厂的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但都一致认定，我有钉子精神，是个埋头工作的人。
上垟这个地方比较闭塞，开门见山，出门爬坡，条件虽然艰苦，但自然环境比较好。我是大学生，工资比较高，也比较会过日子，不浪费。我第一年的月工资是42块5，第二年就涨到了57块，一直拿到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时。我—人在外，生活还是挺有计划的，第一个月工资买三个月的饭票，第二个月的工资寄父亲，第三个月工资存起来……星期天休息或下班后太阳没有下山前，就去山坡上铲地、种菜，我种的南瓜最大的有37斤重，苦瓜有一尺多长。1967年我结婚后更是如此，常常把这些吃不了的瓜果蔬菜拿到丈母娘家去喂猪。我在龙泉生活得还比较自如，也喜欢我的这份工作，身在龙泉就要为青瓷的发展作贡献，是我的事业所在。记得当时参加过浙江省组织的接待日本青瓷考察团的任务，活动结束后，日本朋友送给我一本龙泉青瓷资料册，上面详细地记载了龙泉青瓷的发展史、古窑址的分布情况，以及大量精美的龙泉青瓷的彩图。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震动，龙泉青瓷在日本和韩国有着很大影响，很受外国人重视，作为陶瓷院校毕业的专业人员就更应该为青瓷的发展作贡献。
那时瓷厂没有女青年，找对象不容易。在老家，家里人为我张罗介绍对象，对方是医院的一个护土长，我们双方也见过面，女方长得还挺漂亮的，她对我也中意，只是有个要求，不想两地分居，希望我能调回去，我回到龙泉，与她通了几封信，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文革”结束后，我妹婿的表舅是景德镇市的市委书记，他们希望我回景德镇，于是帮我联系调动，市委书记说可以作为人才引进到景德镇来，但我不想离开青瓷，也不想有欠人家人情的心理压力，因此一直迟迟没有行动。甚至后来丽水地区成立乡镇企业局，需要工程师，要调我去政府工作，我也没有动过心。
由于我在设计方面的成就，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是丽水地区的第一批工程师，整个龙泉县一共五个工程师。
我在龙泉还比较平稳，但父亲一家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槽糕境地。江西在“文革”中把几十万所谓有“污点”的人下放到农村去，不发工资，说是要“自食其力”，让他们种田挣工分为生，父亲全家(继母、妹妹)也在其列，三个人每天只挣五个工分，当时十个工分才五毛钱，吃饭都吃不饱。我担负起全家的生活重担，每个月寄钱回家，正是靠我隔三差五地寄钱，他们才不至于饿死，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不幸的是，我父亲没有等到平反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