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是什么？或许可说是离不开书的人。起码古人是这样。读书是有目的的，为了广博见闻，学习经典，经世致用。但日久成癖，读书就变成了习惯性的交流，甚至三日不读书，便自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有书就有了书房，虽然“书非借不能读”，虽然书随处皆可读，但读书人谁不希望有自己的藏书，谁不希望有自己的一方天地读书习文会友呢？房间不必多大，有几架书，一桌一椅一盏灯，就有了书房的规模，就有了于日常中沉思静悟、安顿心灵的所在。
在以文为业、以砚为田的读书生涯中，书房既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仕途的起点，更是他们寻找自我的归途。当厌倦了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争斗，躲进小楼成一统，吟诗作画，烹茶抚琴，“雪夜闭门读禁书”，或是两三同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是人生必不可少的消遣和休息。
自古及今，书房并无一定之规。富者可专门筑楼，贫者或室仅一席；有的雕梁画栋，有的则环堵萧然。书房或筑于水滨，或造于山间；或藏诸市井，或隐于郊野；有的植以南山之竹，有的覆以荆楚之茅，不一而足。但总有一点是书房应有的品质，那就是清雅。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专门谈到书房的装饰，有很多精妙的设计，但崇尚的是“宜简不宜繁”，力求“高雅绝俗之趣”。
“芸窗”、“芸馆”、“萤窗”、“雪窗” 是书房的别名。“芸窗”和“芸馆”缘于古人藏书用以驱虫的香料——芸；“萤窗”、“雪窗”典出车胤囊萤、孙康映雪的求学励志故事。别名虽然别致，也只是在诗文中偶用，因为书房书斋的“书”是最雅致大方的。
书房不知起于何时？无论孔子讲学之所、司马迁的著述之室，还是南阳诸葛庐、成都杜甫草堂，既出鸿儒，自然少不了书香。不过私人书房的普及得益于造纸术和印刷术。在用纸张印书之前，竹简木牍很占地方，搬书藏书会汗牛充栋，普通人家哪能放那么多书呢？真正意义的书房是充满个人气息的。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是主人志趣的写照，古来写书房的杰作。
明代的归有光，在青少年时代曾厮守于一间极窄小的书斋，名曰项脊轩，“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作者却“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项脊轩志》写出了一位青年士子的博大胸怀。
古代文人常为自己的书斋起斋号。书斋之名从发端到流行，有一个发展过程。司马迁虽有宏文巨著《史记》传世，但未闻其斋号。《陋室铭》是一篇斋记，但“陋室”不能视为书斋名。正式命名书斋，似起源于北宋。史传司马光有斋名“读书堂”，虽质朴但过于平白。以后有洪迈的“容斋”、陆游的“老学庵”。元代，为书斋命名的做法已经影响到西域一带的少数民族人士。这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大量记载。至明清斋名盛行，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书斋雅名。袁宗道的“白苏斋”、唐伯虎的“梦墨堂”、张溥的“七录斋”、袁枚的“小仓山房”、蒲松龄的“聊斋”、 梁启超的“饮冰室”，皆是意蕴深远。“饮冰室”，语出《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形容内心忧虑焦灼，室主以此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斋号寄托着主人的志与情，书房是文人的灵魂之城。
沧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武彝峰，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