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位作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民族的文化，无论在历史上有多么辉煌，倘若后无继者，便只是一片斑斓而沉默的史迹而已，只有后人永远珍爱它，并发扬光大，才能使古代文明转化为现代文明。”
三句话不离本行。笔者在陶瓷艺术界工作了近50个春秋，造型、装饰无不涉及，然而我对刻瓷这门艺术，由偶然爱好到外交部礼宾司“订货”，后来就有了一种出奇的爱好和痴迷的追求。30多岁那几年，忘记下班，厂门被锁，翻墙而出的狼狈相常有。本来这些琐事不去回忆它也罢，但前些年见诸报载的事实不时入目。后来真的自责起来：敝人是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那一族。
同行的朋友都说淄博的刻瓷艺术是成功的，是有幸的；业内人士也坦言，世界刻瓷在中国，中国刻瓷在淄博，其实一点也不虚假。我实话实说，在淄博刻瓷艺术这片花圃里，所幸有一群活泼、健康、睿智、勤劳的蜜蜂，是它们吸允着甘甜的露滴，传播着成果的花粉……
人近“从心所欲”之年，思维的输入与输出已不能成正比了，追忆与比较不断闪现。我在国营瓷厂的46年中，有幸结识了著名国画家李左泉先生，他也就职于该厂画陶瓷、国画，他的国画雪景为“诸家之冠”，“炎夏观之，使人无酷暑之感”。先生之画风至今尚无人敢追及。1958年，我受厂方指派，与左泉先生同住一舍(14平方米，两床)，任务是提水，打饭，看炉子(取暖)。耳濡目染先生打夜作、赏雨、赏雪的生活规律，因此，我也就成了未经厂方签订正式师徒合同的学生之一。当时，青涩懵懂的少年怎能去理解“学前人不泥古法，创新独辟蹊径”的哲理。就是这样一位全国著名画家、山东省第三届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淄博市第三届政协委员，一夜之间，沦为“反动权威”、“牛鬼蛇神”，于1968年12月31日含冤辞世。正式的、非正式的学生们无一耳闻噩耗，直至11年后的1979年4月7日上午，由党组织出面，在淄博瓷厂大礼堂为左泉先生召开追悼大会，平反昭雪。
物换星移，时光飞逝。1981年5月，我经过层层考核、选拔，带着刻瓷工具，第一个踏入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传播中国的民族艺术。在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中难能人睡，思绪万千……记得在科隆的一位台湾艺术家风趣地说：“你到德国来，家庭可有‘背景’？”
再后来，我当选了山东省第六、七、八届人大代表。翻阅当年那一本本日记和那一张张发黄的报纸，它不仅折射了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也真实地印证了一段历史轨迹，我更想到了李左泉先生。
图1、为李左泉先生画像
我没有仔细统计过刻瓷队伍的人员数字，也没有深究这50年的时间概念，重温“报集”关于刻瓷群体的文库，又找到了理论根据和知识升华。
当今，刻瓷园地满目珠玑。以淄博为放射点，与全国、与世界沟通的放射线密度越来越大。人文情怀、艺术造诣逐年突显，仅在淄博，荣获“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称号的有6名，山东省陶瓷艺术大师44名，山东省杰出青年陶瓷艺术家20名，一批青年陶艺家如雨后春笋，形成让人宽心的金字塔。更让人惊叹的是：不少职业学院意识超前，胆识过人，请艺术家上讲台(如纺织、丝绸学院)，这是一群不可低估的希望之星，是陶瓷文化的后备军。
笔者作为中国陶协刻瓷文化研究会会长，虽然是阶段性、过渡性，但也有不少学问和课题等待去破译，就像中国的书法，不同的人写上去，就是两个世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一粒种子，只要有了适合它的土壤、水分；一棵嫩芽，只要它接受阳光；一株鲜花，只要它与蜜蜂交友。中国的刻瓷艺术，从明末清初延续到淄博复苏，已过“而立”之年，它将携手50岁的兄长，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一起幻想、繁茂，一起成熟、深思。在这经济大潮中，新的、好的陶瓷艺术精品不断问世，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向我们的先人回应着同一个声音——“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
刊登于《淄博日报》
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