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师傅李怀德，早在民国33年，也就是1944年的时候，就参加了八都区瓷业改进研究会。那个研究会就是专门仿制古瓷的，工匠也都是八都、岱垟、宝溪一带的优秀工匠，大约有二十多人。师傅在那些工匠中，技术比较突出，当时他好像才29岁，不到30岁。其实，我师傅的父亲李君义就是一个善于做仿古瓷的老工匠，据说在1943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陈佐汉组织的一个仿古瓷制作小组。陈佐汉的仿古瓷技术在当时是闻名全省的，也许正是这种非常正宗的家传原因，我师傅的仿古技术在当地是最高的。解放后的1957年，龙泉成立了国营瓷厂，我师傅被聘为龙泉瓷厂仿古瓷研制小组的师傅，专门带我们这些年轻
人做仿古青瓷。没有我师傅和他的前辈们坚持不懈地做仿古瓷，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恐怕早就失传了，这是我师傅为龙泉青瓷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50年代在瓷厂的时候，做瓷碗毕竟是粗活，技术含量不高，不过我吃苦耐劳，虚心好学，能从这些粗活中悟出一些道理。多快好省，就是当时我成为“卫星”的诀窍。由于我的成绩比较好，总厂就把我和另外两个学徒派到仿古小组当学徒，拜的师傅就是李怀德，那是1958年。我记得仿古小组里有五个师傅，李怀德、李怀川、张高岳、张照坤、张高文，学徒只有我和周林鑫、蔡林芝三个，一共八个人，后来1959年瓷厂又把曾樟树师傅也调进来了。从那时开始，我才接触了正宗的、传统的龙泉青瓷烧制技艺。但当时为什么要做仿古瓷，我并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指示要恢复龙泉青瓷的。当时由李怀德师傅带领我们，开始恢复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进行仿古瓷器的制作。
徐朝兴与李怀德师傅 李怀德（右二） 徐朝兴（左一）
在仿古小组里，李怀德师傅带领我们模仿古代青瓷的样品，摸索着进行试验和烧制。李怀德师傅非常耐心地教我们按照仿古瓷的要求，如何修坯造型，如何修饰棱线，如何装饰图案，如何配制釉色等。非常细致。记得师傅教我修木瓜壶口沿上的棱线，我做惯了粗活，立起的棱线不仅很不精细，甚至费了很大的劲也修不起线条来。我很灰心，就对师傅说这个太难了。师傅说，你现在做的是仿古瓷器，不同于做粗瓷碗。你要把心静下来，要小心翼翼的，这不是放“卫星”。马虎不得。师傅很严厉。我也没敢再吭声。从那时起，我在师傅的指点下，知道仿古青瓷不同于普通的粗边瓷碗，这是做精品。要仔细，要把心沉下来才能进入状态。那时候条件很苦，都是手工操作，不像现在，有的工艺可以用机器代替。我就这样做了几年手工艺活，基本掌握了仿古青瓷的各种工艺和技术，连垒碗、碾磨、配釉、调料这样的工序，我们都得给师傅做下手，不然，怎么能学到东西呢。有很多釉料配方和配釉方法，都是那时在做粗活时学到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师傅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遭批斗不说，还天天挑大粪，种菜浇菜，工资也停发了，其他师傅也遭了殃，有的被下放劳动，好久不得翻身和平反。
60年代的时候，我们仿古小组也搞革新，就是创造一些新工艺。记得那时我和师傅一起搞过“人工控制象形开片”的技术革新。这项革新就是把烧好的成品再放到恒温箱中加热，一般要加热到300度。加热后，立即用毛笔蘸着水在成品器物的表面上画画，利用器物表面热胀冷缩的关系，进行象形开片。特别有意思，趁热时画什么就开什么纹片，而且纹片很细碎，比较有型，很好看。这项革新就是利用哥窑青瓷的传统开片技术，运用绘画来控制开片的造型。我师傅对传统青瓷技术的革新是非常高超的，所以我非常尊重我的师傅。有一次，我们研究所搞业务比赛，比赛项目就是按设计图纸修一个模型花瓶，看谁修得速度最快，器型做得最好，就给谁记高分。比赛得高分的，就是胜利者，那么，就要加工资的。那次，也不知道是怎么安排的，把我和李怀德师傅放在一组比。师傅徒弟对垒，自然吸引了很多人的眼光。我屏住呼吸，非常专注地与师傅进行比赛，我用了45分钟完成了，师傅用了60分钟，我做得还比师傅好。按照规定，是要给我加工资的。领导一宣布。我马上站出来说，师傅比我年龄大，手脚没我灵活。我们之间的比赛是不公平的。如果我到了他这个年纪，和师傅比，我还是比不过他的。工资应当给师傅加。说完，大家都说我尊重师傅，有风格，而且讲道理。我拜师傅学艺，从1958年一直到1963年，实实在在地学了五年多，可以说，没有师傅的栽培和指点，我徐朝兴是没有今天的。我功成名就了，不能忘了师傅的后代，我师傅的外甥在上垟镇也用古法烧制龙泉青瓷，为了表达我对师傅的崇敬和怀念之情，我就经常抽时间去看他，并指导他如何仿制传统龙泉青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