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南朝和北朝之间联系的纽带和山东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青州成为高僧云集之地，今天在青州市南的云门山和驼山上还保留着几处六到七世纪始凿的佛教石窟，与这些石窟同时建造的，还有大量的寺院庙宇以及庙宇中供奉着的佛像和菩萨像，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龙兴寺。根据龙兴寺遗址出土石碑的记载，龙兴寺最早称南阳寺，是青州的主持寺院，管理北到广饶，南至临朐的广大地区上所有的寺院。龙兴寺始建于北魏时期，是一处延续千余年的著名佛教寺院。龙兴寺的具体建造年代不详，清光绪《益都县图志》龙兴寺条：“龙兴寺，在(青州)府城西北隅。宋代以来，代为名刹。明洪武拓地建齐藩，而寺址遂淹。”龙兴寺在公元500年前后就已是远近闻名的大寺院，此后香火繁盛长达800多年。但公元1300年前后，龙兴寺却奇怪地消失了。由此可见，龙兴寺从始建到荒废，应有近千年的历史。
佛教造像绝大多数完成于公元五到六世纪，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南北朝时期。
自佛教从遥远的印度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开始了制造佛像的历史。中国早期的佛教造像制作先后受到中亚和印度的影响。青州佛教造像中年代最早的是北魏晚期的作品，数量不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带有背屏的造像，佛像大多身材单薄、肩部低垂，是典型的中国汉人的体态。佛像面部的颧骨微微突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智者的形象，这样的造像风格被称为秀骨清像。不仅如此，从印度远道而来的佛只是到了中国后才穿起宽衣大袖褒衣博带的长衫。佛像上的汉化风格是当时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普遍汉化倾向的一个缩影。
战乱与分裂没有阻断南北朝时期文化的交流，控制北方政权的草原民族开始向南方王朝的汉族文化学习，大规模的汉化运动在北魏孝文帝时期最为活跃。青州自古就地处南北交通的要道，历史上一度从属南朝，南北文化长期在这里交汇，在佛教造像上自然响应并且主导了造像的汉化风格。接近汉人的体态和中国传统样式的长衫，这种潇洒清秀的风格一直延续到公元六世纪上半叶的东魏时期。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公元六世纪中期以后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时，第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秀骨清像的造像特征完全被新的造像风格所取代。背屏式的浮雕造像几乎消失，而单体的圆雕造像，面部大多丰满圆润，和北魏造像厚重的服饰风格相比，北齐造像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情趣。所有造像的服饰都轻薄贴体，显露出健康优美的身段，早期从印度传入的艺术风格再次成为主流。
在青州地区出土的北齐时代的石刻拓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胡人已经广泛地进入到青州进行经济和文化活动，与异域的交流也体现在同时期的佛教造像上。一些造像身上用浅浮雕或者彩绘的形式，清晰地勾画出了胡人的形象。另一些佛像，或是采用凸棱的方式刻出衣纹，好像打湿的衣衫紧贴身体，或是身上没有任何皱褶，肌肤的轮廓充分显现着人体的优美，在北方中原一带的同期作品中，这种造像的样式极为罕见，他们很可能就是史书文献中记载过的“曹衣出水”的样式。
青州出土的北朝造像在风格上分为两大类，第一部分从北魏到东魏的造像，基本上延续了北魏改制以来流行的具有南方风范的“秀骨清像”风格，这一类造像在北方各地有大量出土；第二部分是北齐造像，多为尺寸较大的单体像，面容饱满，衣纹刻划简练，注意身体曲线的变化，表情慈悲温和，精神内涵深刻，极具宗教气息。这种称得上经典的样式不像是地域风格，几乎从未见过。龙兴寺窖藏雕像样式不但影响区域小，而且也不见现存或早、或晚、或同时期的造像中。在古代，制作造像的同时大都还会再制造一个底座，在底座上刻印上有关这座造像制造的信息。但在青州龙兴寺出土的这批佛像中，却几乎找不到一件刻印着题记的底座。而佛像底座也没有在继续的挖掘中出现。
然而，“曹衣出水”的样式为什么会从万里以外的西域传播到青州，因为在青州以外的地区同一类型的造像并没有被发现。它们会是沿着丝绸之路一路而来，或是像很多史学家推测的那样，是从越南地区进入中国南方，又从南方沿水路进入青州？有关学者做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和推断。
青州龙兴寺窖藏佛造像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