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北海等沿海地区之所以瓷业兴盛，外贸兴旺，还有如下几个原因：
1、宋朝廷重视海外贸易。①、专门在广州、泉州等大港口设立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在廉州，设有沿海巡检司，元朝开设市舶提举司，旧署在“州南十里中和坊。”“中和坊”可能位于廉州镇沿着西门江往南约5公里的九头庙一带。这些外贸管理机构主要工作，是接送中外来往使者和商舶，对进出口商品征收关税。②、1010年，宋真宗辟廉州和钦州如洪砦为与交趾(越南)互市口岸，直至南宋灭亡，共200余年。这将有利于北海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廉州港(即北海港)已成为当时我国对外开放的十大港口之一。据《廉州府志》载：“自廉(即北海港)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越南)。③、朝廷派内侍等重要官员到国外开拓贸易。④、授商以官，对招商有贡献的商人赐予一定的官职。
2、禁止以金银与外国贸易，在以物换物的交易中提高了瓷器在贸易中的地位。据《宋史·食货志》载，到了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这样，金银钱币不再用于海外贸易，而瓷漆丝绸成了海外博易的主角。外销的陶瓷，主要来自民窑，这就大大刺激东南沿海民窑陶瓷业的发展。又据《简明广东史》载，南宋时广东已开始使用纸币，到元代市舶条件更为完备，市舶贸易普遍使用纸钞。元初即已印行“中统钞”。市舶贸易流通手段的进步，也促进外贸的发展，出口商品“仍以瓷器和丝绸为大宗。”
3、航海技术的进步，也促进外贸的发展。主要反映在船舶指南针的应用及造船技术的进步。在宋代，广东、福建的造船业当时处于世界先进行列，据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载，宋代商舶木兰舟“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可见当时造船已很发达。有的船甚至可载千人。宋代朱或的《萍洲可谈》，沈括的《梦溪笔谈》等书，都记载有罗盘的科学原理。航船根据罗盘、天象、景物等因素，可作科学的航海定位。航海技术的进步为陶瓷的对外输出提供了交通安全保证。
4、瓷窑烧造技术的进步，也促进对外贸易及瓷业的发展。在宋代，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辽、金、元政权，并多次南下用兵。据《元丰九域志》载，南宋时，有不少士民从中原往生活环境相对稳定的南方迁移。在南迁士民中，也有不少有制瓷技艺的手工业工匠。他们的加入使南方瓷业的制作工艺和烧造技术，都得到很大的进步。如对瓷土注意了选择、提炼和因材施釉，在纹饰题材、制瓷种类、施釉颜色等方面都有所进步。在烧造技术方面，窑炉也从半倒焰式的馒头窑改为平焰式的龙窑。龙窑多以山坡或堆土倾斜建筑，窑长数十米，形似长龙。其特点是升温、降温都快，生产周期短、产量大、成本低。同时，还用上了观察窑温的火照(试温标)。由于瓷窑烧造技术和工艺水平的进步，既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又扩大了生产规模，促进瓷业和外贸的发展。
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的《诸蕃志》一书，作者赵汝适列举了当时亚洲有15个地区或国家，是用瓷器进行贸易的。其中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兰无里、细兰、南庇、麻逸、渤泥等国，即今亚洲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国家。
陈炎教授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贡献》一文载：“到了宋代，不只是中国丝绸、瓷器，连中国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印刷术等，也通过阿拉伯、波斯等国商人，经由这条航路而传入欧洲。”该文还指出：“元、明两代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极盛时期。这时，海外航路和对外贸易发展到最高潮……从输入商品的产地推知，同我国贸易的地区的国家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的名著《陶瓷之路》一书也指出：在阿拉伯半岛的东岸、北岸、南岸都发现有中国的瓷器。《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一书又指出：在“红河岸边的库赛尔也出土有宋代越窑青瓷、龙泉窑瓷器，和景德镇、南方地区的青白瓷”。北海宋元瓷窑生产的是“南方地区的青白瓷”，这些青白瓷，在通往东南亚、非洲等地的海上丝瓷之路贸易中，应占有相当的份额。
四 明清古窑址与海上丝瓷之路
明清时期，除宋元时期延烧至明的上窑、中窑、下窑、东窑、西窑和黄丽窝缸瓦窑外，明代始烧的有岭底缸瓦窑、沙田大窑和北窑、豹狸缸瓦窑。清代始烧的有赤江窑、小江窑等。
岭底缸瓦窑 位于北海市银海区靖海镇，岭底村公所北约1公里的缸瓦窑村的西侧。因该窑毗邻岭底村公所，权且称之为岭底缸瓦窑。窑址沿着海岸边分布，南北长约几百米。该窑是我和桂林李铧于1998年12月考察发现的。当时调查缸瓦窑村82岁的卢翁，他说以前这里有四条窑烧缸瓦，他小时侯已不生产了，也许在民国前已停烧。经初步调查，发现该窑有三条龙窑的痕迹，废品堆积层较厚。龙窑长约30米，窑室宽约2米多。窑床依海岸边的山坡而建。在窑址南方，有一深水大塘，这应是以前取瓷土时挖深的。
该窑烧造的主要是日用陶瓷器，也有建筑陶瓷和宗教用瓷。日用瓷器有：瓮、碗、碎、煲、坛、缸、杯、壶、瓶、盆、网坠、筒瓦等多种，大小器均有，瓷胎有厚有薄。
采集的部分残器标本有：瓮。有大小多种。大瓮口径12公分，圆口，短颈，宽背，弧腹，外施青黄色釉，施釉不到底。
砵。有大小几种。大砵口径约30公分，外施釉不到底。矮砵高8公分，口径约18公分，子母口，施褐色釉。有些磨砵，砵内布满交叉刻痕。
檐口坛。外弧檐，弧腹，平底，内口径约11公分，外口径约20公分，外施青黄色釉，有盖。
碗。有几种类型。有些足底有一小乳突，施青黄色釉，有开片，釉色润泽光亮，碗内底有青花点，涩圈叠烧。有些碗内印有青花梵文。有的碗外壁也印有青花梵文，碗底乳突周围有一小圆圈，圈足直径6.5公分，足跟不施釉。有的小碗小圈足，足跟平切，足墙和碗底不施釉，沙底。有的碗内外釉色润泽，呈青绿色，有开片，足跟两边斜削不施釉，圈足直径8公分。
魂瓶。宗教瓷器作陪葬用。采集到的魂瓶高约16公分，魂瓶盖如笠帽状，直径9公分，顶有一圆形纽。圆纽周围在一直径5.5公分的范围内塑有5朵莲瓣纹，施青黄色釉。
网坠。呈长方扁圆形，陶质，长6公分，宽3.5公分，厚1.5公分，有两个系绳圆孔，圆孔直径1公分。
壶。卷沿口，短颈，平腹，流与口沿平，施青黄色釉，釉色光亮润泽，口沿直径5.5公分，外施釉不到底。有些壶较大，釉色夹有黑斑。
窑具。有垫饼、匣砵等。垫饼呈扁圆形，直径约10公分，底面均有两小圈，厚约1.5至2公分。
汉筒瓦头。采集到一件。该窑是不是在汉朝时烧过筒瓦?因该窑尚未发掘，只有一件孤证，未敢定论。
该窑紧靠海边，瓷土丰富，水上运输方便，从废品堆积层看，此窑规模较大，烧造时间较长。1999年5月15日，我在市文物所将该窑采集到的瓷片，拿给我的老师著名古陶瓷专家张浦生教授看。他说从魂瓶、壶等瓷片看，应是元代或明代的。碗的釉多泛青，有贴花，应是清代的。由此大体上可判断，该窑为明清窑址应是没有问题的。
上新大窑 位于沙田镇上新村公所北约1公里的大窑村内。据《合浦地名志》载，大窑村“未建村前，此地建有三座大窑烧砖瓦”故名大窑村。上新大窑西北距永安城约2公里，西南距上新村公所约1公里。大窑遗址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中间有一大水塘。大水塘应是以前挖陶土时形成的。水塘周围有些古窑址，散落及堆积的瓦片较多。在水塘边也发现有缸瓦窑，所烧的有碎、瓶、壶之类日用器皿。散落的瓷片火候不高，釉质较差。
在上新大窑北面约4公里，还有一个窑址叫北窑，位于山口镇丹兜村公所东南方约1.5公里，据老人说，北窑与大窑所烧造的产品以及烧造年代基本相似。修筑永安城时，大窑和北窑均为该城烧砖瓦。据《珠乡风情录·永安古城遗址》载，永安古城于明代初兴建，“该城周长四百十一丈，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五尺，城壕周长五百丈”，于明成化和嘉靖年间曾重修。永安古城的修筑，需要砖瓦是巨大的。大窑和北窑距永安城几乎相等，约2公里，分别位于永安城的东南方和东北方。均为明代窑址。
赤江窑 位于铁山港区南康镇石头埠村公所西北约2.5公里的赤江，临近铁山港海湾，水上交通方便。赤江窑建于清咸丰(1851-1862)年间，同治(1862-1875)年间由吴正仁三兄弟建“白碎窑”，厂号为“义和祥”，生产碎、盆、煲、缸等日用瓷器，而以白碎为主，白砵最负盛名。清末，赤江增建了“伯公窑”和“中间窑”，工人发展到200多人，有6条窑口和一条碗窑，年产陶瓷20多万件。产品有煲、砵、盆、碗、碟、缸、杯、壶等多种。民国期间，仍有6、7条窑烧造，并组建了“同益公司”。赤江盛产瓷土(高岭土)。赤江高岭土含铝量占22％至30％，铝能耐高温。赤江窑除生产白砵外，沙煲也很负盛名。耐高温达220度至420度。赤江窑的产品总的来说具有耐高温、抗击性强，没有毒素等特点，远销国内外。毛主席纪念堂的壁雕也选择赤江的陶土制作。
豹狸缸瓦窑 明代窑址。位于合浦县石康镇豹狸村公所缸瓦缸村的北面，距缸瓦窑村约700米。临近武利江边，顺江水直下约4公里，便到直通北海的南流江，水上运输方便。该窑烧造的器物有瓮、罐、缸、砵、盆、壶、磨碎等日用陶瓷。据合浦县博物馆普查登记载：该窑包高约7米，长约60米，为龙窑。窑址周围陶瓷残片很多。
小江窑 明清时期，属合浦县的小江窑(今属浦北县)规模较大，所烧瓷器质优价廉，远销国内外。据载：小江窑建于明崇祯(1628-1644)年间，由小江人到景德镇学艺回来后建造的。所烧瓷器洁白轻巧，能耐高温。直到清道光(1821-1851)年间，在小江“马路坡先后建成瓷窑八条：张屋窑、上信窑、中间窑、老窑、四柱窑、高窑、广仁窑、塘角窑”，烧制的产品有碗、盆、壶、杯、花瓶等。青花瓷、五彩花瓶质量都很好。该窑的产品大多都是经北海港出口。据请来的江西师傅鉴定，该窑瓷器质量仅次于江西瓷器。北海市收藏研究会的部分会员，也收藏有小江窑多件陶瓷藏品。
明朝时，北海地区创烧窑加上前代延烧的瓷窑已有成10条，以每条窑每次装烧器物2万件计，每年装烧2次，全年就烧造40万件。到清朝，北海地区还有两三个窑口生产，年产陶瓷也有几十万件之多。据《合浦县志·人口》载，明嘉靖元年(1522年)，合浦县境人口为11,822人；崇祯三年(1630年)，合浦县境人口为15,467人：清康熙七年(1668年)，合浦县境人口为7,048人；道光八年(1828年)，全县人口为26,528人。按照当时的人口，明清时期陶瓷器生产若单在本地消费，肯定是供过于求的。凭着地缘优势，北海地区的陶瓷产业，显然是要通过海上丝瓷之路，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的。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的《陶瓷之路》一书指出：在阿拉伯半岛出土的中国瓷，既有宋元时期的青瓷、青白瓷，也有青花瓷。青花瓷既有元朝的，也有明清时期的。
北海岭底缸瓦窑烧制的梵文青花碗，有与佛教信仰相维系的梵文纹饰。这种碗很有可能通过“海上陶瓷之路”销往泰国、印度或非洲其他佛教盛行的地区。
有文献记载，北海明清时期有瓷器销往海外。《合浦县志·经济篇》载，于清代及民国年问，合浦生产的“缸、盆、砵、砂煲等粗瓷及粗瓷碗，有部分出口”。写于清末的《北海杂录·商务》载：“每年九、十月间，有大海波渡十余艘，载镬、瓦器往星加坡”。瓦器，即陶瓷器。《北海口岸外贸志》也指出：“北海开埠后……当时合浦、北海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如小江生产的瓷器，质优价廉，每年有大量经北海销往广州……及至新加坡等南洋地区。”除小江窑的产品经北海口岸外销外，钦州的泥兴陶也从北海口岸出口。据《北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载：“钦州生产的质地精良的陶器……这种陶制品实在是如此精美，官员们已经先后把一些实物作为贡品奉送给帝国宫廷。”由于钦州泥兴精美，清代从北海El岸出口的钦州泥兴陶也不少。
1986年12月，《考古》刊载《广西合浦上窑窑址发掘简报》一文，认为上窑、下窑等窑址在明朝之所以“兴烧”，是“与合浦县白龙采珠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我看这只是表面原因，不是主要原因。即使到明代，上窑、下窑等窑址也有成十处，窑炉数十座，每年生产至少也有几十万件瓷器。而那时雷、廉两府所使用的珠民，据当时粤督林富统计，也是“共夫二千名”。二千珠民也用不了多少陶瓷，也推动不了北海明代窑址的“兴烧”。
为何明清时期北海的古窑址还那么兴盛，“海上丝瓷之路”仍很通畅呢?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
1、明清两代前期均国力强盛，中外贸易兴旺，为陶瓷业的发展和海上丝瓷之路通畅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代前期永乐年间，明王朝派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他的船队十分庞大，拥有60多艘可容2万人以上的宝船，再加上中小型船只共200余艘，人数达26万人，大大提高明王朝的威望及与西洋的沟通。据《北海口岸外贸志》载，那时“安南(越南)、占城(今越南中部)、暹罗(泰国)、真腊(柬埔寨)等国的商人纷纷抵廉州，与我国进行贸易。明朝大批商人亦从廉州抵东南亚进行贸易。”明嘉靖年问(1522—1566年)，廉州官府开辟了从冠头岭前往安南海东府、海阳府、新兴府等地的不定期直达海上航线，当时冠头岭一带已是“南北皆澳海船舣焉”，是商舶云集之地。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7月，清廷平定台湾后，禁海及迁界取消，中外贸易又再度兴旺，据《廉州府志·度廉州海道》(乾隆版)载：那时的廉州“圣朝之威远播，薄海之风外洋，各国夷商无不航海梯山源源而来，现在幅辏肩摩，实为边海第一繁庶之地”。商路的畅通，为海上丝瓷之路的畅通，及瓷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2、陶瓷烧造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也是北海制瓷业及“海上丝瓷之路”繁荣的原因之一。
据《简明广东史》载：“明代，广东的陶瓷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窑址遍及全省各地……嘉靖前多为青釉瓷器，属叠烧；嘉靖后，开始烧制青花瓷，改用匣钵单件烧，器形制作精巧。”在北海下窑和岭底缸瓦窑的残窑堆中，也发现有匣钵等窑具。明中叶以后，由于航海技术及造船技术的进步，船舶的吨位在增大，对外航线也在增加。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北海陶瓷业及“海上丝瓷之路”的繁荣。
3、民间贸易逐渐取代了朝贡式的官方贸易，北海税率相对较低。
明中叶，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持续一千多年的朝贡式官方贸易逐渐让位于民间贸易，即“易公贩而私贩”，有利于促进陶瓷等民间贸易的发展。此外，北海税率相对较低。咸丰八年(1858年)，根据中英《天津条约》附约规定，除丝、茶、鸦片外，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按“值百抽五”征税，即只征税5％，但北海口岸的征税税率却低至4％，进出口综合税率仅为4.7％。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有特殊规定：“各口租界，作为免收洋货厘金之处”。但在北海，凡是外国商品运往内地，只交纳2.5％的子口税。由于北海口岸税率低，有利于外贸进出口，因而促进北海制瓷业及“海上丝瓷之路”的繁荣。虽然明清时期有段时间实行海禁，但在巨大的商贸利润驱动下，民间海商走私贩运丝绸和陶瓷仍非常盛行。
总之，北海古窑址经历了秦汉时期的创烧期，隋唐时期的发展期，宋元时期的兴盛期，及明清时期的延烧期，长期汲取和蓄纳南北良工之精华，在学习、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
北海古窑址的发展，与“海上丝瓷之路”的开拓和对外开放密切相连。北海古窑址凭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优势，通过“海上丝瓷之路”，拓展产品的销售市场和生存发展空间。
北海口岸，通过“海上丝瓷之路”向东南亚、非洲和欧洲等地传播北海的陶瓷、丝绸等物质文化，是国际口岸的标志，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北海陶瓷文化历史悠久。经济交流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途径。北海古窑址，为促进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海上丝瓷之路”的繁荣，曾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