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当官之后，也附庸风雅建了一所书房“翡翠轩”，房间里有“彩漆描金书橱”，而且“绿纱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独独放着一张螺钿交椅”。书房之前接有三间小卷棚。卷棚除与书房相接的一面之外，其余三面都完全开敞，形制如“轩”。不仅避免了呆板简单的房屋格局，而且，一到夏季，这里“前后帘栊掩映，四面花竹阴森”，正好纳凉消夏。西门庆无暇弹琴读书，只是模仿那个时代文人书房的格局。
《红楼梦》第四十回描写探春房中摆设，豪华名贵，皆是文房长物：
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联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
文房用器于隋唐时就逐渐兴盛起来。隋代是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时期，科举促进了隋唐文人阶层的出现，文房用器也就大量出现。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
宋代苏易简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是书凡“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共计五卷，搜采颇为详备，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是首倡“文房四宝”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宝，必会谈到《文房四谱》。这部书也是宋初文房清玩风尚的发端。
南宋的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列入十项内容，它们是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
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但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远不止这些。赵希鹄还曾写道：“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
宋代林洪的《文房图赞》中有了臂搁的记录，有关压尺的宋代记载也颇多，例如龙大渊的《古玉图谱》、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李昭玘的《乐静集》与刘宰的《家藏集》等，分别记载着玉、石、檀香等材质压尺。在宋代的《槐荫消夏图》、《西园雅集图》等绘画中，则出现了笔插的形象。
文房器物经过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进入了繁荣期。连明皇室也同样青睐起书斋的文玩，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镇纸、水晶兽形水盂、玉荷叶笔洗、碧玉笔格等。
正因为明朝的文房用具空前发达，追求这些文房用具又成为一种时尚，于是乎，许多文人雅士便将目光转向了这些既能实用，又能把玩的器物，纷纷编书阐述，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曹昭的《格古要论》，还有前面提到的《长物志》、《遵生八笺》等都有极高的资料价值。
明末的屠隆在《考槃余事》一书中的《文房器具笺》中，一共列举了45种文具，可谓集当时文房清玩之大全了，这是古籍中记载文房用具最多的典籍，成为后人研究与引经据典的重要出处。在清代，文玩的流行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清室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如今在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珍藏了一件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是件绝无仅有的艺术精品。该箱紫檀木制作，箱长74厘米，高14厘米，宽29厘米，箱盖装有铜镀金暗锁。箱打开后可支成文案，案腿设计在箱槽内，用活动薄板支撑，再用暗扣固定。桌箱内设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屉盒，每一屉盒都有两层形式不同、大小各异的多宝阁，可以入置65件文具与器玩，例如白玉洗、松花江古砚、玉臂搁、笔筒、兽镇、石章、描金云龙纹笔等等，此外还有棋子、棋盘、小蜡盏等。这个文具箱所藏的都是文具中的精华，反映了当时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