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错爱”的“台商”
景德镇陶瓷业的“自由落体”在进入新世纪后已不可逆转。2001年，新的江西决策层提出“重振瓷都雄风”，招商引资是其中的重要措施。
台湾陶艺家徐瑞鸿在此时被引入景德镇。作为景德镇的第一位带有标杆意义的台商，他租到了国有华风瓷场5000平米的厂房。
站在空荡荡的厂房中间，徐瑞鸿的心底不免有些凄凉。这个厂被解散后只剩下一个空壳，地是泥地，不铺水泥，雨天房内同时出现几条瀑布。台湾特色的“打拼”是自励的唯一话语，当地人却时常搞不懂他要什么，为什么要排这么多水龙头，为什么要排这么多分电盘。这是两岸陶瓷制作工艺分歧在厂房设计中的表现。
徐瑞鸿自称“带着一种将传统文化注回母体中的使命感而来”。
若是景德镇的引资人将徐瑞鸿视为“台商”实在是一种错爱。这十年中，他的企业越做越小，3年前，“厂”缩编为“工作室”，只剩下6个人、5条狗。当然，2000万元人民币的投入是真金白银，十年烧制出的作品不超过100件(一个品种算一件)。
他不赚快钱。有文物贩子上门求购他处理淘汰的碎瓷片以冒充古瓷，被拒之于门外。“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徐瑞鸿醉心的正是复活官汝窑的烧制技术。汝窑在南宋时就被认为是瓷中魁首，当时就为皇家御用，历史上只烧造了20年，此后神秘失传。徐瑞鸿已用去10年时间复原这项只有过20年寿命的技术。
“用两个月的时间去烧一只墨海；利坯，一天最多只做6个，通常早上一个、晚上一个，一刀一刀慢慢地削，削到自己用手摸摸行了，这才可以；有些作品，今天不想动它，就把它放在密封的箱子里，等待灵感出现”？?徐瑞鸿告诉本刊记者的这些话，在一位一天拉3000只碗的78岁老艺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
老人在御窑国家遗址公园表演拉碗，徐瑞鸿觉得老人成了“人形机器”，但他认为“这是过渡期的现象，迷失在需要多少钱的困惑里，我就是在等精神文明复苏的那一天”。
徐瑞鸿坚持用陶瓷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语言创新。而景德镇有的只是程式化的语言，拉坯、利坯、上釉、配釉、烧窑统统都是祖宗传下来的，只要根据需要排列组合就可以了。于是，徐瑞鸿就跟当地的技师失去对话基础，这个带着文化复兴使命而来的台湾人，竟与景德镇的陶瓷大师没有任何交流，闭门造车。
他最大的交流面是与当地的农民。炊烟袅袅升起，他就敲门进去看人家烧什么柴，买他们的灰，松针灰、树叶灰、草木灰，含铁量高，都是釉药；为了练一条泥，从普通的泥变成烧窑的泥，通常要花半年时间，泥料取自于乡下农田，在方圆两三百亩至几千亩的土地中掘地一米去采样，有时嚼嚼尝尝，“带碱的泥，有点儿咸”，来确定这一带的泥是否可用。
徐瑞鸿所过的生活正是王海晨在欧洲遇到的“陶艺家模式”。卧室与工作室的距离是十米，“晚上我更希望守着我的窑，知道我的窑是什么状况。我要想动手时，随时都能动手，房间外面就是可以工作的地方，写写釉药、写写对器物的感言，记录下来，慢慢形成自己陶艺语言。”
徐瑞鸿已8年没有返回台湾，“我怕回去就不回来了。”
与传统开玩笑
每个周六清晨，乐天陶社创意市集例行开市。参展的都是陶瓷学院的学生，一共100多个摊位。手链、瓷鞋、毛衣链、瓷娃娃，相比满大街的瓷瓮、瓷盆、瓷瓶，这里多少有了些创意的影子。
活动组织者之一江波说：“学生毕业展览以后不知道作品放哪里，不知道要不要留在景德镇，但是乐天想让他们留下来，因为景德镇需要破旧立新，不然就要完蛋！”
陶瓷学院进行的是陶艺教育，与景德镇的现实是脱节的，而“景德镇的未来却在陶艺”。最后一句话是徐瑞鸿在对答市长景德镇陶瓷业该往何处去时的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