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王莉英谈：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官钧”瓷器

四、“两院”收藏钧窑陈设瓷数字标号与器物的关系
花盆、盆奁、三足洗、尊等陈设器物的数字标号，绝大多数是在坯体上刻划，涂酱色汁后入窑烧，有极少的数字号是在烧成后补刻的。多数器物的数字号刻在底部，偶有花盆的数字号刻在圈足内的，盆奁与三足洗类中有少数器物的底部与一足内侧都刻标号，还见有器底无刻号，数字号刻在一足内侧，是极为个别的。现把有标号的花盆、尊等器物按品种式样，尺寸大小列出，见下表：

“两院”所藏官钧陈设瓷数字标号与尺寸统计

（一）数字标号的含义和刻划规律
为什么钧窑陈设瓷都刻有汉写数字号码，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早见于清雍正年间，《南窑笔记》说：“……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并配合一副之记号也……”。此说中的“配合一副”可作两种解释：一是指“配对”使用的器物而言，二是指“几件器物配合为一组、一套。”若作前者解释，则陈设瓷都应是“配对”使用的，但事实上藏品中的尊、三足洗都是单体的，仅有花盆与盆奁能“配合一副”。在“两院”收藏的花盆与盆奁中，仅找到一件菱花式花盆和一件葵花式花盆与同式的盆奁刻有相同的数字标号，可配为一对。多数的花盆都找不到同式同号的“配偶”。因此，将数字号做配对记号的解释是难以表明各种陈设瓷二数字号的含义。如果“配合一副”是指一组、一套而言，就是说每种器物从一号至十号配齐即为一副，似乎可通。但是文中却未记明刻号的起止数字和排列顺序，也难以认识“配合一副之记号”的规律。寂园叟《陶雅》和许之衡《饮流斋说瓷》对钧瓷器底刻号的解释为：一、三、五、七、九单号数是红朱色器物的标记，二、四、六、八、十双数号是青蓝色器物的标记，按照此种说法把“两院”收藏的数十件有数字标号的陈设瓷做排比，事实并非如上所说。现就三件钧窑出戟尊为例加以说明，青白釉出戟尊两件，一件刻单数号“三”，另一件刻双数号“八”；紫红釉出戟尊一件，底部的刻号并非是单数号而是双数号“六”。因此，《陶雅》等书对钧瓷刻数字号的解释缺乏根据。经对数十件有数字刻号钧瓷的排比研究，发现数字号与器物的尺寸密切相关。“一”为起始号即是最大号，至“十”为截止号即是最小号。每一类器物的标号大小都以器物尺寸大小为准绳，即是高、口径、足径三者尺寸最大者所刻数字号最大为“一”，尺寸最小者所刻数字号最小为“十”。每类器物都有十种大小不同的型号。因此，我认为钧瓷器底刻的数字号是器物大小的标记，亦是器物型号规范化的标记，和统计烧制件数的标记。器物型号规范化，自然便利于花盆与盆奁器物的“配对”。
（二）标号的出现
盆奁与鼓丁三足洗类器物除多数底部刻数字号，尚有少数在底部和一足内侧刻同一的数字号或不同的数字号。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茄皮紫釉鼓钉三足洗的器底和一足内侧都刻有“五”号。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二瓣葵花式盆奁的器底刻“七”号，一足内侧刻“九”号，对这种不同于常规的刻号现象怎样解释，以往曾有说，底部的刻号标志器物口径的大小，足内侧的号数是器物配对的编号。如果此说确立，就应凡花盆、盆奁都有两个不同的刻号。事实上有两个刻号的器物很少，有单一刻号的器物居多，鉴于藏器中确有器底上号数在酱色汁遮罩 下显露极不清晰者，或器底上看不见刻号而一足内侧有号数或圈足内有刻号和全器上不见刻号的情况。据此，推论两个刻号的出现可能是以防底部刻号不清晰。再于足内侧刻数字号。由于所见例证不多，尚不能找出两个刻号的规律。